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全局出发提出来的。那么，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和形成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在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性课题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扎根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产物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回溯近代以来中国走过的充盈着血与泪、贯通着生与死、裹挟着悲与喜的不凡历程，从中寻找历史演进的脉络、思想递嬗的足迹、社会发展的逻辑，发现中国人民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答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答案；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答案。正是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暗含着“救国”、“兴国”、“强国”这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并以历史图景的方式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中国社会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发展历程具象化。也只有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才能揭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逻辑。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为形成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前提。“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梦想奋起抗争、前赴后继，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始终没有找到实现民族复兴的通途，“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中国人民从中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经过反复比较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条光明之路。而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彻底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性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后，党继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成功走出了一条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必将继续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的轨道上奋勇前进。“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拓展，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的结果。马克思曾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天外来物，也不是头脑中的思辨产物，而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绝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绝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绝不能动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同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文明基础，是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主要是指：从思想谱系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支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挥。社会主义思想史展示的是人类认识未来社会发展规律的递嬗和深化过程。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至今，有将近五百年的时间，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抽象到具体的多次飞跃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一种成功探索，并赢得了声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源自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其所处的历史方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条光辉大道，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和人类社会发展合乎规律的必经阶段。各国家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不过是有早有晚而已。科学社会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基本原则做了科学预测和设想。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同一种历史趋势。在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之前，资本主义并没有最终消亡。只要真正拿起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得出社会主义的产生和胜利是社会发展进步合乎规律的一个阶段的结论。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力量。但这不等于事实层面上一劳永逸地回答了这一重大课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质疑声，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历史终结了。事实绝非如此。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化危为机，在曲折中走上了复苏的道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守和发展、左翼运动的复苏和兴起，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拓展，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论断的科学性、真理性。习近平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深刻分析，旗帜鲜明地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

社会主义运动是在斗争中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长期的历史过程，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长期为之奋斗的历史过程，不能幻想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关于未来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分析，尽管社会主义已经有了500年的历史，从实践上看，我们所处的大时代，现实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时期，是“从某个或某些国家开始替代的进程”，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尚未实现这种替代”。故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历史时期开创和拓展的，客观上都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实现社会形态局部跨越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成功的典范，实现了社会形态局部跨越，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尚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国率先成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艰辛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体现，是基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进行的理论回答和实践探索。“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否认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相反以此为前提和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上来剖析“未来社会”发展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例证”，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中国所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和生动实践，经过接续奋斗，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于此，提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正确认识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方位。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基石，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实现社会形态局部跨越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代表了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践探索，受当今时代和世界格局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现实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历史方位，属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提前完成过渡、进入社会主义，即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它所具有的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也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日臻完善的历史进程，必将经过一个从不发达、不成熟到发达、成熟的过程，从而为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创造更加充分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谋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奋斗历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长河中一个特定的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是过渡时期，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形式，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回答。放在社会主义发展长河中进行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只能被理解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实现社会形态局部跨越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实践探索。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一个具有高难度的重大课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人类为摆脱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进程，是无产阶级求得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奋斗历程。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的前进方向。凡是符合这一探索进程和奋斗历程的，就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是进步的；反之，则是逆历史潮流之举，是在开历史倒车。进一步地说，历史进程不等于社会进步；历史逻辑不等同于理论逻辑。只有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辩证统一，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历史的实质性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的世界格局出发，立足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富有独创意义的伟大探索。这一伟大探索，最与众不同的是，基于对现实生产力水平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从建立起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退却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根据党的文件精神，这看似退却实质是在进攻，是把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拉回到合理的区间，形式上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取代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根本上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允许、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同时，还必须从大尺度来观察问题。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来认识这一毫不动摇地引导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否定因素，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最终必然被公有制所代替。其次，这一伟大探索，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采取的发展战略不同，也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探索有差异。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预设是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主要任务是克服资本主义弊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很大程度上都不再存在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发展直线式地前进。苏联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而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大致上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做出的理论设想，呈现出直线式前进的趋势。而中国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封建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过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又经过一个时期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提出允许、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有一定的迂回性质，本质上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务实探索。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有力地驳斥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三道四的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是要尽可能缩短和减轻人民群众所承受的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苦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体现着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主义的渗透、影响，面临着长期与资本主义竞争、合作的命运。“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这意味着，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然要不可避免地经历资本主义的“苦痛”，甚至还是长期的。但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可能争取缩短这个“痛苦期”的时长、减轻痛苦的烈度，而不能视而不见、“泰然处之”地任由资本主义“苦痛”发展和蔓延。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是不是以牺牲人的自身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因此，缩短和减轻资本主义的“苦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忽视的价值原则。从深层次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决定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进行这种带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若干连续的小阶段前后衔接而构成的。每一小阶段之内的发展是量的积累，小阶段与小阶段之间是质的飞跃，它们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量变和部分质变，最终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接续阶段的飞跃。1956年，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中国大幅度实现社会进步，依靠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率先进步；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很难有连续性的飞跃。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经过若干年的实践探索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如果远远超出生产力的水平，会带来一些弊病。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政策调整，使生产关系进行战略退却。退却至今尚未终止。至于限度在哪里？理论上很难做出精确的量化结论。等待的是实践给出答案。然而，一旦实践上提出明确的要求，就意味着已经退却到有可能滑向资本主义的深渊和泥潭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在当代中国的现实选择，其目标、方向从未发生过变化。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深层缘由。也正因为这一层缘故，“两个必然”必须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讲。

综上所述，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长河、中国社会发展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这为我们确立治国理政方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提供了大的历史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