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来华人之由来

中国人到外国侨居，传说始于商朝。中国商朝遗民箕子曾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诸侯国，故有华人移民史始于商朝之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建立了中西交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每年都有使者和商人、庶民的来往，多则几百人，少则百多人。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内地与英属新马两地的接触即已开始。据许云樵的研究，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南方之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s）就经由陆路步行或海路漂流到马来半岛。{L-End} 德国学者格连（Dr. H. Gelaen）也认为马来半岛的地理位置与气候为原始民族迁移必经之地。“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由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L-End} 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海洋信仰、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等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图1-10）。

人类的生命来自海洋，人类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总面积约3.6亿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最大的“宝库”。海洋的浩瀚壮观、变幻多端、自由奔放、奥秘无穷，都使得人类视海洋为力量与智慧的象征与载体。

海洋文化包罗万象，人类缘于海洋，因由海洋而生成和创造的文化都属于海洋文化；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都比内陆文化更富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险性、神秘性、开拓性、原创性和进取性。

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中国悠久的海洋文化。{L-End} 中国汉朝时开辟了与东南亚和印度、伊斯兰卡的海上交通，开展海外贸易，借此中国商人、水手开始向东南亚进发，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下来，成了中国内陆第一代海外移民。“华人移居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是很早的事。例如姚楠著《马来西亚华侨史纲要》一书中指出在唐代末叶以五代华人流寓苏岛者居多，散居马来半岛者亦为数不少矣。迄今华侨乃有自称为‘唐人’、称中国为‘唐山’者，口说遗传，足为唐代移民事业作一佐证。”{L-End}

一 南洋词语之考证

中国从两汉至清朝的历代正史和古籍文献中均记载着古代中国和马来半岛、新加坡之间的交通、贸易和外交关系。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地扼东南亚海上交通枢纽的马来半岛已成为东西方商船往来必经之地，于先秦即已知有“南海”{L-End} 。

汉代，马来半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及佛教传播必经之路，中国广西梧州市为重要港口之一。东汉以后，“南海”泛指整个东南亚地区。南北朝时期，中国与马来半岛的关系已由交通、贸易发展至外交。从5世纪中叶到7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马来半岛上的古国多次派遣使臣到中国建立邦交。中国唐、宋时期，航海事业趋于发达，始往“南洋”，至此，“南洋”代替“南海”。唐贞观四年，婆利、林邑及罗刹三国使者齐到长安，据说这些使臣曾得到宫廷画师阎立本为他们画像。{L-End} 南宋时，中国的造船及航海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多中国人到海外从事贸易，并逐渐开始有少数人侨居于海外的移民现象。宋末陈元靓所著《东夷杂志》及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卷《佛罗安国》中，提到一个叫佛罗安的国家居住着华侨。据考证，佛罗安应位于马来西亚龙运河口附近或森美兰州内。这是有关中国人到马来半岛侨居的最早的文献记载。宋以后，“洋”字普遍使用。

《马来纪年》记载，从12世纪到14世纪中叶，元朝与凌牙门曾互派使节往来。元汪大渊撰《岛夷志略》（图1-11）的《龙牙门》中有一条记载了14世纪上半叶龙牙门（注：新加坡）住了不少中国人，并与当地妇女通婚。15世纪初，马来半岛的南部兴起了古籍称满剌加的“马六甲王朝”，新加坡{L-End} 的国际商港地位因而被此帝国取代，满剌加和明王朝的外交关系极佳，国王借中国明朝的威望和支持来巩固其政权，提高其国家地位。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满剌加为之提供了一个良好而又安全的中转站。中马两国之亲密友谊为华侨的居住提供了有利于双方交易发展的条件。当时的华人以中国东南沿海的闽粤人士为主。

元、明朝时习称的“东洋”与“西洋”，使南海航线一分为二。“南洋”一词，始见于明嘉靖年间的史籍中。明末清初，西方商人及传教士东来，“西洋”的观念转向欧洲，而“东洋”专指日本，从此“南洋”取代了旧称。如今沿用的“南洋”一词，其实乃由于中国人移民至南洋者众多，中国政府于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成立管理南洋文化事业部，出版南洋史及华人概况之类的书籍。在这些书籍得以流传及广泛使用的同时，新加坡也成立了“南洋学会”，推动“南洋研究”。20世纪30年代后，报纸杂志相继刊载有关“南洋”的文章，从而形成一股使用南洋之说的热潮。{L-End}

中国人移居南洋，即今日之东南亚应始于明朝。1405年郑和率领200艘船舰组成的船队下西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上远征。在郑和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船队在南洋各地来回访问。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7次下西洋，率船队远航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及红海沿岸港口。在西方殖民者入侵马来半岛之前，从中国移居到南洋的华人主要是出于通商贸易的需要。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西方国家相继侵入南洋各地之后，随着南洋各国逐步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中国人主要由于生活所迫而作为劳动力移居于南洋。

19世纪是马来半岛上的欧洲殖民主义发展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世界华侨又一次大移民潮的开始。在康、雍、乾年间，福建与广东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民间一般都比较富有。唯嘉庆以后，清朝的可耕地开始严重不足，加上官吏的日益腐败、官民染上鸦片瘾等，此时民间有了过剩的劳工；同时欧美各国开始强盛，迫使清朝政府同意让平民远赴海外当欧美殖民地的劳工。清末，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民间发生饥荒的次数增加，贫穷程度已难以形容，到处有穷人和乞丐，上百万的广东和福建人为了改善生活，生出赴外当劳工的意向，不少福建人、广东人选择了跟随其已定居海外的亲友学习做生意或从事劳工。这与他们在明朝时期已定居海外的前辈有莫大关系。

目前的海外华人主要生活于移民当地，东南亚的华人则多数生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越南等地。这些地区的海外华人先后于16-19世纪从福建省、广东省以及后来的海南省移居至此。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海外华人地域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其显著特征是由集中渐趋于分散，即由高度集中于亚洲，尤其是从南洋，开始转向亚洲以外地区，即向欧、美、澳等国逐渐分散。

二 马华结社之更迭

南洋华人结社之意，指的是南洋华人的社会形成。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途径与近代中国人海外移民息息相关，是以国弱外流以谋生和追求和平生存空间为目的，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漂洋过海，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父引子，兄领弟，子代传孙，经历坎坷，不畏艰辛地形成一条华人移民的世代走廊。南洋华人社会的形成也经历了此种过程。

清末民初时期，由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保皇派、维新派、改良派、国民党等派别的斗争以及各地军阀混战，迫使部分当时在中国南方省份的人民远赴南洋谋生。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凝聚力，人们自发地组织同乡会馆和宗亲会馆以便彼此之间互相照应。经过历代演变，华人在经济和教育上都有了显著的成长，逐渐衍生出了工商会、校友会、公益组织和宗教团体等不同类型的组织（图1-12）。如戈登明斯雷说过的那样，“华人在马来西亚建立本身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政府当局允许华人这样做。他们建立自己的学校，而华人的福利及社会服务通过自己主动获得确保”。

早期的社团多半由天地会各分支的秘密结社组织而成，社团在表面和名义上是讲求兄弟义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管理上则以寺庙、义山的管理形式，为社员举办祭祀活动，秉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观念，在不惊动政府的情况下，执行制裁和调解纠纷的工作。社团中的领导人物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支配社员，社员必须通过领导人物接触外部信息，这也间接地切断了社员的自主能力。1880年，英国殖民政府执行公开注册政策，以群体福利和文化性为主体的华侨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设立，此时天地会早期华侨社团转入地下（图1-13）。

后来到南洋的华侨为了得到人脉与经济上的方便，纷纷加入会馆以寻求协助与庇护，同时会馆也给予会员经济、住宿和谋生技能教育上的援助。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及顾全会员们的具体需要，各种华侨社团在各个不同时期做出相应调整的同时，又衍生出了工会、商会、行会和校友会等组织。现今选择加入社团的会员不再是以谋生为目的，更多的是希望在文化、乡谊、商业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英属新马两地出现的华侨美术社团作为在当地从事美术工作及教育的组织，其主要目的与功能就是组织大家一起拓展美术业务、发展美术教育、开展美术活动。

日本投降后，英国殖民政府重新接管马来亚，但其时英国殖民能力已经是日落西山，无力东顾。马来亚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成立，1963年马来西亚独立，中马两国关于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绝大部分的华侨都取得了马来西亚国籍。马来西亚华人的国家意识逐渐增强，各种华人社团借这一时机重新恢复组织、开展活动，推动社团发展，也成立了不少新的政治社团。华侨社团转化为华人社团后，更加注重服务和促进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其中提倡马来西亚国家主义和马来西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也于1949年成立。华人社团在争取平等公民权、促进商业发展、提高华人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参加国家政治、进入国家决策层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华人和华人社团参政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5·13”事件后{L-End} ，华人社团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是生活在以马来人为主体的社会中，因此华人社团维护自身权益的首要任务，是尽力处理好与马来人等其他族群的和谐共处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华人国家意识的逐渐强化，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趋向更加理性、平等和互利；马来西亚华人的心态也从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其政治身份和思想意识都真正完成了马来西亚化的质变，华侨社会也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华人社会，并逐步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社团的组织机构、管理体制、服务宗旨也开始走向民主化、经济化、本土化，并进入了一个独立稳定的成熟阶段。

20世纪70年代之后各类华人社团为维护自身利益，纷纷整合力量成立市级、州级到全国级的组织系统。20世纪80-90年代，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以1991年12月马来西亚全国13州的中华大会堂申请注册成立“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为标志，以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华人社团联合会”为主要模式，马来西亚各类性质相对一致的华人社团纷纷走向了新的组织联合或合作，其目的也是促进华人经济和华人社会、华人社团的现代化。

在集团化和跨国化的过程中，华人和华人社会的实力更加雄厚，也更加认识到自身的团结和联合对于提升华人的整体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十分活跃，向政府注册的各类社团在7000个以上。

三 国民意识之立场

纵观英属新马两地华侨之变迁，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形成，对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美术的发展史无疑是有意义的，也是必需的。

1486年，葡萄牙人达伽马（D. Gama）绕过好望角，发现了新航线。1511年，马六甲成为南洋第一个被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的地方。16世纪末，荷兰继葡萄牙之后踏上了马六甲，并垄断了海上贸易航线。17世纪中叶，英国海军远道而来，经过约120年的时间，将马来亚和新加坡变成其殖民地。1826年，英国把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成“海峡殖民地”，并大量开采这些地区的丰富天然资源，使这里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及商品倾销市场。战火导致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奇缺，英国便在槟榔屿及新加坡两地实行招徕华工政策。大量输入的中国劳工被分配到各地，参与土地开垦或港口建设，使英属新马两地的华人人口数量迅速增长，新加坡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国际港口城市及南洋的经济文化中心。

英属新马两地早期华侨大多都是为生活所迫，才冒险出国的。《马来亚华侨史》的作者维特巴素认为，在14世纪马六甲王国成立后，华侨的移居已比较规模化；而在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华侨已有永久居留意向。据相关资料显示，17世纪在马六甲的华侨人口数量来源于1641年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时的统计，延至18世纪中叶，华侨人数增加到千人。1824年，英国人占领槟城、马六甲、新加坡之后，在分化统治政策下，居住于上述地区的华侨被压制于社会最下阶层。然而，此时的华侨虽然身在异邦，但心眷祖国，希望有一个富强的庇护靠山。遗憾的是，清朝晚期统治下的中国处在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清朝政府虽认识到英属新马两地华侨之经济力量为前所未有，因而极力争取并加以利用和保护，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就不断派遣官员、兵舰访问、宣慰华人，筹捐或劝导华人回国投资兴办实业，但这一切只是一种希望而已。

鸦片战争后，中国兴起了改良主义思潮，推动保皇派维新运动。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革命派领导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国民政府。

1908年在东南亚就有3000名同盟会员，且大部分是英属新马两地的华侨，他们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对两地华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三，其一，民族主义的宣传促使数以千计的英属新马华侨青年回国参加革命，乃至做出牺牲，开启了英属新马两地华侨与中国维系的主要指导源泉，并形成英属新马两地华侨意识；其二，增强英属新马两地华侨的团结，形成英属新马两地华侨社团的更新与重组，其中尤以1903年成立的槟城中华总商会和关丹中华商会、1904年成立的雪兰莪爱中华总商会以及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代表；其三，革命思潮带来了新思想，冲击了旧社会和旧传统，平等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改变英属新马两地华侨社会的主要主义。{L-End} 基于此，英属新马两地华侨的形成历史以及上述思想演变，促使英属新马两地华侨开始抛弃过去的侨民思想，关心自身居留地的政治与经济，并积极争取公民权和平等权利，开创了“南洋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属新马两地华侨的政治意识与活动出现了以下三种类型，即倾向中国的南来新华侨，倾向大英帝国的海峡侨生及投身马来亚共产党、企图推翻英殖民地政府的部分华侨。第二次世界大战新马沦陷时期，日军挥师新马，华人基于保护乡土的观念，一方面与殖民地政府共同负起抵抗日军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支持中国的抗日运动。此举导致日军占领新马两地之后对华侨进行大屠杀及逼迫华人呈献“奉纳金”的残忍行为，使无数华人家破人亡。这三种类型的政治意识与活动都对战后“南洋意识”的复兴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

1941年底，马来亚英军投降日本，粉碎了人民对西方殖民政府的寄望，萌发了独立的民族主义。三年零八个月的战争，华人政治意识普遍提高，特别是华人的国家意识提高了，为华侨与其他民族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奠定了政治意识基础。1945年日本战败后，英国人于9月3日重登马来亚掌握政权，面对新的政治局势，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政策，将“海峡殖民地”解散，重组由槟城、马六甲加入马来半岛各州组成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在马来亚联邦公民权新政策的推进下，马来人自动成为公民，在本地出生或居住逾10年的其他民族也可获公民权，同时也促使战后初期与新马华人的个别政治运动的联合，成为当时马来亚的政治发展主流。最后，英国在反对声中废除了马来亚联邦的组织。战后10年内，新马两地的华侨由流动转向安定，由侨居变为定居，开始把新马作为第一故乡，成为华裔，{L-End} 其心态也由原来的“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就地扎根”，最后在新马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1948年2月1日，英政府另外成立“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MALAYA），新组成的联邦包括马来半岛所有九个马来州属的联合邦，马六甲和槟城则归属于英国最高管辖的吉隆坡联邦政府，当时还包括新加坡。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前言指出，“作为一项政策，联合邦必须具有共同的公民权，并将之扩展于所有定居与效忠于联合邦或其州属的人民”，这肯定了对马来亚多元民族的社会结构，对华人政治认同的演变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同年6月，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殖民地政府分别于6月8日和24日宣布马来亚和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通过紧急法令法案，授予英国最高专员更广泛的权力，动用全国力量与马共作战。自从紧急法令施行以后，英国采取军法统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种族关系的紧张与恶化，削弱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华人的政治发展也缺少了一个合法的政治机构来争取华人本身的权益。

1949年2月27日，由华人政治家为主体组成的“马华公会”成立，成为马来亚华侨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意识形态与组织上，马华公会沟通传统与现代的社群组织，力图塑造一个以马来亚为本位的华族政治文化综合体，以团结整个华侨社会，培养华侨效忠马来亚的观念（图1-14）。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下，只有少数华人成为公民。为了保持种族间政治势力的平衡，1953年8月23日，一个全国性的华巫联盟正式成立，稍后，印度国大党也加盟，解决了国内三大种族之间的政治合作问题。1955年7月27日举行的第一届联邦大选，联盟取得胜利。在联盟政府的努力争取下，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终于宣布独立。

1959年新加坡争取到内部自治。1961年5月27日，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新加坡正式提出新的政治概念，以图通过马来亚、新加坡及北婆罗洲二邦的合并，为本地区带来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新加坡、沙巴与砂拉越终于达成协议，共同建立“马来西亚”。稍后因新加坡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恶化，两地政治领袖为了避免种族情绪纠纷的扩大，于1965年8月9日商定，同意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此举造成了侨居在新马两地的华侨一分为二，各自依据所在地而归于各自的国家，成为其公民。因此，侨居于马来西亚的华侨转而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即马来西亚华人，其国家意识则由中国变为马来西亚，一分为二地成了新加坡华人和马来西亚华人，新马华侨美术也因此分道前行，并在各自的国家意识上谋求日后的发展与壮大。

华人经济借助经济区域化、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崛起的背景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