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依赖于外部世界的特殊性与人掌握外部世界的必要性

人曾以万物之灵自居，但人不可能无所依赖而遗世独立，人永远是栖居在一定的环境中的“在世者”。因此，人必须以外部世界的存在为依托，人必须依赖于外部世界，才能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所谓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指的是人不能脱离外部世界，即那些作为能够维持和保证人的生存、发展的环境、对象和条件的影响、制约、限制的一种存在特性和存在状态。

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直接根源于人是自然界分化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客观事实。众所周知，人来自动物界，是动物长期进化的结果。人的远祖是古猿。人不过是其远祖在自然环境急剧变化所造成的压力和自身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活动等内外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演化而成并提升出来的，一种具有自己生存模式的高级存在物。人连同自己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脱离哪怕是逐渐脱离其生命之根的自然界，而必须以自然界，特别要以孕育了他的生命的生态功能圈为其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根据。因此，“人类正如生物圈的目前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依赖它本身与生物圈的关系。”

作为自然界分化的产物，“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因此，人的存在、生命、本质力量都有赖于别的存在物作为他的对象。人渊源于自然的本能倾向的实现，人的肉体的客观需要的满足都有赖于属于自然界的对象。人只有在与独立于他、外在于他的自然存在物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情况下，只有不断地从自然系统吸取负熵流，获得足够的物质、能量、信息，才能维持自己这一有机动态系统的积极平衡和内稳状态，才能保证他生存下去。可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外部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 “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外部自然界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也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可见，人是由于自然界存在的现实的对象性，才获得自己的对象性的现实存在；凭借自然界的运动着的生命，才获得自己的生命的运动；借助于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因此，人只有依赖于自然界才能获得生存权利。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没有丝毫差别。

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虽然和动物一样不可须臾摆脱，但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方式和实现形式是根本不同于动物的。就人来说，对外部世界的依赖蕴含着社会、文化的人类学意义。这就是说，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不是像动物那样，只是通过片面的特定化的适应，来实现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从而使自己成为它所属的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而是通过本质上是全面的普遍的掌握，来实现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依赖的。这就意味着人必须实践地和观念地掌握外部世界的对象，通过不同的方式的享用和消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与活动的一部分，从而建立起一个属人的对象性的世界，以此来实现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可见，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实际上依赖于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或者说，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是人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实现方式。人掌握外部世界的范围、层次和程度，决定着人所能依赖的外部世界的范围、层次和程度，从而标志着人赖以生活的外部世界的范围、层次和程度，并映现着人的普遍性的发展水平。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的范围越扩大，人赖以生活的外部世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

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之所以必须要通过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来实现，首先是由于“人在适应外在世界的过程中相对缺乏本能的调节”，因此，人不得不逐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指令，不得不能动地掌握外部世界以获得自己生存的权利和可能。

根据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人和动物在生理结构和行为模式（感受模式和效应行为）等方面是不同的。大家知道，动物对自然界的依赖根源于其直接的机体生命及其繁殖的需要。动物对自然界的依赖方式决定于其自身机体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动物的需要是物种先天遗传和规定了的本能的机体生理需要，即维持生命存在和延续种族这样一种具有单一性、遗传性、本能性和稳定性的需要。可见，动物的需要是片面的、个别的。动物只能凭借由物种遗传而承继下来的机体的生理结构和功能，通过适应相对稳定的环境的行为方式来满足其需要的。动物的机体结构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的作用而肯定和固定下来，并通过生物遗传方式传递下来，因而是特化的、专门化的。而这种专门化的效力和范围也就是动物的本能。因此，动物是靠本能来适应和依赖环境的。所谓本能就是建立在先天接通的固定的反射弧基础上的无条件反射，是根据固定不变的节律、先天的行为图式、指令对重复出现的典型境况，作出呆板性反应的一种一开始就完成了的行为。动物的这种机体的生理结构、功能及行为方式的特化和专门化，决定了动物适应环境模式的单一性、不变性和刚性，决定了动物所能适应和依赖的环境世界的范围、界域以及这一界域的不可超越性、不可突破性。这种适应和依赖模式虽然有其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当动物超出其生命的时空界域，面对急剧变化着或变化了的自然环境，就无能应付、无法适应、无从依赖；但更主要的是，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即只要在其生命机体适应的阈值和它们所能依赖的属于它自己的特定时空范围内和其功能圈中，它以自己的生理特点，间接地以其形态特点为基础，即以构成严整的功能性的统一的欲动和官能结构为基础，凭借“准确而完全封闭”的本能行为，动物就能应付自如，就能获得直接需要的东西，从而使其生存完全得到保证。可以说：“动物在其环境中所能发现和所能把握的一切处于其环境结构的安全栅篱和界限之中。”动物是完完全全地符合于它的环境的。

但是，人与动物不同，“在种系发生或个体发生方面，人都是不完善的生物”。从纯粹生物学角度看，在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人是不完善、有缺陷和匮乏的生命存在物。确实，人虽然能直立行走，手脚分工、脑发达、感觉器官复杂，但是人没有用以对抗恶劣气候的天然皮毛，没有天然的攻击性器官，没有利爪锐牙和凶猛力量，没有适宜于快速奔跑的肌肉组织等。这些都是对人的生存极为不利的生理性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无能为力的。不但如此，更主要的是人的器官结构和行为模式是非专门化的非特化的。因为人不仅是动物进化的产物，也是动物本能退化的结果。“人诞生在那本能能力已退化到最低限度的进化点上”, 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指出，人是“自然的最孤独的儿童：裸体的和被遗弃的、孱弱的和无力的、胆怯的和不能自我护卫的；最为悲惨的，人被剥夺了任何指导生活的本能。人在降生于世时只有如此模糊的和被削弱了的感觉能力，只有如此不确定的潜在能力，只有如此分裂了的和迟钝的动力”。因此，与动物的行为方式生来就注定的，用不着自己决定在每个特殊情况下将怎样行动，只需把眼前境遇充分纳入自身以便发动为这种境遇预设的本能反应就可以了相比，人是不幸的。大自然没有赐予人在相应的自然环境中顺利地生存下去的本能化、固定化、特定化的完善的适应能力。

这种状况的存在意味着人失去了与自然的直接同一性，意味着人在任何境遇中都要对要不要行动、如何行动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和抉择。从这一角度来看，“人与自然界的分离是根本性的：人不再属于自然界”。但是，人又不能没有外部自然界，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这就是人类生存的矛盾。正是这种生存困境迫使人走上一条新的适应周围环境、依赖外部世界的求生存的岔道，迫使人必须形成有别于本能指令的文化指令，有别于动物消极适应环境模式的能动地掌握外部世界的模式。因为只有通过能动地掌握外部世界，才能扬弃人与自然界分离对立，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实现人对自然界的依赖。

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之所以要通过掌握方式才能实现，也是同人的需要相联系的。

“所谓需要是指一定有机系统在维持其积极平衡或内稳状态的动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补充和更新某些要素的必要性。”人作为生命有机系统和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物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并不断地建构着和自组织着多层次的、具有历史变动性、增生性和发展性的需要系统。人与自然、人与外部世界的非直接同一性、分离性，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必然以对人和外部对象关系现状的扬弃为前提。人的需要不是一个自满自足的系统，而必须以相应的能被满足的外在物为指向对象和内容的。但需要与其外部对象世界是处于某种分离甚至对立状态，表现为需要对象对于需要者的疏离性、自在性或内容—形式、结构—功能上不符合人的尺度的不属人性。确实，外部自然界在人之外走着自己的路，自发地按照其固有规律运动变化。外部自然界在功能和效用上不是有目的地向着人的、自发地满足人的，而是无视人的需求和情感，蔑视人的存在、意志和力量，并时时处处都在给人以严酷考验。可以说，具有优先地位的自然界虽然是作为人的存在的前提，但起初它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着。它不属于人，它不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它并非以人的能直接加以利用和依赖的方式而出现，并与人的需要直接同一。因此，它也是人无法直接加以依赖的外部世界。马克思说：“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所以人的需要的满足就与动物不同，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必须以扬弃外部世界的客观对象的不属于人的形式为前提，这就是要以观念活动和实践活动去能动地掌握外部对象世界，“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

人的需要的产生不但表征着人与外部世界的分离性、非直接同一性，而且人的需要本身具有自我增生和变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自我增生的趋势不断地建构起人与外部世界的新的分离和对立。人类最初的需要或人的最基本需要，是获取有机生命系统中缺乏的足以维持自身稳态平衡的人的机体生理需要、生存需要。但是，这种生存需要的本身又会产生新的更高需要，不但呈现出一种量的外延扩展状态，而且表现出质的跃迁及内涵变化的趋势。在保证维持自身稳态平衡的基础上，人会产生出一种要求获取系统中缺乏的，足以促使其在更新、更高的水平上建立稳态平衡的要素的需要，产生出一系列的活得更好的需要，即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等。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从不满足周围的现实，始终渴望打破他的此时此地——如此存在的界限，不断追求超越环绕他的现实——其中也包含他自己的当下自我现实。这种基于现实又不断地要求超越现实的需要是人的一种文化指令，正是这种文化指令使人永远处于现实与理想、现有与应有、此岸与彼岸的必要张力中。另一方面，由于人的需要的发展不同于动物。动物需要的发展取决于它们所需要的自然对象范围的扩展。而人的需要则产生于生产的发展。“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也就是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因此，对人来说，需要的产生和满足不是如动物那样永远停留在一种水平、一个层面、一个维度和范围，呈现为一个封闭的运行轨迹，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等级水平的纵向递进和横向扩展，并越来越有普遍性的发展过程和开放的耗散结构，这就是所谓的“需要的上升规律”。这些历史地具体地展开，并建立在人的本质力量和能力基础上的，不断产生和推进的新的需要的满足，更不是外部世界所能直接地现成的给予的。黑格尔曾指出，人还有些需要是自然界“不能直接满足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人就必须凭他自己的活动去满足他的需要”。

人的需要不但是自我增生的变化发展的，人的需要也是自我意识到的社会的文化的。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不但是来自动物界的自然存在物，更重要的是人是社会和文化的存在物。因此，人不仅要保证自己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的存在和发展，而且要保证自己作为社会存在物和文化存在物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跟动物的相比就带有独特的社会的文化的品格和特性。即使是维持自己生命存在的自然性需要也不只体现客观的自然法则，而是以被扬弃的形式包含在社会性需要之中，带有社会、历史的烙印。马克思说：“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所以，以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东西，而在另一国家或另一时期却不是必要的生活资料。”人作为社会文化教育的存在物，不但在其需要中包含着“历史理性”的内容，而且也具有极其丰富的多种形式。可以说，这种需要是远远超出生命有机体直接需要的界限，而展开为由许多层面和子系统所构成的共时态结构。在这一需要系统中，不但有物质生活需要，也有精神生活需要，不但有求利、求真、求善的需要，还有求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无论是哪种需要都包含着属人的文化品质。这些需要的产生和满足都是同人积极掌握外部世界的活动分不开的，离开了人对外部世界的积极的能动掌握，就既不可能有这些需要的产生，更不可能获得其满足。

综上所述，人要依赖外部世界就必须要掌握外部世界。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是人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实现方式和现实形式，从而也是人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和机会具有根源性意义的必要条件，是人有别于动物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模式，“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首先是对外部自然界的掌握。但人对外部自然界的掌握又总是社会的，是以个人彼此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它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因为，单凭个人的力量，人是根本无法同外部自然界强大无比的自然力相抗衡的，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的个人无法能动地掌握外部自然界，无法现实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从而获得可以确证和表现自己本质力量和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对象物。人们只有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结成共同体，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借助于彼此合作的力量，借助于合成、累积的社会和类的力量，才能形成对付自然力的人生命活动的现实能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因此，人掌握自然界的活动，人的生命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正因为人对外部自然界的掌握必定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所以，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就成了制约人对外部自然界掌握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与人之间的狭隘关系必然制约着他们与自然界的狭隘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必然导致人对外部自然界的不合理关系。所以，人们要扩大对外部自然界的掌握，从而扩大自己所能依赖的外部世界的范围，就必然要在掌握自然的同时掌握社会。

社会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是人类活动共同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此，社会并不是一种自然以外的存在，而是自然发展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社会不过是一种采取社会历史形式运动着的自然存在。所以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是由内在客观规律支配的。因此，人对于自己活动的共同体同样有一个掌握的任务。要掌握社会首先就必须要掌握社会历史的运动变化规律。只有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人们才能自觉地利用社会规律，来调整和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为实现人对外部自然界的自觉掌握创造更好的前提条件。同时，也只有通过在掌握外部自然界同时掌握社会，才能满足人的多样性的具有社会文化品格的多种需要，才能扩大人在社会生存层面上的自由。反之，如果人们未能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未能掌握社会，那么，人们就只能处于社会历史的必然王国中，人们也只能被盲目的历史必然性所支配。这就势必制约着人对外部自然界的掌握状况，必然导致人对自然界掌握的片面化。因此，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掌握不只是对外部自然界的掌握，也包括对社会的掌握，是对“自然—社会”系统的掌握。对外部自然界的掌握和对社会的掌握是彼此制约着的。

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不只是对从未被人类掌握过的外部世界而言，也包括对人已经掌握过的人化世界的重新掌握。众所周知，除了人类的初民外，现实的人所面对的感性世界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经过人类掌握活动逐渐生成的，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化的世界。马克思说：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所面对的现实的自然界，实际上“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是“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人化的世界当然带有一些属人的性质。但是，正如施密特所指出的：“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自然，它作为社会和社会每度占有的那部分自然的高度统一，最后又战胜人的一切干扰而自我保持，被人渗透了的自然物质又再度沉入自然的最初的直接性中去。”因此，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人化的自然界仍具有某种外在性、自在性，要依赖它，当然还需要不断地重新掌握它。其次，由于人的需要随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即使外部世界没有发生变化，即使已有的人化世界曾经满足了人们当初的需要，有一定的属人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的需要的产生，人又必然会同已经掌握过的人化的世界发生新的矛盾。这就要求人们对它予以新的掌握。再次，人曾经掌握过的人化的世界有些并不是属人的而是异态化的，是人无法依赖的。对此，人也只有对它重新加以掌握，才能促使它从异态化向属人化转化。最后，人总是以以往的掌握外部世界的积极文化成果作为扩大和推进对外部世界新领域的掌握的前提的。这些成果，从类整体的抽象意义上说无疑是属人的具有合类性，但在其现实性上它又不是属于每个人的。无论是物化的人工物、还是被波普称为“世界3”的客观精神，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无疑都是一种外在于他的、不属于他的一种客观对象。因此，要使它成为自己可依赖的对象，就必须掌握它。只有通过掌握它，现实的具体的人才能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掌握。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能推进和扩大对外部世界的掌握。总之，人不但通过不断地拓展新的领域，向尚未掌握的新领域推进，而且也通过不断地对曾经掌握过的领域的重新掌握、重新改造和创造，来不断扩大人所能依赖的外部世界的范围、层次和程度的。这样，人就能在越来越广阔的范围、越来越深入的层次上掌握外部世界从而依赖于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