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一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产业集聚和城镇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的互动发展是提升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途径。据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考证，早在1250年，世界上就有了生产的地域分工和专业化现象。进入近代以来，英国的曼彻斯特和兰开夏、德国的奥芬堡与海德堡等地陆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产业集聚区（波特，2002）。但这一时期，产业集聚现象还未大量出现。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欧美一些国家陆续进入并完成工业化，大规模的产业集聚陆续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广泛出现，并诞生了诸如美国硅谷、东京大田工业集聚区、德国法兰克福汽车产业园等产业集聚区。产业的大规模集聚，引发了人口、资金等要素的转移和集中，使地区经济和城市得到飞速发展，促进了大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并进一步带动城市人口、经济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形态的变迁，从而提高城镇化的“质”和“量”，推进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的实质是产业及其相应的生产资源向城市集聚，城市借助集聚经济的优势，吸引更多的产业以及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城市区域转移，从而为产业集聚提供充足的要素供给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的过程。因此，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促进了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在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地区经济得以发展，城市功能得以完善，居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因此，以产业集聚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产业集聚是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工业集聚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内容，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业集聚与城镇化过程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依靠工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19世纪末，美国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在五大湖周围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业集聚区。在工业集聚的推进作用下，美国顺利的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同样地，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增加了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和工矿区转移，形成了一大批工业城市。第二次技术革命后，欧洲的机械、汽车和电子等工业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工业城市增多，人口、资金、技术等向城市聚集，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发展。一般而言，工业集聚通过吸引人口、资金等资源向工业领域的流动和集中，可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城镇化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同时，城镇化也为工业集聚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工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拓出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开始，我国西部地区就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将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工业化发展及工业集聚区建设进程。经过十几年的稳步发展，西部地区的工业集聚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并为城镇化发展和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服务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服务业集聚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并逐渐从工业的补充地位跃居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的特点，其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其行业形态多样化、就业人员多层次和资源投入集约性等特点，服务业不仅可以弥补工业吸纳就业人员有限和资源需求巨大的不足，同时也能够降低经济的运行成本，扩大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而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推动城镇化进程。不仅如此，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还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镇居民生活条件，从社会生活层面促进城镇化发展。而城镇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心，具有良好的聚集效应，能够吸引人才、资金、信息等向特定区域集中，通过带动生产要素的空间汇聚，促进服务业集聚。可见，服务业集聚也能够与城镇化实现互动发展，并带动人口、资金、信息等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流动，增强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整合能力。目前，世界上众多大城市都把服务业集聚作为增强城市竞争力、提高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方式。因此，在资源和环境条件的双重约束下，加快服务业发展、推动服务业集聚是促进城镇化转型、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

我国西部地区具有发展服务业的良好基础和巨大潜力，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是西部地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选择。西部地区地处内陆，边境线漫长，拥有多个国家级沿边开放城市和开放口岸；独一无二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生态景观，造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基于此，西部地区的边贸、旅游以及配套的住宿、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均发展良好，且其他相关产业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先后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之后，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从“积极”到“深入”再到“优先”，西部大开发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这也是西部地区统筹区域发展的新起点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今后十年是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必须以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如何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关键在于能否探寻到适宜的路径、找到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因此，基于良好的服务业发展基础和潜力，在工业化稳步发展的基础上，西部地区可以探索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实现地区经济和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二）理论背景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二产业主导转变为第三产业主导，产业集聚的表现形式也随之由工业集聚扩散到服务业集聚。可以说，服务业集聚理论是在产业集聚理论及工业集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其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关系的研究也往往内生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关系。要厘清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脉络，有必要回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最早从外部规模经济视角阐述了产业集聚引致城镇化的过程，此后，埃德温·米尔斯（Edwin Mills）和布鲁斯·汉米尔顿（Bruce Hamilton）对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学说进行了拓展，并形成了米尔斯—汉密尔顿城市形成模型，从而更为清晰地反映了产业的区域选择及集聚与城市形成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Myrdal,1957; Hirshman,1988）和地理学家（Pred,1966）分别阐述了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其具有循环累积的性质；而Scott（1983）则从企业联系成本视角阐述了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一系列代表人物，如Anthony. J. Venables、Paul Krugman、Masahisa Fujita（1999）进一步提出了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和迁移驱动模型，为后续关于城镇化对产业经济发展作用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进入21世纪，关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在产业集聚区、大都市圈也表现得更为明显（Godon H. Hanson,2000; Becattini、Bellandi、Propris,2009）。此外，胡佛（1930）、钱纳里等（1975）、西蒙·库兹涅茨（1989）、Alonso Villar O．等（2004）、Viladecans Marsal（2004）等学者对工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二者的互动关系。

我国学者关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拓展与实证分析（苏雪串，2004；何静，2004；葛立成，2004）。具体来讲，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分析产业集聚、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为主，多将工业集聚作为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研究的切入口（仇保兴，2004；纪良纲、陈晓永，2005）。这是因为，早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工业化，工业集聚现象更为明显，因而导致不少学者将工业集聚等同于产业集聚来研究。二是以定性分析为主，而关于二者系统性互动机制的研究则鲜有涉及。学术界大多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罗薇薇，2006；王君萍、项桂英，2007）、系统动力学方法（徐维祥，2005）、典型相关分析方法（谢方、徐志文、王礼力，2009）、多元典型相关模型（陆根尧、符翔云、朱省娥，2011）等方法，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我国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而理论研究则多内含于实证研究的相关内容，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专门理论框架（李清娟，2003；陈柳钦、黄坡，2007）。三是以研究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区为主，而对其他地区的研究较为匮乏（徐维祥、唐根年，2005；马春辉，2004）。这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在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和繁荣，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广泛关注。

然而，20世纪后期，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其对城镇化的作用逐渐减弱，而服务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则日益突出（许学强等，2009）。世界范围内，服务业集聚区不断涌现（如美国芝加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英国伦敦金融服务业集聚区、中国上海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并成为学术界在产业集聚研究领域的新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服务业集聚的概念（D. Keebale、L. Nacham,2001；张树林，2006）、成因（Senn, 1993；陈建军等，2009）、模式（Naresh、Gary,2001）及测度（李文秀、胡继明，2008；阎小培、姚一民，1997；胡霞，2008）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已有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对服务业集聚的概念界定仍沿用产业集聚或工业集聚的内涵，对服务业自身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对服务业集聚成因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新的理论突破；对服务业集聚的测度仍然以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为主，但并不适用于服务业的行业特性，从而导致测度结果与现实状况存在一定差距等。

随着对服务业集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服务业集聚本身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就业及收入乘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魏剑锋，2006；马鹏、李文秀、方文超，2010）。吉昱华等（2004）指出，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在城镇的集聚效应更为明显，而城镇反过来又能为服务业集聚提供依托和载体，并最终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张树林，2007）。由此可见，在产业集聚理论日益深化、服务业集聚及城镇化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逐渐开始了关于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单向作用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城镇化进程，Jay Kandampully（2001）指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寻求竞争优势时，服务业集聚可能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城市人口增加（徐维祥，2005；顾乃华、李江帆，2006），同时能够为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镇自身高素质人力资源，提供充足且多样化的就业岗位，进而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等（克里斯塔勒，1933；马鹏、李文秀、方文超，2010）；另一方面，城镇化也能够对服务业集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Singelmann,1978; Hiroko Minra et al.,1997; Chang et al., 2006）。

目前，关于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更多的学者旨在论述服务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李建英，2002；江小涓等，2004；高敏，2009；顾乃华等，2011）。刘茂松（2000）指出，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就业所需固定资产和物资性生产资源耗费都较少，同时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江小涓、李辉，2004）。因此，应将服务业发展放在城镇建设的重要位置，发挥市场、服务业推动城镇化的动力源作用。不仅如此，城镇化会促使服务业在城镇的集聚，并且这种作用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加强（马鹏、李文秀、方文超，2010）。此后，张树林（2007）、陈立泰和侯娟娟（2012）、张勇等（2013）对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至于如何构建适宜服务业集聚的测度方法及现代城镇化指标评价体系，并以此了解和科学评价我国西部地区现状，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作用机制逻辑框架及互动现状究竟为何，如何通过科学的路径设计和政策实施推动二者良性互动发展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成为制约我国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研究、突破理论与实践“瓶颈”的关键点。

二 问题的提出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在对服务业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主观性理论分析及运用现有方法对二者进行测度和实证关系的检验上，研究对象也多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为主。那么，我国西部地区的服务业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现状如何？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这条新型发展路径是否具有理论可行性？西部地区是否具有实现二者互动发展的现实基础？适宜的城镇化水平和服务业集聚水平是什么？互动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哪些障碍因素？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实现路径是什么？政策层面应如何做才能促进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本书将通过深入分析与探讨来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