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西比较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的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在清朝晚期到民国初年就开始了。严格地说，在明朝晚期，当西方传教士东来的时候，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就逐渐展现到人们的眼前，不过认识到这些的只是少数中国学者。利玛窦和徐光启一同翻译了《几何原本》以后，徐氏感受的震动很大，他认为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郭书春主编，引文转引自该书第615页。）这些话表明，徐氏看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传统，这就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严格的逻辑推导方法和数学中的公理方法。他也敏锐地感到了这一学术传统的威力。不过，与徐光启（1562—1633）基本同时，在英国出现了培根（1561—1626），在意大利出现了伽利略（1564—1642），在法国出现了笛卡尔（1596—1650）。西方科学革命开始了，其成就远远超越前代。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还处在昏睡中，总以为我们中国是了不起的。到1792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来华，正在庆八十大寿的乾隆才会说出那句荒唐的话来，好像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在文明程度上也更高。其实那时人家工业革命都开始了。乾隆说出这么荒唐的话，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就遭受了百年灾难。一方面，固然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造成的；可另一方面，谁让你落后呢。当时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英国、法国在地球的什么具体地方。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敏感。因为从我懂事起，正值日本侵略。从“九一八”事件到抗日战争，对我是剧烈的刺激。那时候我能读的学校只有两类，一个是私塾，是读中国古书，这为我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初始的准备。另外一个是教会学校，我上的学校是美国贵格会（Quakers）办的。在这“半封建半殖民”的教育下，我的幼稚的心灵对于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最初简直不知所措。最初入私塾时，要点起香烛向孔子牌位和先生行跪拜大礼。上教会学校，则引导我们上教堂做礼拜。两者间的差别不是当时的我所能确知的，可是我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我上的学校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学校挂美国国旗，日本兵是不能进来的，就好像租界似的，这再一次刺激我。日本兵为什么对美国人和对我们中国人的态度竟如此天差地别呢？

那个时候刺激我的有两点。第一，中国历史文化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亡国了，我们再不能学中国文化，就如同都德《最后一课》讲的那样子。那时候学英文有《最后一课》，它最后写的“法兰西万岁”，同学听了都流眼泪。所以就感觉到学中国文化是极其必要的。第二，同时也感觉到只学中国文化是不行的，假如中国文化真的那么完美无缺，我们何必遭受这么多苦难呢。

我讲这些，是希望给诸位分享一下过去的痛苦能引起的一种活力或一种激情。中国今天正在迅速复兴中，谁想再占领中国大陆都不可能了。诸位生长在承平时代，认识到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太难得了。

前辈们在比较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广义地说，林则徐、魏源开启了近代中西比较研究的先河。如果仅从史学的领域说，清末民初，梁任公（启超）、刘申叔（师培），曾起重要作用，当时研讨的重点在于中西政治体制之异同。以后，胡适之、冯友兰开启了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领域。20世纪30年代前后还出现了几次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这是与中国下一步的革命如何进行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所谓比较，学者们当然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可是过去的比较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我不知道我讲的是对还是不对。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比较研究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历史分期问题、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是古代，实际上关注的仍然是当代。其实，从古至今，不论中外，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历史分期法，大体皆为不同时代的人立足于当时而反思历史之结果。今后的历史分期法亦将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所以，历史分期问题，既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又是一个应时而变的问题。上一个世纪的古史分期问题，已经是在中外比较的视野下进行的。既然中西历史有异有同，这里面就有公约数，自然可以也应该进行比较。只要我们不为自己的比较研究先预下一个结论，然后千方百计地去自圆其说，而是按照严格的史学工作纪律去做，一番比较研究的成果总会或多或少地做出一些实际的进展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因为我当时正在为了给自己打下一个坚实的世界古代史的基础而艰苦努力中。1955—1957学年，我以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的身份，考到东北师范大学组织的世界古代史进修班学习。林志纯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就是此时建立的。林先生参加过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我个人虽然早有从事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设想，但真正的起点应该说是在东北进修时开始的，或者说是在林先生影响下开始的。所以，就切身体验来谈，自然会从林先生说起。

林先生在东北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漫长时期的学术观点，大概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按照当时学习苏联的号召，以介绍、学习苏联史学成就为主。我也跟着他学习苏联，北师大派我去东北进修的目的也就是上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主讲的进修班。当时我们学苏联，首先就是听好专家的课，记好笔记，当然也要看苏联部颁的师范学院教本等。1956年苏联出了新订《世界古代史》师院教本，我们赶快买来认真读。那本书是按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四个部分编写的。在其古代东方部分的引论里，此书认为古代东方的一般特点大体是：（1）奴隶制尚不发达；（2）土地私有制尚不发达，公社长期存在；（3）存在君主集权即“东方专制主义”。（见该书原本第70页。）而希腊古典时期却达到奴隶制的发达阶段。（见同上书第247页。）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上课这么说，林先生当然也这么说。可是，这不过是苏联的一家之言，基本是斯特鲁威之说；还有久梅涅夫认为的古代东方存在的是“普遍奴隶制”之说。（家和按，这几乎就是黑格尔说法的变种。）记得有一次和林先生一同走在路上，我私下问他，如依苏联教材之说，古代东方永远是在奴隶制不发达阶段，那么东方又怎样才能过渡到封建制呢？林先生听了之后，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讲了一些话，大意是学苏联是为了通过它学马克思主义，问题并不简单，他正在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话当时我理解得不怎么清楚，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从他的笔记和著作中看明白了。还有一次，林先生告诫我，不要学了俄文忘了英文，学外文要多多益善。他也经常提醒我尽量多看西文新书。他筹建的资料室，买进了大量西文书刊。所以一到改革开放以后，林先生就变了。人能变是了不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林先生的变，其来有自。他从来努力学习并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注意西方考古学与史学的新研究成果，例如《剑桥古代史》修订过程中不断出版的各分册等。只要一读他所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即可知我所说的是实际情况。

林先生后期的比较研究重要成果在哪儿呢？我觉得应该是他提出的古史城邦—帝国二阶段说。林先生根据雅各布森的研究成果，说明早期西亚（苏美尔）有城邦制，进而把公元前6—前4世纪的印度列国时代也解释为城邦时期，进而又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解释为城邦时期。比如像他所撰《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制》一文，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他明确地对我们说，这一转变是根据史学发展新成果而来，而理论的对象就是要批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对于林先生的关于“《春秋》称人之例”的文章，当时我听到几位治中国古史的老前辈都不以为然，说林先生怎么能这么说呢？其实，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都早有所论述。看来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当时有些治外国史的先生则问，林先生这个城邦是不是扩大化了呢？等等。所以谈比较，问题的提出看来多与现实有关，而研究本身还是有实际的学术内容的。我们做比较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注意到古今之间的张力关系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