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部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最终成果，全书共6卷，200多万字，由20余位作者历时近6年协力完成，后又用3年多的时间补充、修改，使其进一步完善。由于本书六卷由多位作者共同编著而成，为求统一，马、恩、列、斯、毛的引用，并未如原著版本加黑和加下点，特此告知读者！该书的内容依次是：唯物史观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49年前）；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美国、加拿大、苏联、波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

迄今为止，这是国内外唯一一部系统阐述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学术史专著。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中，因意识形态的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多被忽略、被歪曲，或遭到诋毁、丑化；虽然也不排除少数有较客观的论述，但多泛泛而论，过于简化。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破产、过时”，在国内的反映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怀疑、责难、嘲讽，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尽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尽管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曲折，但是，它们以往所取得的成绩不容抹杀，也抹杀不掉，将永载史册，而且中国等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发展。因此，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描述一个半多世纪的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系统阐释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彰显、弘扬其理论成就，总结、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发扬优秀传统，克服缺点，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信仰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信仰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共产主义。正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我们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撰写。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瑰宝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从不曾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这项工作的动力，来自对当代中国和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坚信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判断力；相信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必将勃兴，开始新的历史征程。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在未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恢宏大厦中，我们今天为其所添加的一砖一瓦，必将留下历史的印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即将问世之际，我们因学识不逮难免有些惶恐，但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欣慰。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现代化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要精确地衡量贡献何在，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但是，我们都“为自己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为荣”。看来，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心是相通的，不因国籍和民族的区别，大家都有共同的语言和相同的感情。

一

本成果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重视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不是空泛地从概念到概念，而是“论从史出”。例如，在阐述唯物史观的产生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当时社会的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那时，许多学者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18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历史哲学家维科，19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梯也里、米涅，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等，都力图揭开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们无法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历史哲学发展的全部积极成果，终于使“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终于揭开了“历史之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又如，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渊源时，并不是抽象地谈“时代背景”，而是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哲学来源、经济学来源、历史学来源和自然科学来源共同考虑，这与以往的一般性叙述相比，无疑是一种深化。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想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时代的产物。例如，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认为在革命低潮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总结革命年代的丰富经验，用来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未来的斗争。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分析了法国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具体进程，其主要著作有：《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等。马克思就历史的本质以及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恩格斯在同一时期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汲取德国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成果，对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和1848年的德国革命作了对比研究。《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19篇，写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恩格斯认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恩格斯以1848年德国革命为例，强调社会的经济基础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要了解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史，必须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坚实的理论基石之一。

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形成时，不仅重视唯物史观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也重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等，这些在书中都有反映。总之，在广泛汲取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要努力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展开对唯物史观的论述，凸显其时代精神和现代价值。

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和解释历史的结晶之一。但是，“世界历史”这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毋庸置疑，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其中包括17世纪意大利维柯开创的近代历史哲学，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等所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萌芽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世界历史理论等，而其直接来源则是黑格尔。但是，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扬弃了黑格尔哲学思辨和逻辑的世界历史观，从黑格尔“终结的”地方出发，以一种崭新的哲学精神和实践原则，发展和明确了科学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全球性的视角论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从民族性的、地方性的历史转向普遍性的、世界性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自身也同时从地域性的封闭条件下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世界历史的未来是共产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今天我们理解“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对多被忽略的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生前最后一部手稿，大概写于1881年年底到1882年年底，几个月后，马克思逝世。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过程是人类创造的实际历史进程，只有详尽、深入地研究具体的史实才能真正地了解历史的真相。马克思自大学时代直至逝世前的最后几个月，始终坚持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通过做编年史以熟悉所研究问题的历史史实已成为马克思的研究习惯，它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这部《历史学笔记》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马克思在摘录历史学家撰写的一些历史著作时，按照自己的逻辑，表达了他对书中所述及的各种历史现象、历史过程的理解和评价，同时补充了某些被遗漏的重要事实，订正了一些记述不够准确的地方。因此，《历史学笔记》不是作为文献积累简单地摘抄或复述，它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具体反映了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历史理论及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并非是唯一的方法。这在他的《历史学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部笔记中马克思主要依据大量的史料，采用的是“实证”的历史分析方法，即从具体的历史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史料的鉴别，进行比较分析。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社会形态的论述，主要是通过哲学意义上的阐释，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表现为典型的理论形态，那么，在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中，则主要是通过实证的形式深化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使其得到更完整、更准确、更科学的表述。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中，没有将唯物史观简单地视为“马克思的史学思想”，而设专章，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维度、历史的本质、起源与目的、历史时间、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规律与进程、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历史意识与历史认识、马克思的历史生成论、历史研究的方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史学意义、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史学意义等方面，对马克思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史学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由于马克思在人类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多重身份，以及他阐述自己思想的多重言说语境，使其思想触及人类思想的多重领域，如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并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但是，在这诸多不同的表现形态之中，其思想的内在的本质精神是一致的。这种内在的本质精神就蕴含在他的史学思想之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其哲学革命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在完成其哲学革命的过程中，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理论，这些在书中都有具体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历史主义、阶级分析和整体性原则。这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中，都有具体体现。坚持这些史学方法，与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方法，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完全一致的特点。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中，首先对恩格斯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恩格斯的历史认识理论、恩格斯的史学方法论进行了较系统的探究。其具体内容是历史研究和探寻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用历史的实证研究论证、宣传、捍卫和发展唯物史观；论述历史认识的起源、对象、概念和检验；阐释人类历史道路演变理论，既包括西欧古代社会的历史道路，也包括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表达出先进阶级的愿望，做到科学性与价值判断相统一，这是唯物史观所要求的历史研究宗旨。恩格斯强调阐明历史进程的总联系和历史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术价值体现。恩格斯还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表达历史过程的观点，但这种表达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说明，而是在说明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阐释。所有这些，经过一百多年历史风云变幻的洗礼，至今仍闪烁着更加耀眼的科学真理的光芒，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我们还对拉法格、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他们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的重要表现，也是重要成果。分析拉法格的《进化——革命》《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76—1890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财产及其起源》《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思想起源论》；考茨基的《莫尔及其乌托邦》《基督教的基础》《自然和社会中的繁殖和进化》《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婚姻和家庭的起源》《种族和犹太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4卷、《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和《马克思传》；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唯物史观》《没有地址的信》《俄国社会思想史》等著述，对于深入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中，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从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和列宁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等方面展开论述的。

列宁的历史认识论是在与各种社会和党派思潮的交锋中形成的。他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的错误策略的过程中，通过运用历史知识或研究历史的方式进行论战和反驳，形成了一系列如何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作用、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在历史认识的起源与目的、历史认识的对象与功能、历史认识的价值与检验、历史认识的意义与评价等方面给人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为了指导现实斗争，列宁高度重视历史研究，注重从历史中获取经验和智慧，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史的经验和智慧，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历史方法理论。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理论，它超越了以往历史理论的局限，揭示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掌握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对列宁的历史研究实践，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对影响俄国革命进程的各种历史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进行整体分析。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是多种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俄国革命史，要弄清楚这些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为此，列宁研究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趋势，国际间发生的民族战争，俄国专制主义的历史命运，国际工人运动，俄国政党政治，等等。二是对俄国革命史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进行历史分析。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史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弄清这一过程并揭示其规律性，才能说明俄国革命史的历史性。为此，列宁研究了俄国解放运动、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历史联系。三是对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列宁在把俄国与西欧进行比较研究，从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民族关系特点、俄国自然环境的特点、农民阶级的特点、俄国的历史进程特点、布尔什维克的特点的阐述中，具体分析了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列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世界历史道路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结论。列宁认为，人类经历的原始社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必将经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序列，体现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但同一社会形态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同一历史任务在各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完成，同一历史前途在各国也会有不同的历史选择，则体现出世界历史的特殊性。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情”、各个国家的“国情”与列宁生活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列宁所深刻阐述的“世界历史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这一真理并没有过时，相反在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这对于丰富完善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本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有针对性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放在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既面向世界，有“世界眼光”，同时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实际出发，探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这将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继承、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是繁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时间，可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始时间一致。特别是1924—1927年的大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是时代的呼唤使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起步开始，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备了政治组织形式的基础。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了社会，第一次提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当时的形势迫切需要用历史的事实来阐释革命的纲领，现实的需求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走上历史研究之路，这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当代中国工农运动史、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三个领域。也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驱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例如，李大钊（1889—1927）、瞿秋白（1899—1935）、蔡和森（1895—1931）、恽代英（1895—1931）的共同特点是：都是自青年时代始，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刻苦地研究和热情地传播唯物史观；又都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伟大斗争中，舍生取义，慷慨赴死，都是30多岁时英勇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中，重温李大钊等先驱者短暂的光辉人生和史学著述并非多余，这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定理想信念。在历史研究中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繁荣当代中国历史科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大钊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概括，认为“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第四、五两节中，对唯物史观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1920年10月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课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后又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李大钊认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他的这些认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为其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在这一部分，还专门分析了毛泽东的历史观，具体内容包括毛泽东早年对历史的认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初步形成，毛泽东历史观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毛泽东的中国历史研究等。毛泽东读史的特点，是将既往的史书读“活”，这和他一贯主张精通书本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有关。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研究和学习历史，强调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从历史的视角自觉地回答社会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革命斗争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锻炼成长。通过古史分期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探讨，以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等的争论，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得到迅速发展。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他提出中国商朝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社会，东周是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制度兴起的时期。该书深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如董作宾所言：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以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群星灿烂，在中外史坛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历史科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中国史学原来的一个流派，很快成为中国史学绝对的主流形态。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问世后，唯物史观在中国日益产生广泛影响，但从总体上说，广大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仍较陌生。新中国成立后，在知识分子中立即开始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密切结合历史研究实践，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普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迅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中国历史科学的成就应予充分肯定，主要是：实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观变革，史学与史学思想继续发展，继续深化，领域不断扩大，队伍不断壮大，整个中国史学界集合在唯物史观之下，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史学成果。唯物史观的深刻观察力给史学园地带来勃勃生机。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与讨论、农民战争史问题研究与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讨论、汉民族形成和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与讨论，是十七年来史学研究成果的代表，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的理论价值。毋庸讳言，这一阶段在取得极大成绩的同时，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也存在和发展着。对于这种倾向，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有所觉悟和抵制，他们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仍难以克服。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场由错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社会主义中国偏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社论号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迎来了中国历史学的春天，纷纷投入到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去，撰写发表了一大批拨乱反正的优秀文章。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邓小平在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改革开放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历史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广大世界史学者彻底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冲破了一些人为设置的所谓研究“禁区”，就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他们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放在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既面向世界，要有“世界眼光”，同时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实际出发，探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这将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继承、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是繁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还是作为研究成果载体的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史学发展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恩格斯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广大史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保持历史研究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方向；新时期的中国历史科学立足国情、立足当代，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研究拨乱反正，进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代。

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彻底结束了自我封闭状况，走向世界，学者们同国外同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通过互访及出席各类学术会议，共同研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或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今天，中国史学已成为国际史坛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史坛日益产生广泛的影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使中国史学界加深了对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的了解，而且也有助于国际史学界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史学的认识。在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背景下，中国史学和世界各国史学的联系日趋密切。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对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苏联、东欧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相继做了介绍。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认识、分析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重大历史进程，这不仅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历史性的影响。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加，“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奥秘，使人们知道人类如何从远古生活到了今天，以及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1938年，英共党员A. C．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问世，这是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该书包括远古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史，涉及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等。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英国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回答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莫尔顿冲破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束缚，与资产阶级史家的唯心史观针锋相对，强调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即劳动人民的历史。

1938年，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曾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小组”，不久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于1946年建立，其宗旨是：开展历史研究，传播历史知识，将这些与党和工人运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相联系；在史学家与历史教师之间开展工作；为党的各项工作提供历史支持。这有力地推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学家小组成员包括有A. L．莫尔顿、莫里斯·多布、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多萝西·汤普森、乔治·鲁德、拉斐尔·萨缪尔、约翰·萨维尔、维克多·凯尔南等。他们大多在大学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大多又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历史叙述的理论性不断加强；同时跨学科的方法广泛采用，历史学和各相关学科的联系日趋密切，诸多历史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色彩缤纷，处于迅速发展变化中，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社会史学派”应运而生。霍布斯鲍姆和爱德华·汤普森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汲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计量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雷蒙德·威廉斯和拉斐尔·萨缪尔等，都属于这一学派。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如霍布斯鲍姆在《新千年访谈录》中回顾其学术和教职生涯时说道：“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被马克思的思想所折服了，即历史是可以从整体上加以观察和分析的。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但又摒弃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反对教条主义地运用这些原理随心所欲地剪裁历史。”

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坛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学派的一些作品，如希尔的《英国革命：1640年》、M．道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希尔顿的《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和《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霍布斯鲍姆的《最初的叛逆者》和《极端的年代》、鲁德的《历史中的人民大众》等，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新社会史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表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持续发展，成为当代新史学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欧洲，而且对北美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史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推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发展。1936年，《在马克思主义的照耀下》丛刊开始出版，在学术研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20世纪30年代末，在法国大革命150周年之际，法共中央的刊物出版专号，通过学术和理论研究，弘扬争取自由、民主的革命传统。法共的刊物上，经常发表历史研究的文章。法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主要代表是让·布吕阿、科尔尼和索布尔。让·布吕阿对工人革命史，特别是巴黎公社史的研究、科尔尼对马克思生平和思想史的研究，令法国史坛耳目一新。他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事业》是法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作为学位论文在巴黎大学答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索布尔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国著名史家乔治·勒费弗尔的学生，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也取得显著成绩。这时期，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家人数少、作品不多，但在整体上已表现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较迅速发展。1953年，法共的理论刊物《思想》组织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大型学术研讨会，扩大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1959年，法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成立，在诸多的学术研究部门中，历史学是其中之一。如中心在1961年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周”的内容之一，就是“历史学面对时代”，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上探讨时代的本质、时代的特征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966年，法共的“多列士研究所”成立，编辑出版《多列士研究所学报》，后在1972年改名为《多列士研究所历史学报》。该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人运动史、工人运动的思想史和法国现代史。《法国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1967）是研究所的代表作之一，丰富了法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史的研究。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我们时代和历史》丛书，其中包括《人民阵线》《第四共和国的历史》等，在法国史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1979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多列士研究所”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其宗旨是在研究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定期出版多种学术刊物，其中《历史学报》是专门刊发以法国史研究为主的历史学杂志，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要阵地和精神家园。

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是19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史和工人运动史。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多特里的《1848年和第二共和国》（1957）、布吕阿等主编的《巴黎公社》、儒日里的《公社战士的审讯》（1964）、《自由的巴黎》（1971）、布吕阿的《法国工人运动史》（1957）、《法国总工会史纲要》（1967）、克洛德·维拉尔的《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893—1905年的盖得派）》（1965）、《法国工人党的诞生》等。在这些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得到具体的体现，如重视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重视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重视历史过程中物质的、精神的相互影响及综合作用，等等。

在工人运动史研究中，巴黎公社史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克洛德·维拉尔曾任“巴黎公社之友协会”主席，他将巴黎公社史、法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并把这作为法国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野中，巴黎公社史研究的选题十分丰富，主要内容有巴黎公社运动的历史渊源，从法国工人运动的特点看巴黎公社运动，从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活动看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历史人物研究等，丰富的选题和相继问世的新成果，不断扩大着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期间，美共创始人之一、著名记者约翰·里德，以亲身经历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向美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真相。他说：“在实际斗争里面，我是爱憎分明、绝非中立的。但在叙述那些伟大的日子的历史时，我却力求用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事变，务求把真实情况记载下来。”作为十月革命的见证人，他认为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1920年，列宁在该书的美国版序言中写道：“我衷心地把它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们。我希望这本书能被印成千百万册、被译成各种文字，因为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除约翰·里德外，A．威廉斯、A．兰塞姆、W．福斯特等，也都撰文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1924年，国际出版社成立，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做了许多工作，这些都为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产生，开辟了现实的发展道路。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实践中逐渐产生，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得到迅速的发展。美国革命史、内战史、工人运动史，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美国民众争取民主斗争的历史等，成为研究的重点。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努力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重视探讨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些规律性的内容。A．宾巴的《美国工人阶级史》（1927）、W．福斯特的《钢铁工人罢工及其教训》（1928）、A．罗彻斯特的《美国统治者》（1936）、D．艾伦的《重建：为民主而战》（1937）、D．哈迪的《第一次美国革命》（1937）等，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W．福斯特曾任美国共产党主席、名誉主席，曾领导美国钢铁工人大罢工，批判美国“特殊论”或“例外论”，被称为“美国共产党的灵魂”。W．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完全可以科学地解读美国历史；在美国不存在“资本主义正在进化、民主化和人道化”。他的历史学著作颇丰，主要有《工人生活片段》（1939）、《美国工会的原则和组织、战略和策略》（1947）、《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1949）、《美洲政治史纲》（1951）、《美国共产党史》（1952）、《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以及《美国历史中的黑人》（1954）等。W．福斯特认为，美国的历史不是“白人移民”的历史，而是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内的美国人民的历史。

W．福斯特的《三个国际的历史》是一部有较广泛影响的著作，该书的副标题是“1848年至1955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这也是该著作的主要内容。关于中国革命，作者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就是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他通过历史事实驳斥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污蔑：“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最近几年中，美国资产阶级中流行着一种看法，说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革命，他们以及他们所领导的运动只不过是一种土地改革性质的运动；这是胡说，是在强有力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运动面前的一种资产阶级自己欺骗自己的手法。”他还认为，“世界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过去百年来的前进的工人阶级及其决定性领导——在理论和实际斗争的两个领域内——都导源于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过去50年来是导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些战士们不仅预见了经济和政治演变的总趋势，而且还领导工人阶级胜利地经历了这些年来所有错综复杂的事件。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被这个有着暴风雨历史的世纪所光辉地证实了。”

除W．福斯特外，P. S．方纳、赫伯特·阿普特克、尤金·吉诺维斯、杜波依斯和A．罗彻斯特等，都是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家。P. S．方纳早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林肯大学教授。他毕生从事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即使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也没有放弃对世界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信仰，没有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他曾乐观地说，当纪念马克思逝世200周年时，全世界都将是社会主义。P. S．方纳著述等身，据不完全统计，有40余种60多部。主要代表作有4卷本《美国工人运动史》（1947—1965）、4卷本《道格拉斯生平和创作》（1950—1955）、2卷本《古巴史和古美关系》（1962—1963）、《道格拉斯论妇女权利》（1977）等。赫伯特·阿普特克是美共党员，著名的美国黑人史专家，194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因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长期失业。1964年起他任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南北战争中的黑人》（1938）、《1526—1860年的美国黑奴起义》（1939）、《美国黑奴起义》（1943）、《美国革命中的黑人》（1940）、《废奴主义：一场革命运动》（1989）、《美国历史上最初两百年的反对种族歧视》（1992）等。20世纪50年代后，阿普特克倾全部心血编纂7卷本《美国黑人文献史》,1951年出版第1卷，1994年出版最后一卷即第7卷。这部著述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多年发掘和整理的“文献”，再现美国历史上黑人的真实生活。除美国黑人史研究外，阿普特克还著有《奴隶制时期的南部工人运动》（1955）、《殖民地时期：美国人民史》（1959）、《美国革命》（1960）等。罗彻斯特的主要代表作是《美国统治者》（1936）。尤金·吉诺维斯的主要代表作是《奴隶制度的政治经济》（1965）、《奴隶主们创造的世界》（1969）、《奔腾吧！约旦河，奔腾吧！奴隶们创造的世界》（1974），这些著作被公认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优秀的美国史著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它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国家、地区或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不可避免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深刻影响，无论中外都是这样，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思潮在美国泛滥。1950年1月9日，美国参议院约瑟夫·麦卡锡断言，有205名共产党员在国务院工作。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内安全法”（亦称“麦卡锡法案”），强令共产党的有关组织注册登记。在此后近4年时间里，进行所谓的“忠诚宣誓”来防止共产党的颠覆。1951年，麦卡锡领导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以法西斯手段，迫害美国的民主和进步力量。美国共产党一度被宣布“非法”，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列入黑名单，甚至“美国历史协会”这样的学术团体，也因其成员中有如杜波依斯、阿普特克等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被认为是“颠覆性的学术团体”。麦卡锡主义盛行，使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临沉重的压力，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十分困难。

又如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对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英共也不例外。1956年4月，英国共产党史学家小组召开会议，要求英共对过去“全盘苏化”等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爱德华·汤普森等创办《理性者》杂志，公开要求英共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和克里斯托弗·希尔等相继退党，霍布斯鲍姆则坚持继续留在党内。1956年11月，史学家小组召开全委会紧急会议，霍布斯鲍姆提议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1956年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改组为“共产党历史小组”，一直存在到英国共产党在1991年年底解体。尽管当时不论退出英共，还是继续留在英共党内的历史学家，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继续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贡献，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变幻所引起的震荡和混乱，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分化，由此所产生的诸多影响和复杂形势，也是不争的事实。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苏联东欧国家在70年代也出现了改革的热潮。这些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始终没有突破高度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使改革彻底脱离了社会主义方向。1989年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冷战”结束、欧盟和世界经济区域性组织纷纷建立，使雅尔塔体系瓦解和两极格局终结。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影响，使其在自身发展的历程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例如，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并在研究实践中得到迅速的发展。首先，确立了苏联历史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方法论基础，自觉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划清界限；其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不仅建立了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科研机构，而且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队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社会发展进入了全面高涨阶段，这不仅表现在工业、轻工业、农业等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文化各领域。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史学在苏共意识形态体系崩溃的严重冲击下，陷入了巨大的思想动荡。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氛围中，人们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充满怀疑，失去了认同感，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感到困惑和迷惘。一些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历史、丑化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著作纷纷出版。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大肆泛滥，“翻案史学”“复辟史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苏联解体后，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然也荡然无存。毋庸置疑，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途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四

研究、学习和编撰《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中国史学界同人来说，尤其如此。“冷战”结束以来，深刻变动着的中国和世界，都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有一个大发展。这就决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起点和归宿，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和弘扬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时俱进，定将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的总结和回溯，使我们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面临的现实任务。

首先，历史研究应关注现实，努力做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相结合，历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清末启蒙思想家龚自珍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人们若要科学地认识现实和未来，绝不能割裂历史。只有科学地认识昨天和前天，才能正确地认识今天和明天。历史研究，无论其研究内容是多么遥远的过去，但其在本质上却从不曾脱离现实。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是倾听时代的呼声，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

历史是认识现实最好的老师。1882年9月中旬到12月上半月，恩格斯研究了古日耳曼人的历史，并撰写有《马尔克》一文。为什么要研究古日耳曼人的历史呢？恩格斯说：“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包括他们当时的真正 ‘祖国’，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同当前短工的贫困和小农受债务奴役的状况对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对最古老的日耳曼土地制度，做一个简短的历史叙述。”恩格斯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他始终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恩格斯通过分析日耳曼的土地关系发展的一般道路和农民的命运，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现实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关于这篇文章，恩格斯在同年12月22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 ‘有教养者’。”130多年过去了，恩格斯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绝不是历史”，研究历史重要的任务是在整理事实的基础上，“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起，就紧密地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以实践时代的使命为己任。这一过程在今天仍在继续着，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他还说：“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强调：“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 “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这是基于历史的现实判断，精辟地论析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历史研究的科学成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只有掌握科学的历史知识，才可能有成功的党的政策。

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研究和学习历史，并将其落实到提高人们的历史文化素养上，使之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辩证法办事。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更同现实结合起来，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有社会担当，须臾不忘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研究的社会责任。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矛盾运动的秘密。就史学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的戏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当记载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不同的历史观自然会有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而是遵循一定的理论方法论揭示历史的奥秘，重视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从不忘史家的社会责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国家文化力量的重要标志和体现，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历史研究如何体现出它的社会责任尤其重要。为名利而研究，还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研究，这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历史研究的主、客体有其特定的内容和规范，但这与为人民服务、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并不相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研究的成果令世人瞩目，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少数人仰承洋人的鼻息，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生吞活剥、盲目崇拜，甚至主张放弃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去与西方“接轨”，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丧失起码的学术尊严和民族自信心。这与我们所说的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当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侵蚀着学术，如历史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热衷炒作等，这都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但是，使人们感到欣慰的是，这种现象毕竟是个别的，广大史学工作者则在学术上精益求精，耕耘精品力作的同时，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13卷，包括《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土耳其卷》《巴勒斯坦卷》《伊朗卷》《埃及卷》《阿富汗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也门卷》《海湾五国卷》《约旦卷》和《塞浦路斯卷》。这是我国第一部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著作，商务印书馆自2000年陆续出版后，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这既是一部学术精品，对历史学科建设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批判。又如，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治水社会”的理论，杜撰出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他不仅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歪曲古代中国、希腊、印度和埃及的历史，而且污蔑社会主义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为了揭露这部“学术著作”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史学理论研究》杂志1995年开辟专栏，专家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社会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谬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表现出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在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勤奋地工作。

最后，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想撞击，进行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在斗争中锻炼成长；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揭示和蕴含的历史真理，在同各种谬误的交锋中得到彰显，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

例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基础和核心。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攻击，集中在对唯物史观的诋毁上。早在20世纪上半叶，被西方尊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就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和黑格尔一样的“神谕哲学”，是“历史宿命论”，是“形而上学的教条或宗教式的信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中世纪的神学史观一样，只不过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寄希望于选民，法西斯代之以特选的种族，马克思代之以特选的阶级而已”。

波普尔的这些论调曾受到一些人的吹捧，风靡一时，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波普尔“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恶意”。因为“他把许多本来并不是马克思的东西都塞到马克思的名下，然后就借口反对这些东西来反对马克思”。尽管波普尔如此荒谬，但其理论并没有因荒谬而消逝得无影无踪，其改头换面的现代表现之一，就是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宗教神学相联系，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犹如教义，是“虚无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逻辑在实证的历史思维中再现历史过程。这与怀疑以至否定历史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波普尔的这种攻击有着十分鲜明的政治指向，如他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题词中所言：“本书为纪念各种信仰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波普尔的旧调在今天重弹，使人们更加警醒。

风靡一时的后现代思潮，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是一种破坏性的思潮。它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截然对立，它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以及对历史过程“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代之以形形色色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碎片化，就产生了许多奇谈怪论，诸如：中国文化先天不足，需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缺损”；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理，甚至有功；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如改良；中国当务之急是“补资本主义的课”；以“重新评价”“理性思考”为名，对历史人物是非颠倒的翻案，等等。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一个事实，都胜过一百句、一千句谎言。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9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有6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接近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模式，也已有3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漫长的5000年，还是短暂的30多年，中国民族创造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中，这是历史的主流、历史的本质，任何偏见和谎言都篡改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后现代史学”等史学思潮的碰撞与斗争中获得新的动因，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我们坚信，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光辉的过去，更有愈加辉煌的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必将与时代共进，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