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共产党探索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国先进文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1840年鸦片战争的连天炮火惊破了古老中国的封建残梦，向来处于独尊地位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大动摇了传统文化旧有的根基，部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已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优于西方文化，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大大落后于“外夷”，于是以魏源“师夷长技”的口号为开端，终于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物质上学习西方并首次付诸大规模实践的是洋务运动，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引进并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在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立宪君主政治，把专制的中国变成议会制的中国。这些思想主张把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由物质层次推进到了制度层次。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民主革命文化便应运而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以民主革命文化为指导，高扬“三民主义”大旗，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目标的民主革命风暴，满清王朝连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一起被送入了历史的坟墓。但由于袁世凯背叛民主革命，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从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洋务运动，到主张立宪君主政治的维新运动，再到高扬“三民主义”大旗的辛亥革命，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相继失败，但它们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努力探索孕育了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为新文化运动准备了基础与前提。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起了冲决封建罗网的斗争，将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由制度层次推进到精神层次。但新文化运动也未能完成中国文化的根本的变革与转型，找不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正当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陷入迷惘，找不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时，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此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以俄国为榜样，“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919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择定了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构中国现代民族新文化的基本方向，用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中国文化精神，构建符合时代与世界精神的民族文化体系。这一历史性的文化选择，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与变革的历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文化滋生、发展、演进的光辉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在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对中国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初始文化形态，是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它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正式形成，从而在中国文化史上竖起了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篇著作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近代尤其是我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实践的理论总结。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了经典性的阐述，初步回答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相统一的原理，深刻地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并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其性质来讲，是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既不同于旧的帝国主义文化，也不同于旧的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而半封建文化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两种文化具有历史的反动性，“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是文化革命的对象。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不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在思想观念和文化上的反映，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具有先进性的特质，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先进性特质表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新文化形态。

一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属的性质和范畴上来讲，新民主主义文化不属于资产阶级文化的范畴，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由于“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因此，“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新文化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是当时中国新文化的领导者。而在“五四运动”之后则不同，“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是一种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其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样的新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

二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呈现出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等特点进行了详细论述。他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民族性，“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科学性，“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大众性，也即民主性，“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总之，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符合中国现代历史潮流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文化。它实现了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自近代以来的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新的历史契机，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与不同的历史阶段相联系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经历了苏区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等几个历史时期。1921年7月，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先进文化进行了艰辛而有益的探索。随着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深入和根据地的发展，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提到了党的工作日程上。毛泽东在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提出了一条新的文化建设思路：“为着创造革命的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文化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先进文化，即苏区文化，其先进性体现在：苏区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文化形态，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就“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区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历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地区农村文化落后的局面，提高了农民的知识水平、文化素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使农民的精神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获得了极大解放。毛泽东曾经讲道：“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工农和他们的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以政治上与物资条件上一切可能的帮助。”

中央苏区文化的建设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央苏区的教育实践。中央苏区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文化教育工作领导机构，指导和推动了苏区的文化教育实践活动。苏区在教育实践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学校教育同社会教育相结合，目的是要扫除文盲，对苏区居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为革命培养党的干部及后备力量。中央苏区的教育实践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对苏区的工农群众进行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为提高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苏区政府在根据地通过建立列宁小学、工农夜校、识字组、俱乐部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了以识字为中心任务的扫盲运动。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8.8万人；识字组2.3万多个，参加者仅在江西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1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9.3万多人。二是对干部的教育。主要通过在苏区设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列宁团校以及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等各种专科学校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和各领域的专业技术教育，从而为中央苏区培养了大批的高级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第二，反对宗教迷信的群众运动实践。毛泽东曾在1927年3月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道：“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由于中央苏区地处山区，经济文化落后，群众中的宗教迷信思想较为严重，因此，中央苏区成立后，便广泛开展了反对宗教迷信的群众性运动。苏区政府动员群众自发地起来抵制烧香、敬菩萨，废除神像、匾额、祖牌、家谱等一切封建迷信的象征，禁止见愿打醮、立教传徒、募捐建筑庙宇，禁止赌博、嫖娼、抽鸦片、妇女缠足、束胸、穿耳等有害习俗，勒令和尚、道士、尼姑以及算命先生等改换职业等。通过这场群众性的反宗教和迷信运动，革除了旧的封建习俗，极大改变了中央苏区群众思想文化落后的局面。第三，在中央苏区开展广泛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使广大妇女从各种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男女平等，苏区政府先后颁布了《婚姻条例》（1931年11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1934年4月）。《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从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和婚姻自由的原则，强调废除一切封建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封建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同时，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中央苏区各级政府相继成立了很多妇女机构，如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或妇女科。采取各种措施如开办平民学校、专门的女子学校或女子夜校鼓励妇女学习文字，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使妇女从封建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鼓励妇女参加劳动，同男子一样同工同酬，保障妇女的劳动权利。鼓励妇女参加政权建设，保障妇女的选举权，在苏区各级政府和各级组织均吸收一定比例的妇女参加。第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为引导苏区群众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丰富苏区群众的生活，使其从愚昧落后和严重的宗教和封建迷信思想的侵蚀中摆脱出来，中央苏区根据群众的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反映群众生活实践的文体娱乐活动。如通过创作红色歌谣、漫画、杂文、报告文化、戏剧、歌曲、小说、诗歌、快板等易于理解，并为群众喜闻乐见，能够充分展现苏区军民的精神风貌的文艺和娱乐活动等形式，对群众进行先进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生活，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觉悟。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继续高举先进文化旗帜，形成了一种先进文化——抗日文化。抗日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而实践的一种新型的先进文化形态。抗日文化的先进性就在于它配合了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形势，承载着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立场，有力地动员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们投入抗战的洪流，反映了当时抗日战争的革命实践。这种文化以宣传全民族抗战为主要题材，以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要基调，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为目标，极大鼓舞了广大中国军民的士气，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激情，为打败日本法西斯，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苏区文化着重强调文化的阶级性不同，抗日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是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而产生的文化形态。在抗日文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既要保持自己的阶级性和独立性，又要服从抗日战争的民族大义和根本利益，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抵御日寇的入侵。因此，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以苏区文化的阶级性标准来衡量、来要求、来倡导文化建设。是否属于进步的思想文化，首先要看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否配合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形势，是否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的要求。各种文化活动及其精神产品是否进步，首先要看它是否承载了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立场，是否有益于动员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们投入抗战的洪流，是否有益于反对一切投降卖国的汉奸文化。”抗日文化的核心是抗日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斗争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正是在抗日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中国各族人民、各阶级和各阶层人士紧密团结在一起，前赴后继，一致对敌，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关于抗日精神的本质内涵，胡锦涛曾详细做过概括和总结，他说：“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在那场空前壮阔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表现出许多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不仅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而且在抗战的烽火中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升华。这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大力继承和发扬。”

抗日文化的建设实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建立文化上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联合一切社会力量进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包含各阶级和各阶层人士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就包括文化上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曾多次阐明过组建抗日文化队伍和建立文化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认为，文艺应服从于政治，是为政治服务的，“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即党的文艺工作者要在抗日问题上同党外的文学家和文艺家等建立广泛的文化同盟和文化统一战线。同时在文化抗日统一战线中还要处理好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二是为达成广泛的文化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各种文化救亡组织和团体。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为推动抗日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战协会边区分会、延安文化俱乐部、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等文化救亡协会和社团。在国统区很多城市均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如上海的剧作者协会、漫画界救亡协会、战时文艺协会、文化界抗敌协会，武汉的文化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武汉木刻人联谊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这些文化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是创办了大量以抗战为主要内容和题材的报纸杂志。在国统区，有上海的《救亡日报》、《烽火》、《七月》，成都的《金箭》，广州的《抗战戏剧》、《文艺阵地》，长沙的《抗战日报》，武汉的《新华日报》、《群众》、《抗到底》、《救中国》、《战地》、《抗战电影》、《抗战文艺》、《全民抗战》等。在解放区，有《抗战报》、《边政导报》、《冀中导报》、《救国报》、《挺进报》、《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人民报》、《中国人民报》、《战线》、《新长城》、《抗战生活》、《前线》、《战场》、《大众》、《中国青年》、《人民时代》、《华北妇女》、《战地妇女》等。此外，在抗战时期文学艺术作家们还以抗战为题材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表现中国人民奋勇抗敌的英雄气概的文学艺术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延安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造的具有先进性的思想文化形态。延安文化与抗日文化在时间跨度上有所重合，但又不完全一样，延安文化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抗日文化强调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广泛性，而延安文化则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延安整风运动是延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延安整风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止于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时4年。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针对党内所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而开展的一次整顿党风的运动，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做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早在建党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党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的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针对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同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斗争，发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在1929年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起草决议时，毛泽东深刻指出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毛泽东认为要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与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在这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分析了主观主义，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这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初步尝试。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队伍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同“左”倾教条主义展开了斗争。毛泽东首先分析了“本本主义”存在的原因就是“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的心理。接着指出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其次，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首次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党内所存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风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的不良学风体现在党内的一些同志身上，就是理论严重脱离实践，仅凭主观愿望做事。他们“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党内所存在的“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1942年，毛泽东在他所写的《整顿党的作风》中再次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强调：“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党内的主观主义学风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其错误就在于“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这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风表现在文风方面就是党内的党八股现象较为严重。毛泽东在1942年2月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明确指出：“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在讲演中，毛泽东列举了党内在文风方面存在的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表现在党风方面就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宗派主义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党内的相互关系上，即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等；一种是党外的宗派主义倾向。“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分析学风问题的实质入手，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而为延安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内核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延安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它所具有的大众化品格，在内容上要求深入地去反映边区群众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劳动、生活和精神风貌，通过文化活动、精神产品来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服务。毛泽东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讲到了无产阶级的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为延安文化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他指出，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艺是有的，如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主义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文艺，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而无产阶级的文艺则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人民大众指的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在现阶段就是指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

延安文化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艺是服从政治的，“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延安文化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事业服务的一种具有先进特质的文化。这就是说，延安文化是一种集艺术性和政治性于一身的先进文化，坚持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其中政治性是第一位的属性，“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延安文化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其发展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和主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文化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正是在延安文化的不断实践中，我们党在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过程中，开始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毛泽东是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对其内涵进行系统阐述的第一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专门用一节内容论述了“学习”问题，在这一节中，他首先告诉我们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应当把它当作教条去看待，而应当看作我们行动的指南。其次比较系统地分析并明确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延安文化的精髓就是延安精神。延安文化在其发展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能够反映延安军民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的延安精神。关于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曾做过深刻的阐述：“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江泽民在2002年3月视察陕西工作时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胡锦涛于2006年1月在延安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延安这片热土上孕育和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过去、现在、将来，延安精神都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不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营养，在工作实践中锤炼意志，让延安精神放射新的时代光芒。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向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形态的转变。然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比资本主义文化更高级的文化形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所面临的杂然纷呈的文化现实，这就决定了实现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此，要顺利实现文化转变，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对现有与共产党倡导的先进文化很不协调的旧文化进行改造。文化改造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文化现状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对旧的思想文化进行彻底改造，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去；文化改造的重点是加强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改造，焦点是彻底清算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以及自视清高、不问政治，标榜“客观主义”的超阶级思想等。对此，毛泽东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文化的改造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最初是十分谨慎的，毛泽东把它定位为“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然而，随着改造运动的深入，文化改造的方式也经历了从温和的思想教育手段到开展针对个体的激烈的思想批判运动。应该说，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效果来看还是值得肯定的，在改造的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也都能较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能够自觉自愿、积极地接受思想改造。季羡林在1997年接受电视文献片《周恩来》摄制组采访时曾道出了自己在当时的感受，他说：“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情况是这样的：最初，倒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可后来人们都说你有毛病，结果呢，人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就觉得自己有毛病，倒不是勉强的。拿我来讲，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肮脏，就应该改造。这‘原罪’呀，是应该的。当时我虽然在‘中盆’里边也碰过一次钉子，洗过两次澡，可是感觉到，完了以后，真像洗过澡以后，觉得身体非常的干净，精神非常愉快。”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改造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整合，肃清了在知识分子群体身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加快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除在思想上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外，新中国成立后还对社会环境进行了有效治理。一是大力倡导社会公德，从正面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如，20世纪50年代，在全社会开展了以“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为核心的国民公德教育运动；60年代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学雷锋运动。这些对于公民提高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公德意识，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水平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二是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黄、赌、毒等不良行为进行综合治理，铲除赌场、烟窟、妓院等场所，开展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取缔和铲除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三是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些治理和整顿措施对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形态最终得以在全社会确立，整个社会的文化步入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文化方针和政策。1956年，毛泽东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在对待中外文化上，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1964年，毛泽东针对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写信反映社会上存在的“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的问题，在信上专门作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明确批示，指出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遗产。另外，我们党还提出了要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利用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1961年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概念和尊重精神生产规律的思想。在党的这些正确方针与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在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科学技术、文教卫生的落后面貌。然而，随着我国在政策、路线方面“左”倾错误倾向的日益严重，整个社会进入到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范式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影响。这一时期，虽说党在总体上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出与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文化发展方针与政策，在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思想文化领域也日益受其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因而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期的严重错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文化探索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随着“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左”倾错误也逐渐泛滥开来。许多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鸣”、“放”出来的意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而遭到批判。1962年八九月间的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四中全会，使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得到进一步发展。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反右扩大化首先反映在文化领域并逐渐扩大到整个文化界，把学术问题简单等同于政治问题，许多学者、作家及其理论观点和作品遭到猛烈批判，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伴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形成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确立，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左”的错误干扰，不仅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而且使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文化方面曾长期偏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这种文化范式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导性原则，具有明显的政治中心倾向。它特别强调文化对政治的附属地位，而忽视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结果导致了文化的极端失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其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这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邓小平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文化工作必须为这个中心服务。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的文化范式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现代化建设为基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新范式的转变。以现代化建设为基本任务的文化范式的确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它体现了时代的主题、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随着文化新范式的逐步确立，如何建设一个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自然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的一项最紧迫的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观点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这一理论也得以不断发展并逐步走向系统化。最早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的人是叶剑英，他在1979年9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了系统的总结与论述，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198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指导思想、党的领导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了科学系统的总结和概括，标志着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正式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它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与探索的结果。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有：

一是明确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二是对精神文明的概念和内涵加以科学阐释。精神文明作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一个崭新命题，其概念和内涵如何理解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重要问题。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1982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谈道：“精神文明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特别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和艰苦奋斗。这也不是抓一年两年的事，要一直抓到底。”1983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又明确讲道：“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精神文明建设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二是思想道德建设。其中，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从根本上规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其核心内容是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等。

三是明确把培育“四有”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在对精神文明内涵进行科学阐释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四有”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1982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将“讲道德”改为“有道德”，提出要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将“守纪律”改为“有纪律”。

四是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关键所在。在邓小平看来，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同时，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正如邓小平于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

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是祛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思想战线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在“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这些精神污染问题导致了社会思想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他指出，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政策方针是正确的，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精神污染现象，主要是由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这些政策方针贯彻执行不力所造成的。因此，他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认识到祛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在“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况”和“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认真严肃对待思想战线存在的精神污染问题。祛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最主要的就是要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对人们的影响。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详细列举了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在人们思想观念和我国社会建设各个领域的种种表现，同时强调要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准确如实的分析。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们“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在思想领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专门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系统阐述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和重要措施，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江泽民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一是赋予精神文明新的科学命题：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江泽民对精神文明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系统的认识和升华，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命题，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江泽民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宏伟构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作了初步的阐述。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系统的阐述，科学规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且肯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基本要求、基本原则和战略措施等进行了系统、科学的阐述，从而构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体系。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内容之一，突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伟大历史作用，体现了文化建设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从1991年庆祝党成立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到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的诞生，是继新民主主义文化论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之后的又一次文化建设理论的新发展。二是阐明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全面实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物质文明是基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毫不动摇，但是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甚至社会也会变质。”三是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根本任务和目标的思想，在“四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四以”的科学论断，即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强调要努力培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并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四是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统一奋斗目标，提出：“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五是精神文明建设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把它作为评价领导干部政绩的标准。江泽民指出：“物质文明抓得好，精神文明抓得不好，不能说是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看一名领导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他抓物质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成果，还要看他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成果。”同时他还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部门以及党报党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重要宣传阵地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充分发挥这些部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将社会思想舆论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六是建立一支包括宣传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化艺术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等在内的专门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宣传教育队伍，并充分发挥他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领导和骨干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七是精神文明建设要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正确结合，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而绝不允许‘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冲击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不允许这种错误倾向泛滥而不受到批评和制止。”八是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发展方针，并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2002年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强调：“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并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必须“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交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份答卷”。在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胡锦涛不断赋予精神文明建设以新的科学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2006年3月，胡锦涛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会的讨论时，明确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2006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概念，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目标和要求。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011年10月，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新时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强调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习近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必须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协调、统一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是相互的辩证关系，“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会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尤其是经济的多元化会带来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进一步来说，要认清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二是抓精神文明建设要办实事、讲实效，紧紧围绕促进人民福祉来进行。习近平提出，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工作，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建设是一项重在建设的‘树人工程’，是一项不容易出‘政绩’的基础工程，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工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从通俗的意义上讲，文化工作是一项相对务‘虚’的工作，衡量标准比较 ‘主观’，表现载体比较多样，稍不留神就可能搞成‘花架子’。因此，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更加需要我们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锲而不舍，脚踏实地，抓紧抓实。”三是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针对当前社会上有些人把童谣低俗化、成人化，且存在着乱改古诗，乱编“脱口秀”的不良现象，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发展中形成的。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精神面貌。未成年人的工作，是事关未来的事业，是决定中华民族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工作。只有‘从娃娃抓起’，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实基础。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由于儿童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抵抗诱惑的能力也很弱，故童谣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着孩子的“精神空间”和“心理空间”，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深远。因此，“我们要从培养未成年人的爱国情感、远大志向、文明习惯、良好素质等这些基本工作做起，真正把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四是把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习近平指出：“法治与德治，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一个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各自起着不可替代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健康和正常运行。从一定意义上说，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保障社会健康协调地发展。”五是文艺创作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同时，他指出：文艺创作应是坚持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产品不能故作‘清高’，不屑于讲‘票房价值’，不能再走创作—获奖（省优、部优）— ‘搁’优的老路了。……先进的文化产品，应当既体现先进性，又能体现群众性；既不‘趋利媚俗’，又不远离市场、忽视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一致的，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创作和生产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产品，去占领市场，赢得群众，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