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美恶：风俗的地理区划与价值评判

王素珍

 

风俗是人们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是对生活的经验和体验的基本总结。人们生活在风俗中，犹如鱼儿生活在水中，最自然，也最有安全感，此时的人们是无法感知和认识风俗的；只有当人们离开自己生活的风俗环境或者认识和了解不一样的风俗时，才能意识到自身所处的风俗。概而言之，风俗是在比较和差异中存在并呈现的。

一 风俗有差异

风俗有差异。人们最先是在实践体验中，总结出风俗存在地域上的差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人们对风俗差异的认识最初较多集中在风俗的起源与地域的差异上。风俗的起源和差异，成为我国古代人们认识和理解风俗的关注点和生长点。“风俗乌乎始，始于未有人类以前，盖狉榛社会，蚩蚩动物，已自成为风俗。”中西方民俗研究在关注起源问题上是有区别的。西方最先关注的是风俗的相似之处，从“相似”特点出发去讨论风俗的起源；而中国，人们最初注意的是风俗的差异、变异（ 通古今之变，会通观念），甚至认为“风俗是一种差异”，并从“差异”出发探寻风俗的起源，即关注、解释风俗差异的原因。

风俗与地理的关系，我国古代人们很早便有过相关的思考与论述。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异俗”“异习”“殊俗”等表述。《礼记·王制》认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概而言之，古人谈风俗，很少离开地理；古人讲地理，多将风俗涵盖其内。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别九州之名，记之《禹贡》。及周之兴，画为九畿，而宅其中，内建五等之封，外抚四荒之表，《职方》之述备矣。及其衰也，诸侯并争，并吞削夺。秦汉以来，郡国州县，废兴治乱，割裂分属，更易不常。至于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风俗，五方不同，行师用兵，顺民施政，考与图谍，可以览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然地理是风俗起源和形成的基础。“地理名物诗义之末也，而唐魏勤俭，郑卫淫乱，汉水有游女，宛上有歌舞，不详地理则昧国家风俗之由矣。”尽管，“地理学在我国古代一直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但“我国近二千年前的学者在人文地理区域的划分、区域特征、人地关系等方面的观察和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古代，很早便有了区域（包括古今政区、自然区、习惯区或大小流域）记述、代表性的区域文化和区域划分谱系，如五方（东西南北中）说、九州说、国风说、地分与域分说等。同时，我们注意到，我国古代有重视风俗地理的传统，将风俗的异同作为划分地域的重要参考，“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今之天下四海九州，特山川所隔有声音之殊，土地所生有饮食之异，小小习尚不同，谓之土俗可也”。

（一）先秦风俗地理区划

先秦时期，人们关于地理、地域、区域的观念较多集中在九州说、国风说。代表性的典籍文献可以分为《山海经·山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诗经·国风》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地域说。

《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地理志的权舆。职方氏，是中国古代掌天下地图，管四方职贡的官名，“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禹贡》《职方氏》为我国古代学者所推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天下九州，山川、贡赋、风俗各不相同，九州既是我国古代人们较早的空间观，也是最初的风俗地域划分。九州也有十二州的说法，《书大传》“圣王巡十有二州，观其风俗，习其情性，因论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

《周礼》载掌管各地地理、礼俗的官职，“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宰“听闾里以版图”，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周礼》指出，礼俗与土地关系密切，并提出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实施“礼俗”，即通常所说的“礼从宜，使从俗”，“因地制宜”原则。《礼记》也指出，地理有宜，风俗有地域差异，“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

《禹贡》《周礼》以及《礼记》有关风俗与地理关系的辨析为后世所继承，“方域、山川、风俗、物产”成为我国古代地理记述的基本内容。风俗的地域差异与地域分野成为古代地理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

其次，《诗经》十五国风，用民歌记录和叙述了各地民俗风情的地域特点，“《邦（国）风》，其内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其所涉及的地名，大致可以分为山名、水名、城邑名和国名四类。十五国风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域作为风俗地域划分的蓝本，其各篇名称已经标识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诗经》在地域上的区分不仅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地风俗地域分野的一种反映，同时这种划分方法对春秋战国诸子的区域地理思想的阐发以及汉代地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地理学可以说发端于周代的采诗、获诗制度——以诗考察当地人民的性情与风俗。《诗地理考自序》指出，“《诗》可以观。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而且尝试“因《诗》以求其地”。“稽风俗之薄厚，见政化之盛衰，感发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尔”。

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地理”一词。《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人们不仅有了基本的地理知识和地理概念，开始关注风俗的地域差异，并根据行政区划、经济物产、水土区域特点、山川形势等自然和人文地理来进行文化、风俗、学术思想的地域区划。

 

春秋战国以前，华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断接触，齐、鲁、燕、晋、秦、楚、吴、越各有自己的文化。经过列国竞争，战国后期剩下七个大国，按地区来分，其文化类型大致可分为邹鲁文化、燕齐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四种。

 

（二）汉代风俗地理区划

汉代，学者对风俗的地域差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学者不仅关注风俗的地理差异，同时关注经济、文化及传统等多种因素对地域风俗形成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提出：“国异政，家殊俗。”《汉书·王吉传》载：“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自《汉书·地理志》后，风俗作为地理志的主要内容，为后世地理志书写者所沿袭。

 

南宋人地理之书，以王氏仪父象之《舆地纪胜》为最善。全书凡二百卷，备载南渡以后疆域，每府、州、军、监分子目十二门：府州沿革第一，县沿革第二，风俗形势第三，景物上第四，景物下第五，古迹第六，官吏第七，人物第八，仙释第九，碑记第十，诗第十一，四六第十二。

 

也有学者指出，《汉书·地理志》虽开创了《地理志》书写体例，但并未阐明地理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班固虽创建了《地理志》，但并未阐明他这个“地理”究竟是什么含义。从其内容来看，《地理志》主要描述了各行政区划的地理位置、自然景观，少量涉及到户口、民俗、物产之类。这种情况体系在后世的正史地理志中，“地理”的观念很少有所改变。

 

但无论如何，“地理”这一术语得到认可和普及，地理和风俗的关系也因《汉书·地理志》有了进一步的加强。风俗成为地理志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此在后世的正史《地理志》记述中，风俗有了自己的位置和叙述空间。

汉代地理区域风俗的记载有了长足的发展，“凡六朝人著书，已相承采用，且所记山川都邑，皆秦汉时地理故事……”同时，人们加强了对风俗进行区域划分和区域特色的概括。先秦时期，风俗的区域划分标准较多集中在自然地理方面，关注自然现象与人们生活习惯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到了汉代，风俗的区域划分更多地呈现多样化、丰富性趋向，人们关于风俗地域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依据山川水土等自然地理区域来划分风俗，并尝试依据物产、经济、行政等社会区域来划分风俗。《淮南子》沿袭和发展了自然地理与风俗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这一思想，将各地水土与风俗的对应情况进行了类型划分。

 

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

 

概括而言，汉代学者对风俗的地域、民族差异性进行关注与讨论，并从地域、地理角度对风俗形成和变异原因等作出解释。《淮南子》承认各地风俗差别，《史记·货殖列传》注重从经济地理等因素分析风俗的差异，并依经济物产的地域分布对风俗进行区域划分；《汉书·地理志》引朱赣风俗条，注重人文历史特别是文化传统方面分析风俗的地域差异，结合刘向的地分、域分说，将全国风俗进行区域划分；杨雄的方言区，注重从语言、方言视角区分各地风俗等。

 

《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篇末记载过我国最早的风俗文化分域。……“史”“汉”所载，的确反映了先秦秦汉时期文化区域的基本分布格局与大致面貌。

 

可以说，风俗的区域性在汉代，不仅成为风俗的一大特征，并为学者们所认识和重视，学者们依不同的标准对风俗进行不同的区域划分。其次，随着疆域范围的拓展，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家的交往日趋频繁，特别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等地理探险实践，人们的“空间与区域观念”有了范围上的进一步拓展，自然人文地理区域进一步细分。总之，这一时期，区域的划分呈现多层面化：既有地理区域（自然区，山川形便），也有行政区划（列国疆域），同时又有经济区域（物产植被），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类文化区域和风俗区域。

二 风俗有美恶

风俗的差异性，在另一维度上，表现为风俗有美恶。我国古人关于风俗的探讨和研究，重要的一条主线便是对风俗文化进行道德和价值评判，并将风俗与“经世治国”联系起来。在概括各地风俗区域特色时，也时常可见这种夹带着主观情感和道德倾向的价值评判，比如先秦的“愚宋”现象。古人认为，风俗有美恶、直邪、厚薄，对风俗进行伦理分类、价值评判是风俗研究的重要原则。

（一）风俗的价值分类

我国古代关于风俗的价值分类，非常丰富，也非常芜杂。大略而言，风俗有美恶之分，有厚薄之别，有上下之说，也有良贱之见。

先秦时期，学者们对风俗已经有了美俗、恶俗之分。荀子提出，“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涂而百姓羞拾遗”。荀子的美俗、恶俗分类观为后世所承袭，汉代应劭“风俗”概念依据其伦理道德将风俗进行了划分，认为风俗有好坏之别，所谓风俗“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学者们不仅对风俗进行美恶之分，且推行“扬美抑恶”，倡导美俗，批判“恶风”“恶俗”，“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语书》认为，乡俗有好恶，圣人制法，去除恶俗，使之于为善。

 

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于为善也。

 

风俗有“厚薄”之别，即所谓“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汉代学者认为，大抵凡在治世，则风俗率多可观；凡在乱世，则风俗往往浇漓。“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内自省视，畏天戒而反，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于佞愚，而以自诖误，而令患祸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司马迁在追溯淮南王变乱的历史原因时指出：

 

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傈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学者们一方面认识到“衰世俗薄”的“规律”，“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

另一方面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匡济“薄俗”的倡议和举措，“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汉代以后，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风俗的厚薄不仅关乎民生，更重要的是关乎国家的存亡。“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风俗在我国古代，被区分为“上下”，即风有上风、下风之区别。《诗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志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周礼》载“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下风（即民风）是民心、民意的集中反映。……上风对下风的教化作用即移风易俗的作用是巨大的。所谓‘上行下效’，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风俗的好坏、善恶与君主、圣王等人关系密切，“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

学者对风俗不仅有“好恶”之分，而且赋予其伦理道德色彩并予以评说，“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对风俗进行道德评判，这是中国古代风俗观的重要传统之一，风俗被道德伦理介入后，有了类别性质的分别。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认识到，风俗的美恶、薄厚、淳浇等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一人之身，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贤人，反是则愚。一国之俗，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治国，反是则为乱。时之所以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也就是说，风俗是可以人为变化的，人在风俗面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化俗以成民”。

（二）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与演进

“前人观察风俗，其眼光所注射，不外奢俭、劳逸、贞淫、忠孝、廉节、信实、仁让等方面。”不管是将风俗划分为好恶、薄厚、上下还是其他形式，我们都可以将其归纳为：对风俗好坏的一种道德价值评判。那么，在我国古代，人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风俗的好坏呢？

我们先来看看古人在评述风俗好坏时所用的语汇有哪些。表示好的风俗，用的词汇主要有：美俗、厚俗、雅俗、淳俗、朴俗、上风、正俗、真俗、本俗、礼俗等；表示坏的风俗，用的词汇主要有：鄙俗、恶俗、陋俗、愚俗、浇俗、粗俗、薄俗、浅俗、淫俗、侈俗、颓俗、曲俗、蛮俗、狎俗、邪俗、厉俗、荒俗、诡俗、败俗、乱俗、轻俗、嚣俗、暴俗、流俗、群俗、杂俗等。

就好的风俗，我们可将这些词汇加以分类考察，一类是根据风俗的自然属性来定位，即用“真善美”的标准来判断风俗的好坏，如真俗、美俗、淳俗等；另一类是按风俗的社会性质来定位，即用社会所谓的层级观来判断，如雅俗、礼俗、上风等；还有一类是依据风俗的历史文化特性这一标准来判断风俗的好坏，即推崇本俗、正俗、故俗等。

就坏的风俗，我们也可以将这些词汇进行细分。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将坏风俗分成两个不同的种类：一个种类可以说是“城市式恶俗”（ 薄、漓、浇、偷、浮、淫、奢、黠），另一种类可以说是“农村式恶俗”（陋、粗、鄙、野）。这种用城乡差别来对坏风俗进行分类的观点很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同时也发现，用这种分类标准事实上很难涵盖我国古代所有的“坏”风俗。和好的风俗相对应，坏的风俗也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真善美”标准下，不真、不善、不美的风俗相应地归入“坏”的风俗，如鄙俗、粗俗、愚俗、邪俗等。古语有“过犹不及”，对中国人而言，中庸很重要，“度”的把握很重要，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或者说是“坏”的。浅俗、粗俗、薄俗、轻俗等，明显是“不及”，自然被列入“坏”风俗；而浇俗、娇俗、侈俗、嚣俗、暴俗、流俗、群俗等，似乎超出了风俗的“度”，也是“坏”风俗；此外，不合常俗的异俗、蛮俗、杂俗、乱俗、诡俗等怪诞的习俗，也被归入“坏”风俗之列。大略而言，判断风俗好坏的标准并不是简单唯一的，有依据风俗的自然属性来判别，有根据风俗的社会属性来判别，也有根据风俗的文化历史属性来判别。重要的是，风俗的好坏是人来评判的，因此，它带有人的主观性、情感性、道德伦理性和个体经验性。

结论

我国古代人们对风俗的认识，最初较多集中在区域与群体上，即风俗是特定区域内群体人所共享的生活习惯，离开地域与人群，风俗是无法存在的。关于风俗的特征，人们也是从地域和人群的视角出发，将其概括为差异性，具体表现为风俗的地域差异与风俗的伦理价值差异。在此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对待风俗的不同态度和主张，比如“入境观俗”“采风问俗”“移风易俗”等。

人们在认识到风俗有地区差异的同时，针对风俗的地域差异提出了对待风俗的两种基本态度和实践主张。其一，一部分学者认为，风俗的差异好比地域的差异，乃自然而成，所以，在实践中，应该尊重风俗、尊重风俗的差异性，由此而提出“从俗”“随俗”“不易其俗”“安俗”等主张。其二，认为是地域的差异导致风俗的差异，而风俗的差异将导致政治上的地区分割。所以要实现政治、社会、民众的统一和谐，就需要在风俗方面，实现均齐、合一。因此，提出并推行“移风易俗”“化俗”“变俗”“齐俗”“一俗”等一系列均齐风俗的举措。当然，风俗的差异除了地域的差异，也表现为不同群体、不同时期风俗存在不同。因为群体不同，风俗存在差异，而风俗作为个体生活其中的群体文化，对个体影响较大，能够影响或改变个体的本性。此外，针对风俗的道德价值差异，人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对待风俗的态度和主张，比如“移风易俗”，“辨风正俗”以及“化俗”“齐俗”等举措。

风俗有差异，风俗有好恶。古代学者不仅认识到风俗存在地域差异，而且对风俗进行了价值评判。人们对待风俗的态度是和他们对风俗的认识和了解紧密相关的，因为风俗有差异，于是齐俗、易俗成了必要；因为“坏”风俗的存在，“移风易俗”“辨风正俗”等成为必需。对恶俗、流俗等的批判并尝试予以教化、移易、修正的努力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为政者、学者们所坚守的传统。对风俗进行学理上的批判、品评、议论形成了我国古代风俗书写与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这一取向独成体系，不断得以补充和丰富。自周秦以来，人君、士大夫、学者、有识之士皆以移易风俗为己任，而为政、为官之人亦皆以淳美风俗为首要之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