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文化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有着十分深厚的理论渊源，这已基本为学术界认同和接受。然而，有人过分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把传统文化看作它的主要理论基础；也有人过分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持与发展，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思想渊源。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笔者认为，必须明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时，又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确实批判地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成果，绝不是游离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外的其他类型的文化理论形态，当然，也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并列的文化理论形态，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阶段、新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形态。

1．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主要理论来源

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67年的《资本论》以及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有关研究成果中，马克思、恩格斯借助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阐明了文化的内涵问题、文化的本质问题、文化的作用问题，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轮廓。在《历史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文中，张华指出：“虽然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论述还不够系统，但却足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萌发的重要标志。”在人类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的文化观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得以初步形成，从而完成了文化理论范式的历史嬗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认识，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奠定了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

（1）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科学论证了文化产生的根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是有立论根基的，这就是唯物史观，主要体现在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认知上。正是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动规律的全面探讨和深刻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具体、形象地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内在的辩证关系，并且在诸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一系列论著中，专门分析了各种意识形式、人类的精神生活等相关问题。恩格斯强调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经典作家不但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通过分析科学、艺术概念范畴来揭示文化产生的原因，而且还运用同样的概念十分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足够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来阐述其产生的根源，但却是使用科学、文学、艺术概念来深刻地说明了文化产生的原因这一基本问题。对此，王文章曾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从人类社会劳动实践活动出发来考察文化发展的轨迹，科学地分析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揭示出它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上是什么性质的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鲜明特点”。

（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建设的目标是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

正是在创立唯物史观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五种社会形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有了高度发展；将实行普遍生产资料公有制，彻底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三大差别，即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将消除；社会关系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谐，从而真正实现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将会摆脱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的束缚，也会摆脱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的束缚，从而将会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一书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端的剖析，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指向，主要是崇尚能力和人的素质，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对此，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衣俊卿、胡长栓曾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诊断、对物化的全景批判以及对异化逻辑的超越，本质上就是重新审视现实人的存在和成长，致力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觉的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文化分析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行审视和批判的，从而实现了唯物史观的价值回归。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是十分丰富的、深刻的。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文化产生原因的科学探讨与分析，以及关于文化建设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观点，有力地驱除了当时在人类文化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唯心主义的阴霾，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根基、价值指向和主要观点，构建起了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说，从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最根本的理论渊源。正如胡海波、郭凤志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在当今时代依然在场，不仅仅表现在宏观大尺度方面，而且在微观具体问题上也表现出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中关于文化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和具有较大普适性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我们今天解决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

2．列宁文化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

在领导苏联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统领、为行动的指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在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列宁关于文化的认识，具有界碑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可以说，正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列宁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全方位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维度。在《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列宁文化思想研究》一书中，韦定广曾经指出，列宁对于东方落后国家后革命时代文化主题的阐述，尤其是对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分析、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探讨、文化自身建设的理论探讨，不但“前无古人”，即使以当下中国理论研究甚至国际学术界在某些方面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来衡量，也仍然是非常杰出的。

（1）列宁认为文化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领导苏联革命、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列宁重视文化建设。在苏联革命进程中，正是列宁高度重视文化阵线的作用，加强文化建设，对于唤起苏联人民的革命热情，促使人民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参与革命活动，表现出了重要的主观能动作用。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共产党的任务仍然极其繁重与艰巨。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不仅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反抗，而且主要的任务在于，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上、文化上的激烈反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列宁强调，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件极其困难和艰苦的工作，这项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于，甚至说“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为此，列宁明确指出，在把首要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苏联共产党还应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还应该把文化建设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强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在列宁看来，文化落后不仅制约着经济建设，而且还严重地制约着政治建设。“可以这样说：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正是意识到文化建设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列宁明确提出了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三位一体”的整体战略布局。

（2）列宁认为要善于吸收和借鉴人类以往所有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

文化总是在继承中发展的，文化总是在借鉴中发展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文化建设如何对待过去的文化遗产，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列宁，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在《青年团的任务》和《论无产阶级文化》这两篇文章中，列宁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态度，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与人类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列宁主义看来，在推动文化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正确地对待资产阶级时代创造的文明成果，当然，要敢于和善于汲取发达国家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化成果的精华。因此，一方面，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没落文化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另一方面，列宁又强调要充分学习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在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成果。列宁强调：“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当而且必须是立足于吸收、借鉴人类以往所有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之上，是在继承、借鉴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发展与创新。科学认识和理解列宁文化理论，必须准确把握这一关键点。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经由十月革命、列宁主义，进而逐渐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作为列宁主义必不可少的内容，列宁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文化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应用与发展的结果，也对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

3．毛泽东文化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直接理论来源

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与毛泽东文化理论的关系，这是目前学术界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有人过分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是对毛泽东文化理论的坚持与继承，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就是毛泽东文化理论的直接运用；另外，也有人刻意制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与毛泽东文化理论的直接对立，忽视毛泽东文化理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深刻影响。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错误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毛泽东文化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能够得以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思想资源，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化理论的逻辑必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与毛泽东文化理论之间有内在关联、有一种渊源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文化理论的奠基，也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发展。

（1）毛泽东科学阐明了文化内涵及其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领导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立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科学地界定了文化的基本内涵，即把文化理解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进而精辟地阐明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进程中，毛泽东第一次比较明确地阐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奠定了毛泽东文化理论得以形成、发展的最为根本的逻辑前提。

（2）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主要内涵

在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起一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要致力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构成了毛泽东文化理论的一大亮点和突出贡献。所谓民族的，就是强调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对中国的入侵和影响，另一方面要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就是强调一方面切实维护文化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所谓科学的，主要是指文化内容的科学性，当然，还体现在关于文化建设方式方法的科学性方面。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文化。所谓大众的，就是强调一方面要明确文化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必须明确文化发展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就是强调一方面要明确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另一方面要明确文化建设也是人民大众的。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突出人民本位，强调人民至上，这是毛泽东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又是毛泽东文化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主旨与诉求。

（3）毛泽东阐明了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在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是指文学艺术、科学研究方面可以自由发展、自由辩论。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重申了这一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可以说，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在明确主旋律的前提下，承认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性。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主要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在毛泽东看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都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要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既要汲取古今中外文化精华，剔除其糟粕，又要批判地继承和借鉴。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我们说，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根据中国文化建设实际明确提出和倡导的，是毛泽东开展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方法，也为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基本的遵循。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需要不断地完善。今天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源于毛泽东，开始于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毛泽东文化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直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汲取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得以科学发展的最为直接的理论来源。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传统文化资源

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创造性进展，不仅有思想理论来源，而且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分不开。中华优秀文化成果为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夯实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毛泽东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我们说，这里强调的“统一”“结合”，不仅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基本特点相联系，同时还必须与民族传统文化统一或结合。纵观党的历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文化建设实践中创造性运用的过程，是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过程。在《中央党校学员关注的文化问题》一书中，周熙明认为，传统文化是我们选择和确定现代生活方向的起点；传统文化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现代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基础；传统文化是我们立足现代世界的主体身份认同的主要依据；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现代新文化的独特的创造力源泉。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可以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能够得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丰厚思想素材。积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民族文化基因。

1．爱国主义传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文化资源

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中，爱国主义是核心、是灵魂。彰显时代特色的爱国主义，是激励人们团结奋斗的旗帜，是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一种强大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当今党的文化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概括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即热爱祖国与人民；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突出位置；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英雄气概；具有为祖国独立自由、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的决心和信念；等等。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他们都表现出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的爱国主义情怀。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表明了“伏清白以死直”的坚决态度，并在理想破灭后投身汨罗江，从而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言，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后人所世代传颂；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闻名于世的宋代范仲淹、以“位卑未敢忘忧国”而著称的南宋陆游的爱国情感，同样让世人感动不已，被传为千古佳话；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以身殉道不苟生”，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气概，体现了一位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气节；南宋民族英雄岳飞面对备受欺凌的半壁江山，在《满江红》中“怒发冲冠”，发出了“还我河山”的呐喊，表明了“精忠报国”的坚定决心；爱国诗人陆游病危之际，仍盼望“王师北定中原日”；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为了保卫国家边疆的安宁，“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郑成功英勇抗击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而著称的顾炎武的爱国主义情怀；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而闻名于世的林则徐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民族昌盛，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志士慷慨就义；秋瑾、方志敏、刘胡兰等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等等。这些闪烁光华的名字与名言，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绝唱，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就是因为这些名字和名言所代表的历代爱国者强烈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说，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之所以能够涌现出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够谱写摄人心魄的伟大史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深厚而崇高的爱国情感，自古就激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爱国热情，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发愤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而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内涵和精神支撑。

2．重德传统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文化资源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道德资源十分丰厚，其中良莠杂陈。对于历史道德遗产，绝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应当吸收精华。我们所要继承的中华传统美德，指的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自然选择”而积淀流传下来的、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秀道德遗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突出位置，提倡对国家、社会的奉献精神；第二，倡导仁爱的基本原则，推崇人际关系和谐；第三，强调谦敬礼让，提倡克骄防矜；第四，强调言行一致，倡导恪守诚信；第五，注意追求精神境界，注重道德理想实现；第六，注重道德修养，强调道德践履；等等。这些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所创造的宝贵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道德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条件支撑和源头活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发展。当然，不能离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价值取向认识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把握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华传统美德的原有之意加以引申和改造，使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汲取中华传统美德的精髓，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美德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传统美德成为涵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最佳诠释，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和有效转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了中国品格，深刻阐明了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深刻内涵和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彰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价值导向。可以说，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和涵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被注入历史文化符号“活的灵魂”，被赋予了历史的伟大生命力。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并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塑造了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又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思想资源。

任何时代或民族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发展史同样跳不出这一规律的支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发展的血脉、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得到继承和发扬，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立场和鲜明态度。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强调：“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胡锦涛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这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就难以实现突破性创新；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就难以实现历史性创新。1978年以来，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高度重视、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精神资源的基础上，努力坚持“古为今用”，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