第三节 政府债务的溢出效应

同样，政府债务持续扩张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特别是当债务国是世界性大国时尤其如此。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来弥补政府储蓄缺口，政府发行国债政策就有可能成为政府吸引外部资金，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手段，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债务负担的国际转移和溢出效应。

开放条件下储蓄—投资恒等式可扩展为：

Sp+Sg+Sx=I

其中，Sp表示私人部门的储蓄，Sg表示政府部门储蓄，Sx表示国外资本流入。由于国民经济账户中I=Ip+Ig，上式可写成：

（Sp-Ip）+（Sg-Ig）= -Sx

其中，（Sp-Ip）为私人储蓄投资缺口，（Sg-Ig）为政府储蓄投资缺口，也即政府财政赤字。如果政府赤字增加，即（Sg-Ig）为负数且绝对值增大，以及私人储蓄投资缺口即（Sp-Ip）的绝对值不变，那么政府的赤字也就必然由国外资本流入来弥补，这样在开放条件下，政府债务的发行和交易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自然也会导致不同国家间福利的转移。

由于存在着资本的国际流动，一国政府就有可能通过发行政府债务吸收他国储蓄，并通过对利率机制和汇率机制的操纵无偿获取他国居民一部分收入转移，这不仅可以弥补本国储蓄不足，而且还可实现债务负担转嫁，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日本学者星川顺一（1997）提出的异质经济主体理论来说明。所谓同质或异质经济主体是以主体间在经济上是否有关联作为界定标准的：如果两个主体间的经济利益是切身相关的，如上一代与有继承权的下一代，就属同质经济主体，否则就是异质经济主体。由于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主权货币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不同国家间可以看作异质经济主体。只要在经济主体间存在异质性，就存在异质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再分配，在债务问题上一国就可以向其他国家转嫁由债务融资引起的税收负担，影响其他国家福利水平。

债务负担在异质经济主体之间的转移可以用两期模型来说明。假设国民经济存在两个利益集团：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时间上只存在第一期和第二期，政府财政在第一期内通过发行债务融资予以转移性支出（比如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出为 TR1，对高收入阶层的转移支出为TR2），那么，第二期内则通过增税（两个收入阶层的税负分别为TA1与TA2）偿付债务，第二期税收的折现值应该等于第一期的转移支出为：

TR1+TR2=（TA1+TA2）/（1+r）=T1+T2

其中，r表示贴现率，T1 和T2 分别表示TA1 与TA2 的折现值。如果政府通过财政收支机制对收入重新再分配，即将一部分收入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时，则（TR1 -T1）=（T2 -TR2）＞0，即低收入阶层获得的净收入额是高收入阶层的综合净负担额；如果（TR1 -T1）＞（T2 -TR2），则或许因为人们反对增税，而使低收入者的净收入大于高收入的综合净负担，那么，此时的民间部门从政府部门获得的总转移收入额大于其储蓄额，国民总储蓄将下降，消费支出增加。即使不是因为人们反对增税，如果存在第一期未获得任何财政转移收入却在第二期承担着部分偿债税收负担者即第三阶层，假设T3 为该阶层未来税收负担的折现值，便会有高、低收入阶层均从第三阶层获取利益的现象，即（TR1 -T1）+（T2 -TR2）=T3，第三阶层就是典型的异质经济主体或不同的消费者，当这个阶层为其他国家时，这种异质性就更加突出。

由于不同国家间属于异质经济主体，那么一国可以通过国际收支，使其他国家政府或居民成为本国政府债务的未来偿付者。当政府发行的债券由国外部门购买时，由于外国资本流入弥补了政府储蓄的缺口，所以政府债务虽然增加，但不一定会导致本国私人储蓄增加，消费支出也不一定减少。因而，就可能出现国内财政赤字很高、储蓄很低，经济仍保持增长的情况。尤其当这个国家的货币是国际贸易和资本流转的主要货币，对外债务也主要以本币计价时，更有利于实现上述情况。因为对于债务国而言，由于其具有货币优势，导致其他国家对债务国发行国债的大量需求，而作为该国真正负担的对外债支付利息又可以通过本币贬值来实现债务负担的转移，这样，债权国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而债务国的福利损失较小。

在开放条件下，政府债务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来弥补，从而使该国仍能维持低储蓄、高消费，并且政府债务这一运行机制最有利于拥有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此时该国通过对利率和汇率调节可以实现债务负担的国际转移，进一步通过贸易、金融等途径对其他国家经济产生溢出影响，由此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福利转移。尤其是当该国政府债务持续扩张时，不仅会给债权国带来直接的风险，而且该国若无法通过增加税收来偿还债务时，会更倾向于通过利率、汇率等手段来转嫁债务负担，这样会进一步对其他国家造成溢出影响，乃至经济增长的下降，社会福利的降低，由此也可能引起国际的政治经济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