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息息相关
关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国际上的托派分子还是推出了不少所谓“研究成果”的，其中心思想无非是论证托洛茨基多么了不起，他们的理论是多么“正确”云云。改革开放后，史学界推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相关成果也越来越多。但总体上说，有两个需要补充的研究环节：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质特征、整体样貌的形成，都是有影响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需要予以揭示。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与对“托派”的批判密不可分的。批判托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五大之前，中共不存在托派。大革命的失败，将陈独秀等人推向托洛茨基，也促进了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系统思考。任曙、严灵峰、王宜昌、李季这些托派理论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主要论战对象。
中共自觉地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论证，乃始于六大。最直接的动因，就是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托洛茨基等人遭组织清洗后，亟须肃清其思想影响。
托洛茨基思想对中国党的影响非常严重。这种影响，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不自觉的。当时，一些并未沦为托派的中共领导，也或多或少地同情乃至具有托派观点。
就社会性质而言，正如周恩来所说，它在六大时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因此，党代表大会必须对此做出解答。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共通过十几项决议案，其中关于社会性质的论述虽在《政治决议案》中有所涉及，集中表述却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
六大决议继续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理由是：“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 “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这段话，要言不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点在中共文件上的正式确立。
周恩来说过，六大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的分析是正确的。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考察，“新思潮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成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的自觉实践者，其工作既是理论阐述，也是学术研究，同时又是当时肃清托派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广义的新思潮派，是指直接或间接受中共领导、按照中共思想阐述中国社会史与社会性质的所有人士。狭义的新思潮派，则指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参加社会性质论战的人士。狭义的新思潮派又分前后两期。前期代表人物为王学文、潘东周，主要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直接受李立三领导，并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社团组织形式出现。1930年9月，李立三因“立三路线”错误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新思潮派随即转入第二期，其代表人物为刘苏华、何干之。
新思潮派主要的论战对象，正是中国托派（又称“动力派”），其次是以国民党改组派为背景的一些国民党学者（又称“新生命派”）。针对托派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主导、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观点，以及“新生命派”认为中国是混合型的特殊社会、只有国民党才能担任此种社会政治领导的观点，新思潮派着重论证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质。
这里要特别提到何干之1934年9月出版的《中国经济读本》，他自称这本书“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并说：“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做整体概括时，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
1936年11月，何干之撰写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年初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出版，开篇即提出，他要解答的问题之一，即“一般人所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何干之提出：中国革命既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过渡形式，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第二年，何干之又先后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两本小册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观点愈加明确。
毛泽东至少在1923年7月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中，就已经确认中国是半殖民地。1926年9月，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又提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认为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这表明，毛泽东原有自己的认识轨迹。1935年到延安后，毛泽东开始系统进行理论建构，逐渐形成毛泽东思想。其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至少在1938年3月即已成熟。当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作过一个简短演讲，专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他这方面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毛泽东说：
知道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性的，但是不要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现在许许多多报章杂志都来讨论这个问题，意见当然是各色各样都有，站在国民党立场有国民党的意见，站在共产党立场有共产党的意见，还有其他种种。
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有些人说“中国是封建的社会”，这是不对的，照他们的结论，目前革命任务只反封建，这种错误，显然用不着证明。托洛茨基分子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种说法的结论就是：“我们推翻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懂得中国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社会，于是乎就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任务……
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可是，有一部分人会不高兴，而且要反对，就是那些买办分子。中国社会有半封建性就要反封建，那末也免不了有些地主会反对……
比方，我们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
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视为“规律”“总的最本质的规律”“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足见他把这一问题看得多么重要。毛泽东的这一定性，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理论构造的重要构件。其后，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不惜笔墨地论述了这一理论。特别是下列《新民主主义论》中一段话，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南：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即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一百年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社会，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性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之源。而从相关研究的发生顺序上考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又是“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研究的起点——先有对前者的研究，后有对后者的研究；先有社会性质论战，后有社会史论战。因此，梳理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一话语的形成史后，我们自然会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具有怎样密切的关联。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广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