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湖北沦陷区的形成及其特点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日军的西进，从1938年8月开始，湖北出现沦陷区。武汉失守以后，沦陷地区不断扩大，到1940年6月荆州、宜昌失陷，湖北东部大片地区被敌占领，形成地域广大的沦陷区。

一 湖北的抗战进程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事进行不到一年，日军即占领了中国的华北、华东大片地区，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均落入敌手。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灭亡中国，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发动武汉作战，从北部和东部沿京汉铁路和长江分两线向武汉夹击，企图一举占领武汉，夺取华中。自此，湖北地区由抗战的后方基地变成抗战的前线战场。

1938年7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从九江攻占黄梅小池，8月2日，占领黄梅县城，战争正式进入湖北。随后，日军沿长江和鄂东北两线作战，发起对武汉的战略包围。中国军队虽顽强作战，殊死抵抗，但仍弱不敌强，节节转退。10月24日，日军完全突破武汉外围要塞，占领黄陂。10月25日，日军都城联队首先由汉口东北角攻入市区，27日全部占领汉口。26日晨，日军波田支队占领武昌。接着，日军大部队源源进入武汉，占领了除法租界外的全部武汉三镇。

占领武汉和广州以后，从战争的全局看，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在中国战场上的战略进攻，转为巩固其占领地区的态势，整个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但是，由于湖北省位处中日两军交接地带，又是日军威胁和进攻重庆及西南地区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非常特殊。因此，在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仍多次在湖北战场上发动区域性的战略进攻，将其占领地区不断向鄂西推进，造成湖北战场一直处于战略防御和沦陷区不断扩大的态势。具体来说，抗战时期湖北战场战局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

（一）1938年7月—1939年5月，鄂东和鄂中抗战阶段

从1938年7月底战火烧到湖北，至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占领了武汉及其以东的20余县，中国军队被迫向西部撤退。武汉沦陷以后，湖北战场的战事并未停息，仍继续蔓延。为了巩固武汉外围，并扩大占领地区，日军不断向武汉周围的鄂中、鄂南和鄂北地区发动进攻，并将占领地区不断向前推进。1938年11月，日军先后占领鄂南的嘉鱼、蒲圻、崇阳和通山等县，粤汉铁路以东地区全部沦陷。1939年年初，日军又向鄂中、鄂北发动进攻。1月，占领京山；2月，占领天门；3月，占领钟祥。到3月中旬，湖北战场初步稳定时，日军在湖北的占领区域已经扩大到鄂北的随州、鄂中的荆门附近，汉水以东地区基本上都宣告沦陷。国民党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沿荆沙、宜昌、荆门、随枣至信阳一带组成防线，同日军对峙。

1939年5月，日军发动随枣战役，以第三、第十三和第十六3个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五六万人的兵力向鄂北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一举击破第五战区鄂北防线，占领枣阳、襄樊等战略要地。这是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在湖北战场发动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之初，日军进展顺利，多处突破第五战区防线，相继占领随县和枣阳，并试图在大洪山与桐柏山地区合围中国军队。但在重庆指挥部的支持和配合下，第五战区迅速改变了部署，激战二十余天，歼敌1.3万余人后，最终夺回了枣阳和河南桐柏、唐河等地，将日军赶至平汉线和鄂中地区，收复了除随县县城以外所有在战役中失去的阵地，基本恢复了战役以前的战略态势。

（二）1939年5月—1940年6月，战场向荆沙、宜昌发展

随枣战役以后近一年的时间，湖北战场战局相对平静，敌我态势也无重大变化。唯在1939年年底全国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在平汉路南段、粤汉路北段和江汉地区对敌发动了不同规模的攻势作战，一度切断了襄花（襄阳—孝感花园）和汉宜（武汉—宜昌）两条公路，但对全省战局并无重大影响。

1940年5月，日军为了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外围的威胁，打通长江通道，威胁重庆和西南地区，抽调6个师团十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宜枣战役，向鄂西北的襄樊、枣阳，鄂中和鄂西的荆门、荆沙、宜昌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这是抗战中后期日军在湖北战场上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斗从5月初开始，到6月中旬结束，分枣阳会战和宜昌会战两大作战阶段。经过一个半月的作战，日军占领了鄂中的江陵、沙市、当阳、宜昌、荆门全境和枝江、宜都、远安的部分地区，并一度占领枣阳、襄阳、宜城、南漳等地，将占领区域和两军对峙线在鄂中地区向西大大地推进，形成抗战中期湖北战场战略格局和沦陷区域的最大一次改变。经这一扩张，日军在湖北境内的侵略势力和占领区域已到达鄂西地区；湖北全境除鄂西南、鄂西北二十余县和鄂中公安、石首、松滋三县及鄂东英山、罗田两县之外，其余各县均被日军部分或全部占领，沦陷区域县数和面积均超过全省一半。

（三）1940年7月—1943年4月，西部拉锯战时期

宜枣会战结束之后，湖北战场又恢复了长达3年的相对平静状态。其间，除1941年9月、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六战区遵令发动反攻宜昌的战役以外，未有其他重大战事。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更感兵力不敷，被迫在中国战场采取守势，而国民党军队也无力发动战略反攻。因此，在中国战场出现了较长时期的胶着状态，湖北战场自宜枣会战以后形成的态势未有重大改变。中日两军仍沿宜昌—荆门—宜城—随枣一线长期对峙，一直延续到1943年5月的鄂西会战。

（四）1943年5月至抗战结束，战场向鄂西南和鄂西北发展时期

1943年年初，日军为了改变在中国战场上每况愈下的战略态势，阻止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反攻，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发动鄂西战役，打击鄂西第六战区中国军队主力和以西部为基地的中、美空军，打通长江通道，威慑重庆和西南地区。5月，战役开始，日军共投入6个师团10万人的兵力，并派100多架飞机助战。日军先后攻占了公安、石首、松滋、枝江、长阳、宜都、五峰等地。但是，此时的中日军事力量对比特别是空军力量对比已有较大改变，日军击溃中国军队主力和中、美空军的战略计划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中、美空军的有力支持下，第六战区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战略企图。激战至6月上旬，中国军队相继收复枝江、宜都等地，日军除占领石首、公安、松滋部分地区外，被迫全部撤退到长江北岸，鄂西战场又基本恢复到战事爆发以前的状态。

1945年3月，日军为解除老河口中、美空军基地和中国豫西部队对平汉铁路的威胁，发动了豫西、鄂北战役，向河南南阳和湖北老河口、襄阳及南漳、宜城等地发动进攻，先后占领了以上各地。但是，由于受整个太平洋和中国战场的影响，此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再衰三竭。其后，中国军队英勇反击，在湖北收复除老河口以外的其他失地，湖北战场的格局基本未受影响。这一态势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

二 湖北沦陷区的形成

随着湖北抗战局势的发展，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向西撤退和日军占领地域的扩大，湖北沦陷区逐渐形成。整个抗战时期，湖北沦陷区的形成和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从1938年8月2日黄梅县城失守到1945年4月8日光化县城沦陷，抗战时期，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后退，日军自东向西逐渐占领了湖北省的大片地区。据调查，在湖北71个市县中，除鄂西南的恩施、利川、咸丰、来凤、宣恩、鹤峰、建始、巴东、秭归、兴山10县和鄂西北的房县、保康、均县、陨西、竹山、竹溪6县外，其余55个县市均在不同时期遭日军进犯并被不同程度地占领过。在这55个县中，鄂东罗田、英山两县仅遭日军两次短期侵占，时间总共不超过1个月，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伪政权组织，是大片沦陷区中少见的特例。鄂西南和鄂西北的五峰、宜都、长阳、襄阳、枣阳、南漳、郧县、谷城、光化9县，因地处敌我交接地带，遭受过日军的短期进占，但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中国军队和政府的控制之下，除谷城和光化两县外，其他各县都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伪政权（光化在1945年5月成立过伪县政府，谷城县太平店在1945年4月成立过伪维持会，但都极其短命，随着日军的溃败很快灭亡）。其余44县都在较长时间内被日军所侵占，是湖北主要的沦陷区。这44县中，除江汉地区长江以南的公安、石首、松滋三县是在1943年5月鄂西战役中被占领以外，其余各县均是在1940年6月以前即告沦陷，时间最短的也有5年以上。其中，鄂东第二行政督察区、鄂北和鄂中第三行政督察区、鄂南第一行政督察区以及汉口市都是在武汉失守前后被日占领，沦陷时间长达近7年之久。敌人在44县中，曾建有40个伪县政府。在没有设立伪县政府的礼山、松滋、枝江、远安四县也曾建有伪区政府。各县沦陷时间，详见表1—1。

三 湖北沦陷区的特点

由地理位置和战争进程所决定，抗日战争时期湖北沦陷区在空间范畴、时间跨度以及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与东北沦陷区不一样（东北地区全部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与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华北和华东沦陷区也不完全相同（这些省份基本全部沦陷），抗战时期湖北沦陷区主要表现出下列几个特点：

（一）整个抗战期间，湖北全省并未全部沦陷，而是呈现出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大区域犬牙交错的局面

在沦陷区出现的同时，湖北西部的广大区域，仍然由国民党政府控制，是为国统区，我们称为鄂西后方国统区；而在被日军占领的县份内，日伪也并不能控制全境，仍有部分地区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成为零星的国统区，即所谓的敌后国统区。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沦陷县份中，国民党的县政府仍然存在，只是退守山区或偏远地带，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部分县域的控制权。此外，鄂东的英山、罗田两县，虽地处敌占区，但由于是国民党第五战区鄂豫皖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长期有国民党大军驻守，除1938年和1942年两次极短时间被敌占领过外，八年抗战期间一直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是独立于大片敌占区中的两块较大的独立国统区。这样，鄂西后方国统区、英山、罗田国统区和其他敌后零星国统区，共同组成了抗战时期湖北地区的国统区域，成为国民党湖北抗战的主要基地。由于抗战期间湖北沦陷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中共领导的鄂豫边区的范围也不断变化，因此，湖北国统区的范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总的趋势是自东向西，不断缩小。就基本国统区（即后方国统区，非战区）来看，武汉沦陷时，其范围在京汉、粤汉铁路沿线以西，到1939年5月，退缩到随县—钟祥—荆门—监利一线以西地区。据1940年年初湖北省政府统计，后方国统区控制的范围，计有宜、荆、郧、襄、施等地36县，面积占全省面积的56.82%。1940年5月宜枣会战以后，中国军队防守线退至宜昌—枣阳一线以西，后方国统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控制区域为鄂西南第七区、鄂西北第八区和鄂北第五区全境，第六区宜昌以西各县和第四区的石首、公安、松滋三县，共计28县，面积约84600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45.4%。1943年鄂西战役之后，日军又占领石首、公安、松滋三县部分地区，并建立伪县区政权，后方国统区减少为25县，面积78900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42.35%。另据湖北省政府1941年3月向国民政府民政部的报告，湖北全省71县市中，国民政府完全不能行使职权的有汉口市，基本上不能行使职权的有孝感、汉阳、应城、汉川、天门、当阳6县，部分不能行使职权的有武昌、嘉鱼、咸宁、蒲圻、崇阳、通城、通山、阳新、大冶、鄂城、黄冈、蕲春、浠水、黄梅、广济、麻城、黄安、黄陂、礼山、应山、京山、云梦、随县、钟祥、沔阳、潜江、监利、枝江、江陵、荆门、宜都、宜昌、安陆、远安34县。其余30县国民党政府能完全行使职权，属国统区控制范围。这一控制区域基本延续到抗战结束。就敌后国统区看，1940年鄂豫边区大发展之前，凡敌占区各县日军势力不能到达的区域，基本上都掌握在国民党政府手中，均属敌后国统区范畴。但是，1940年以后，除英山、罗田两县比较固定以外，随着鄂豫边区的不断发展和中共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京汉、粤汉铁路沿线区域和襄东、襄西（汉水两岸）各县的敌后国统区日益萎缩，一些县份甚至完全消亡。此外，即使是沦陷区，绝大部分县份国民党县政权虽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控制区域已大为缩小，控制能力十分微弱，有些县政府甚至迁至县境以外，有名无实，沦陷区域县境主要为日军所控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北人民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中共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地方政权建设结合起来，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创立了以大、小悟山和天汉、潜沔地区为中心范围包括鄂东、鄂北、鄂南和江汉平原几十个县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以李先念为主要负责人的新四军第五师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国统区，更不同于敌占区性质的区域。鄂豫边区的创立与发展以1940年9月为标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边区和抗日武装的创立与统一的时期，后一阶段是发展巩固边区与壮大新四军第五师的时期。

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南下湖北应山、随县、大悟等地，开始了建立鄂豫边区的艰苦斗争。6月，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李先念等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会议，统一豫南、鄂北地方抗日武装，以此奠定了华中抗日武装的基础。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又指示在鄂豫交界的四望山召开会议，成立统一的鄂豫边区党委，对豫南、鄂北、鄂东的党和军队实行统一领导，鄂豫边区党和军队的核心力量初步形成。1940年9月1日，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成立边区过渡政府——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以此为标志，豫南鄂北鄂东的党政军实现统一，鄂豫边区显现雏形。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企图一举剿灭华中新四军。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反击。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将原辖各支队扩编为7个师。4月5日，新四军鄂豫边区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师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正规旅，2个游击纵队，共12个团，1.5万人。4月1日，鄂豫边区又在京山县向家冲召开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按三三制原则，正式成立鄂豫边区行政公署，由许子威任行署主席。全公署下辖鄂东、信应、天汉、襄西4个行政办事处和安陆、应城、云梦、孝感、随南、京山6个直属县政府，鄂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的统一和加强。1942年3月，鄂豫边区又在京山县召开了首届边区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颁布《鄂豫边区施政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原则。到抗战后期，鄂豫边区已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全国重要敌后解放区，面积达到9万多平方公里。全边区建立有1个行政公署，7个专员公署，39个县政府。边区政府在湖北的管辖范围包括：黄冈、黄陂、黄安、礼山、孝感、应山、安陆、云梦、应城、京山、汉川、天门、江陵、监利、潜江、大冶、阳新17个县的大部，钟祥、沔阳、石首、公安、荆门、当阳、随县、鄂城、广济、黄梅10个县的一小部，以及枝江、咸宁、通山、通城、崇阳、嘉鱼、蒲圻、武昌、浠水、蕲春、英山、罗田、麻城13县的部分游击区。边区党的组织发展到8个地委和60多个县委或工委，在湖北的地委即有鄂东、鄂中、鄂南、襄南、襄北、襄西6个。

这样，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湖北省呈现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沦陷区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国统区始终对峙的局面。同时，在沦陷区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又控制了一部分地区。因此，就湖北全境来看，呈现出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犬牙交错、三足鼎立之势。

（二）日伪控制的不平衡性

从1938年8月初日军进入湖北开始，到抗战结束，七年时间里，在湖北71个市县中，除鄂西南的恩施、利川、咸丰、来凤、宣恩、鹤峰、建始、巴东、秭归、兴山和鄂西北的房县、保康、均县、陨西、竹山、竹溪16个县外，其余55个县市均在不同时期遭到过日军的进犯并不同程度地被占领过。但是，由于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占领区都实行严密的实际控制，日伪对湖北沦陷区的控制，表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性。

从沦陷程度看，湖北沦陷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敌伪力量较弱，日军实际占领的时间较短或区域较少。在这些地区，或者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在达到一定进攻目的后旋即退出全境，因而境内只有部分地区被日军短期占领（如罗田、英山两县即是如此）；或者紧邻国民党后方国统区，敌人难以长期占领，只是短期或不定期进犯和扫荡（如五峰、宜都、长阳、襄阳、枣阳、南漳、谷城7县，均是这类情况）。另一种是敌伪势力强大，境内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军占领，除上述第一种类型外的其他沦陷区均属此类。这类地区中，汉口市及其周围的汉阳、武昌、汉川、黄陂四县，以及地处交通要道或战略资源重地的应城、云梦、天门、江陵、石首等县，基本上被日军全部占领，其余各县大部或部分被占领。

据《湖北省志·政权》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先后有15个县、市基本上为日本侵略军占领。它们是：汉口市、武昌、汉阳、汉川、潜江、沔阳、天门、孝感、应城、黄陂、礼山、咸宁、蒲圻、通山、蕲春。有33个市县的部分地区被敌侵占。它们是：嘉鱼、通城、崇阳、大冶、阳新、鄂城、浠水、黄梅、广济、罗田、英山、黄安、黄冈、麻城、云梦、京山、钟祥、枣阳、光化、监利、枝江、江陵、远安、宜昌、荆门、当阳、宜都、松滋、石首、随县、安陆、应山、公安。这一记述与笔者考证的结果略有差别，除了两方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有所不同以外，湖北沦陷区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评判标准有所差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湖北省被占地区范围广，时间长，变动大，我们对其被占领程度的描述只能用“基本”来限定，而不可能绝对化。事实上，在湖北被占各县市中，除了汉口市自始至终被敌完全占领外，再没有第二个县市是这种情况。此外，有些县份被占领地区范围变化很大，时多时少，给我们对其定性造成了困难。例如，江陵县，1940年6月沦陷以后，敌占区面积不断扩大，到1944年6月，国民党县政府仅能控制三合乡一保六甲之地。省志说它是部分沦陷的县份，而笔者将其列为基本沦陷县份。再则，如何区别被进犯和被占领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抗战时期，湖北有很多县份例如鄂东的英山、罗田两县，西部的五峰、南漳、谷城、长阳等县都遭日本侵犯并被短期占领过，笔者都将其列为沦陷地区，而省志仅列英、罗两县，这也是造成两方结论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0年10月和1941年3月、4月，湖北省政府三次向国民政府内政部报告湖北省政府的控制区域情况，也可作为了解这一时期湖北省敌占区、国统区和解放区区域分界的重要参考材料（见表1—2）。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湖北省成了正面战场中、日双方对峙、鏖战的前沿战场之一。为了打通和保护京汉、粤汉铁路南北交通大动脉，攻入四川，威胁国民政府，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困兽犹斗，在湖北省境内多次发动了战役进攻。湖北沦陷区不但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也成了它继续侵略和妄图灭亡中国的桥头堡和前哨阵地。

总体来看，在湖北沦陷区域中，日军占领和控制的重点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主要是重要城市、重要战略资源产地和交通要道三种类型。具体来说，主要有下列几个地区：（1）武汉三镇及其外围地区（目的是拱卫武汉三镇，控制华中）;（2）江汉腹地的沔阳、天门、潜江等地（既可控制湖北最重要的粮棉产区，又可保卫武汉）;（3）京汉铁路附近的应城、孝感等地（目的是保卫京汉铁路交通线，并控制应城的膏盐矿）;（4）宜昌荆沙长江沿线地区（控制长江交通，威胁重庆和西南）;（5）京广线上的鄂南重镇咸宁（控制京汉铁路交通和鄂南地区）。而这些地区，尤其是作为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武汉三镇，不但是湖北省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区域，是湖北省各类资源聚集之地，同时也是湖北省最为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