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性的日常生活如何可能:科西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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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曾经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旧有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5页。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批判,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化是20世纪哲学的一大景观。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现时代的人》(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1931)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人类处境问题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了。各代人都依据他们自己的观点,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只有少数人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产生过忧虑。而现在,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对每个人都变得显而易见了。”[德]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也认为:“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是人类学。毫不奇怪,唯有在世界成为图像之际才出现人道主义。”[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也就是说,人们早已看到,在繁华、富裕以及政治权力的后面,西方社会经历着一个衰败及“人性堕落”(弗洛姆语,Erich Fromm,1900—1980)的过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实现了哲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重大转向,即从此前的重点专注自然科学、认识世界到重点关注人自身的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以及人类自身的真实生活境遇问题。马克思坚持认为,哲学的根本使命不是在书斋里建构概念和演绎逻辑,而应当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活生生的人类社会生活现实。而且,唯有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中发现的问题和矛盾,才可能构成维系哲学生命的根本。失去了对人的真实生活境遇的思考,哲学也就失去了成长的动因和存在的根基。现象学大师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之所以在晚年提出并重点关注生活世界理论,从根本上看,是因为他对当时欧洲社会现实“生活危机”的困顿和思考,并希冀以现象学为根本的研究方法,来建立一门具有严格科学意蕴的生活世界哲学。胡塞尔之后,许多哲学大师沿着他所开辟的这条路径,在揭示现时代人的真实的生活矛盾、剖析人的悲戚命运中进行着自己的努力。

笔者之所以将科西克(Karel Kosik,1926—2003)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一带有浓厚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新“人本主义”(humanism)现象学色彩与基调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因为他所批判的人的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其实已经普遍浸透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中,而在当前的中国学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一 研究背景

(一)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一直以来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与马克思主义之间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视为具体的、现实的人,主张在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中去寻求消除人的异化的具体路径。因此,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的理论凭依,马克思建立起了最为彻底的人道主义。近年来,随着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以及“新马克思主义”(New Marxism)研究的不断深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The critique theory of everyday life)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哲学理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姿态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的视野当中。从根本上看,“这种矛盾的文化景观引发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焦虑感和危机感,这是一种在无边际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失去依托、丧失确定的标准和依据的茫然无措的焦虑和困惑,是一种在茫茫荒原上寻找生存之指路灯塔时身心疲惫、长途跋涉的迷惘”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即是说,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从根本上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生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个世界是怎样维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作为一种理论转向和思想类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从重心上开始关注人,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主人”。这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所概括指出的那样:“思想不再关心它自身和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转而关心它自身和通过主体或‘定在’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衣俊卿教授指出:“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关于生活中某些具体哲理的阐发,而是一种植根于人类历史和生活世界的哲学立场,是文化哲学的一种新视野或特殊领域。”衣俊卿:《开拓文化哲学的新领地:日常生活批判》, 《哲学动态》1995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黑龙江大学为突出代表的研究团队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一独特的学术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此后,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研究也在其他的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许多研究者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对此进行了探讨。毋宁说,在当前学界关于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的里程碑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已经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启蒙理性与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标识。

(二)科西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冷落

过去的30多年里,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中国学界大多数集中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如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1929—)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进行了相对普遍而深入的研究。在整体的研究格局中,笔者发现,我国当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同时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如亚当·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阿格妮丝·赫勒以及伊凡·斯维塔克(Ivan Sviták,1925—1994)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根基,并形成了新时期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新指向。然而,从总体上看,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和组成部分、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科西克却似乎没有那么“热闹”而“有效”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当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科西克思想是作为一个“被遗忘了的角落”而出现的。正如衣俊卿所说,这一研究状况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板”。这一点,无论从对当前的研究成果、研究现状的分析和论证事实中,还是从对基于研究现状基础之上的未来研究趋向的预测上,以及从研究队伍、研究人员的数量上,都可以找到现实的有力的证据。这一状况与科西克自身的理论地位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完整地把握科西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思想主旨,是当前中国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

二 研究对象

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捷克斯洛伐克著名哲学家科西克立足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一理论从根本上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和生存哲学。

(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1982年,我国著名学者徐崇温首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之后,中国学界开始了对它的广泛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由于这一概念自身的复杂性,一直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定义域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因为从根本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很难说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体系的完整流派,毋宁说,它只能被看成一个内容极其庞杂、学说极其丰富而从根本上又有着共同理论基调和倾向的学术派别或思想运动。总体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拒绝将马克思主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反对第二国际诸多思想家们标榜的哲学框架;坚持将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往往在某些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内容有着突出的贡献和创新。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视为不平衡的和非同一化的,尽管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着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但他们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文明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不断暴露出新的社会问题的时代境遇下,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马克思主义,也继续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剖析和批判。

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带有普遍性意义的称谓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被很多学者用来界定西方国家出现的那种不同于旧式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第二国际也包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倾向,且在称谓上也很不统一,如“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heterodoxy)理论家”、“左翼理论家”,等等,因此也被称为“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之所以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阐释和传统的相比,是一种“另类”的别样的阐释。最具代表性的是戈尔曼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和衣俊卿等撰写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还有论者称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学术界的重要延伸。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笔者在此更愿意将这个概念做一个狭义的界定,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在东欧的、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代表性流派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人道主义者、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在逻辑上,我们可以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逻辑的理论回响。他们把“人的自我、人格绝对化,当作独立存在的精神根和创造外部世界的精神力量。其特点是尊重人格、人性,渴望人的自由,留意人的生活”魏义霞:《生存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具体说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有其特定的内涵与规定性的。衣俊卿多次指出,在划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时,必须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典型的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c,1927—1993)、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c,1922—2002)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阿格妮丝·赫勒、费赫尔(Ferenc Feher,1933—1994)、马尔库什(Gyorgy Markus,1934—)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亚当·沙夫、科拉科夫斯基(Leszak Kolakowski,1927—2009)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等。这些哲学家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与理论定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

从时间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从研究主题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始终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对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上。他们前期的理论研究大多集中于苏联“斯大林化”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并对那个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进行了激烈批判和抨击,而之后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的重点置于批判的主题上。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流派开始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研究,结合东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诸多颇有建树的理论,尤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条件下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的官僚体制问题、人的异化问题、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家们则将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进一步深入,创造性地提出了“激进民主制”的思想。波兰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亚当·沙夫则重点关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异化问题,并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对这种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捷克著名哲学家科西克也对当时东欧特别是捷克的政治危机问题给予了大量的思考和关注,并从哲学上对这些危机进行了深刻阐释。因此,总体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异化、激进民主、技术理性、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等为核心话语,对东欧的社会生活现实给予了批判与思考,形成了独具东欧地域特色的现代化批判理论。

(二)科西克其人及其著作概况

科西克,1926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作家,“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的创始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最主要的理论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其父是捷克人,早在学生时代,他曾参加反对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而被盖世太保、秘密警察逮捕入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西克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和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完成哲学专业课程的学习,对西方哲学具有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科西克回到布拉格,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不久,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理事,同时兼任协会周刊《文学新闻》编委会委员。科西克于1958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激进的捷克民主主义》。1963年以前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63年开始应聘担任查尔斯大学文学系哲学教授,这一年出版了著名的《具体的辩证法》。1967年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同“存在人类学派”其他代表一起,对东欧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系统批判,要求不受限制地讨论人权、自由和民主化问题;之后又出席了捷共第14次特别代表大会,积极支持杜布切克关于建设“人道社会主义”的改革纲领,并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科西克在理论界的活动对“布拉格事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1968年科西克担任《烈火》杂志主编,同时他也是南斯拉夫《实践》杂志国际版的编委之一。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4次特别代表大会上科西克当选中央委员,“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由于持不妥协的理论立场,他被开除党籍并免去一切官方职务。同年,科西克发表《我们的政治危机》。1969年科西克被软禁,从此剥夺了工作权利和发表文章的权利达20年之久。在这期间,科西克依靠为学生辅导外语等过着十分俭朴和艰苦的生活。即便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哲学研究。1977年他又签名支持“七七宪章运动”,以要求保护人权为名,对捷共当局表示不满。也由于这一特殊原因,科西克的许多著作无法正常出版,直到1982年才发表著作《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民主主义》。

“哲学家”不是一个赞誉哲学研究成就的名词,而是对这样一些人的统称,这些人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受到以往的真正伟大的哲学家熏陶的、为真理而生、按我们自己的真理而活,并只愿这样生存的哲学家。”[德]胡塞尔:《胡塞尔选辑》,张庆熊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93页。与其他东欧著名哲学家一样,科西克有着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及丰富的哲学史知识,立足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和探索着社会主义的真谛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以打破官僚主义占据主导的异化世界。科西克的主要著作有《激进的捷克民主主义》、《具体的辩证法》、《我们的政治危机》,以及《人和哲学》、《个人和历史》、《人是什么》、《哈塞克和卡夫卡论荒诞世界》等论文。1983年在贝尔格莱德发表了塞尔维亚文版本的科西克文集《危机的辩证法》,1995年发表了他的论文《现代性的危机》的英文版。这两部论文集主要收录了科西克20世纪60年代关于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影射和批驳了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对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上提出了质疑。如《哈塞克和卡夫卡论荒诞世界》这篇论文,被看作“对东欧‘社会主义’现实中官僚主义荒诞现象的间接起诉”,特别是《具体的辩证法》一书,吸收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同时又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派别的影响,从哲学、政治和文化上加以综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了“修正”。

科西克最重要的著作是《具体的辩证法》和论文集《现代性的危机》。他得以发表的著作很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20世纪的重要学术地位。他的名著《具体的辩证法》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最具思辨色彩、最富有深刻意蕴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这部著作可以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相媲美。1963年,《具体的辩证法》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普遍关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从国际上看,20世纪60年代就陆续出版了《具体的辩证法》的意大利版、荷兰文版、塞尔维亚文版、斯洛文尼亚文版、西班牙文版、葡萄牙文版,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它的英文版、法文版、希腊文版、俄文版、日文版、中文版。《具体的辩证法》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正值东欧由于1956年开始的非斯大林化而逐步向西方文化开放的时期。如前所述,亚当·沙夫在其《人的哲学》中从探讨存在主义在波兰流行的原因入手开始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而科西克则在《具体的辩证法》中直接显露出他从术语上到思想上受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深刻影响。正因为如此,一些研究者直接称他的理论为“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

《具体的辩证法》以其独到的学术深度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一席。南斯拉夫著名哲学家弗兰尼茨基曾指出,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为了掩饰其爆炸性的政治意义而采用了简练的“往往是格言式的表达法”[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册,胡文建等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也有学者称,《具体的辩证法》是通过“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重新描述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参见[美]皮科纳《〈具体的辩证法〉英译序言》,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8期。这进一步增加了读者阅读理解上的困难,也导致了不同研究者对具体辩证法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正如科西克在该书中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某一著作的历史就是它的解释史。” Karel Kosik, Diale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 Dordrecht and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 p.94.因此,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立足于科西克的经典文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理解和阐释,使其理论魅力得以完整释放,进而为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前笔者能够拥有的科西克第一手文献资料有两个:一是1989年由傅小平翻译的《具体的辩证法》;另一本重要著作也即科西克的一篇论文《现代性的文集》还没有翻译成中文,由于语言所限,笔者只能参照英文版进行阅读学习。

(三)科西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哲学性质

胡塞尔明确提出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从渊源上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由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斐伏尔所开创的。列斐伏尔以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视角,将进入消费社会后的人的异化作为自己的理论观照点,并以法国南部农村所呈现出来的外在景象为例,获得了对消费社会里人的命运的新的理论关切。日常生活批判旨在揭露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戳穿其虚假性,进而激起更多人起来反抗异化,并消灭这种虚假性。从根本上看,科西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深受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影响,在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科西克创造性地试图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结合起来,实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进而实现这两种哲学的融合与互补。正因为如此,科西克被学术界叫作“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科西克这里,同样是遵循着对人的异化命运的悲天悯人般的同情,但他拒绝像黑格尔那样以抽象的方式给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人们提供某些抽象的科学法则,而是将思想观念与意识的再生产根植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中,根植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革命性意义之中。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既是科西克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西克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

科西克的日常生活理论继承马克思的生活实践观,师承卢卡奇的日常生活本体理论,形成了独特价值取向的日常生活理论。他把日常生活世界看作一个由“自在现象”构成的“伪具体世界”加以批判和超越,把人的日常生活异化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主张对异化了的日常生活进行剖析和变革,从而使人超越伪具体的现象世界,成为具体的生成的实在。伪具体世界虽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真实,但它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摧毁这个伪具体世界的思想“武器”就是他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了的“具体总体”的辩证法。从根本上看,“具体总体”的辩证法的核心在于辩证的思维与革命的实践,也就是说,首先通过辩证的思维融解拜物教化的形象世界,以透视实在和“物自体”,通过人类的革命—批判的实践使本真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实践创新显露出来。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文化,在真理实现的道路上成为实在的存在,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解放。通过构建具体总体的现实生活世界,使现代生活世界成为具体的生成。消除人的异化存在,拯救现代性的危机,这是科西克对异化的现代生活世界开出的药方。

从根本上看,科西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独创性在于,他透过人们社会生活的经济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体悟到这些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理性文化现象,并将这些现象作为一个“总体”现象进行深入思考,进而指出这些现象更深层的实在的本质,以一个严肃的思考者来运用哲学的本体论和辩证法,以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来直面生活现象。这一对日常生活世界结构的解读和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批判,对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独特的贡献,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深化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