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女性体育在西方的历史演进

一 古代及中世纪的西方女性体育

（一）女性体育的起源

要探究女性和男性在运动中的历史，我们必须从运动本身的起源出发。许多学者都将史前的宗教和狩猎仪式作为体育运动的主要起源。宗教信仰和现实的世界是不可分的，在史前和之后的时期都是如此。因为女神崇拜的文化先于上帝崇拜的文化，所以如果脱离女性来分析运动的起源，那将难以令人信服。尽管一些运动的形式是从狩猎的技巧演变而来，但是关于男性和狩猎的事实，却有被夸大的成分。除了忽略女性参与狩猎的情况之外，在其他方面，有关狩猎的理论也是充满了疑问的。我们知道旧石器时代的壁画，被错误地解读为男性狩猎的场景，实际上大规模的狩猎是一种团体活动，需要男性、女性和孩童的共同参与，驱赶动物到悬崖边或者陷阱中，再将其杀死。

如果女性和男性都和运动的起源有关，那么体育运动到底最初是什么形式呢？现在无人能知。因为缺乏文字资料，现在的一些观点如劳动起源论、宗教起源论、战争起源论等也都是现代人的各种假设和推测。要试图找到女性在体育起源过程中的身影，我们还需要回到母系社会，并进一步探究在父系社会中存在遗迹。

克里特（Crete）文明起源于大约公元前6000年，是古希腊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1450年突然消失，这一文明中有许多值得崇敬之处。许多学者认为是地震和随后的迈锡尼人的入侵，摧毁了克里特文明。文化历史学家艾斯勒（Eisler）通过建筑、艺术考古资料，认为克里特是西方世界中最后的合作社会。克里特人有四种书写系统，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包括那时就已存在的抽水马桶。他们卓越的艺术成就展示了克里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克里特的艺术作品中，没有战争或是对于武力和统治的推崇；克里特的建筑都是为了自由、轻松的生活而造。克里特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对女性神的崇拜，而非男性神。因此，在克里特合作社会中，女性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女性和男性之间，是互相欣赏、互相平等的关系。虽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等级划分，但是社会财富是人们平均分享的。道路、排水系统、管道系统等公共设施都是为服务大众而建造的。

在克里特文明的第一阶段（公元前2000—前1700年），跳牛（见图2-1）是当时年轻贵族中流行的运动。从当时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参与运动的人抓住牛的一只角，然后从牛的背上前空翻跳下。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参与者是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危险的动作，也对这一动作的完成存在异议。图2-1中展示了男性跳跃者、抓住牛角的女人和协助男性完成跳跃动作的女人。所有关于跳牛运动的解读，都表现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意义。

尽管有些人说女性也参与其中，但许多记录了跳牛运动的文章，都未提及女性。事实上，女性不仅是跳牛运动的参与者，她们也活跃于运动的仪式和看台中。牛是神圣的动物，献祭用的牛角，总是使人联想到女神崇拜。金布塔斯（Gimbutas）提出过这样的解释：

 

牛的子宫和性器官为它作为戏剧创造中神圣的动物做了相符的解释……作为印欧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象征，并非是因为牛这种动物所具有的力气和男子气概，而是因为它的头部正好与女性的生殖器官，具有相似性。这样的相似性使得牛成为再生的象征，比如生命、水、月亮、鸡蛋和庄稼。

 

对克里特文明中跳牛运动新的解释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在体育起源中其实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不过这一事实并没有被描述出来。因此从体育文化的起源来看，不能把女性排斥在体育历史以外。

（二）古希腊的女性运动

历史学家倾向于假定最早的文明起源于古希腊，但是在古希腊文明出现的25个世纪之前，就存在着其他宏伟的文明，古希腊文明是从这些早期的文明传承而来。通常有关于古希腊女性的描述，她们大多是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甚少有经济权力，在她们还未成熟的时候就已经结婚，承受数次的生育之苦，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就早早地死去。她们的生活，特别是婚后的生活，并不有助于她们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所有有关古希腊的描写，大都会从荷马开始，而荷马毫无疑问有着关于父权制度的偏见：宙斯是权力至上的上帝。在荷马的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关男性运动的信息：比如男性体育竞技中，会有马匹、三脚架和善于手工艺的女人作为获胜的奖励。父亲们会通过比赛，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丈夫。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虽然缺乏女性运动的描写，但是《奥德赛》中仍提及了女神狩猎和驾驶二轮战车，以及瑙西卡和她的女仆玩球类游戏的场面。然而荷马的作品中，对于神话的改编都符合父系社会的价值观念。巴特沃斯（Butterworth）这样写道：“奥林匹克运动是一场革命，它和所有的革命一样，都是通过大量的宣传完成的。但是这样的宣传热情中，包含着对于过去历史的模糊或诋毁。”

1．斯巴达

斯巴达是希腊众多城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普鲁塔克对于斯巴达女性的评价是“勇敢和具有男子气概的，更胜于她们的丈夫”，这是对于斯巴达女性的典型概括。在古代，斯巴达女性因为自己的独立而受到欣赏或者诋毁。历史学家错误地认为，斯巴达的女性比其他希腊城邦的女性更为独立，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点，即斯巴达的女性需要在她们的丈夫离开时独自处理一切事物。斯巴达的男性要在军营中生活到30岁，在这期间他们只能偷偷地回家看望妻子。即使是在30岁之后，许多斯巴达的男性也是和其他男性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

就运动而言，斯巴达女孩在跑步、摔跤、掷铁饼和标枪等项目中，都有学习和发展。她们也参与到节日的狂欢中，愉快地跳舞。但是很多学者认为关于斯巴达女孩参与这些活动，是从优生学角度出发，为了孕育更加强壮的后代，但是这种看法也只是一种推测。

对于斯巴达社会是由男性主导的战争机器的这种普遍认识，库恩斯特勒（Kunstler）提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观点：斯巴达社会是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在斯巴达社会中，没有厌女症和同性恋恐惧症存在。和其他希腊城邦的女性不同，斯巴达女性享有很大的自由，她们被养育得很好；除此之外，她们享有自己的兄弟没有的权力。斯巴达的女孩受到父母的关注，并被鼓励参与各种体育运动和节日。

2．奥林匹亚的赫拉运动会（Herean Games）

在许多历史记录中，赫拉运动会都是附属于宙斯运动会的。有关这些信息的记载，主要来自保塞尼亚斯（Pausanias）。根据保塞尼亚斯所述，在竞走比赛中，专门为少女设立了一个项目，比成年男性的路程少了六分之一。参赛者需要穿上束腰，右边的肩膀展露出来。比赛的奖品包括橄榄枝做成的桂冠和一部分贡献给赫拉的牛肉。参赛者还可以通过比赛，来树立自己的地位。保塞尼亚斯将赫拉运动会的起源追溯到希波达美亚（Hippodameia，赫拉的原名），运动会创立者是为了表达对于赫拉的尊敬和感谢。在埃利斯（Elis）和匹萨（Pisa）长时间的冲突之后，艾琳斯（Eleans）从16个城邦中各选了一名聪明的年长女性，来解决他们的争论。这些女性的任务包括每四年为赫拉缝制一件长袍，并代表赫拉的荣耀参与运动会。赫拉运动会背后意义更值得我们深思：它“暗示了在社会组织中未成年女性的角色，以及她们在成年以后，将会成为宗族部落的中心女性”。而艾琳斯所做出的决定战胜了由男性主导的社会政治特权，女性成为赫拉运动会的监督者。

3．奥林匹亚（Olympia）

在古希腊人到来之前，奥林匹亚和特尔斐一样，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从考古学和文学的考证来看，在赫拉克勒斯和宙斯到来之前，盖娅（Gaia）和其他伟大的女神都受到人们的崇拜。从某种角度，奥林匹克运动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土地祭祀活动。而在土地祭祀活动中，女性可以担任祭司的角色，比如那里出现过农业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的女祭司。除此之外，获胜的运动员会戴上橄榄枝做成的花环，把这些作物作为获胜的符号，并用舞蹈和运动来表达对自然界神灵的崇拜，这是原始居民的传统，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与农业紧密相连的一个例证。

但是随着宙斯之子御有“大力神”之称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成为运动会尊崇的对象，女性逐渐被排除在运动会之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随着农业女神德墨忒尔接管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Atremis）大部分的职能后，她的女祭司的角色也为运动会留下了女神的遗迹。

虽然宗教革命使耶和华和宙斯获得权力，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有关女神的崇拜。现在有关女神的宗教信仰，仍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比如天主教徒对圣母玛丽的崇敬，那些宗教的仪式，如穿长袍、洒圣水、点蜡烛，都是典型的女神崇拜的象征。在运动领域，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授予获胜者的橄榄枝花环和圣杯，都是神圣的女神宗教的传统。

（三）中世纪时期的女性体育

娱乐休闲在中世纪早期、盛期和晚期逐渐兴盛起来，最后进入了顶点，即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世纪早期有关运动和娱乐活动，最有参考意义的信息来源是5世纪的主教和诗人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的作品。阿波利纳里斯于公元430年出生于里昂，家庭显赫。他从小就要学习文法、文学、修辞、哲学、几何学、天文学等大约七门的人文学课程。在公元469年或470年，阿波利纳里斯成为克莱蒙特的主教。

从阿波利纳里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教会和高卢法庭的深刻洞悉。在他的诗集和书信的插图中，可以看到古罗马国王、日耳曼的首领和一些其他阶级的人群（包括女人）运动和娱乐的场景。他对于哥特人的首领狄奥多里克（Theodoric）二世的描写涉及日耳曼王室和贵族的运动和娱乐活动。在他的描述中，在中世纪早期，女人和男人一样参与国际象棋和其他的一些棋类游戏。

阿波利纳里斯表示女性和男性一样，参与了多种球类运动。在他写给自己的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一大群人在圣·杰斯塔（St. Justus）的墓前进行礼拜仪式后，展开了球类运动。尽管没有很多记录中世纪早期人们参与运动和娱乐活动的文献，但是通过阿波利纳里斯的书信和诗作，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在传统观念中对于女性参与运动和娱乐活动的否定。

到了中世纪盛期，女性参加体育运动的历史证据更加充足。到12世纪为止，封建制度和骑士制度影响了中世纪的世界观，在中世纪盛期，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贵族的女性渴望受到教育，不仅是阅读和书写，还有其他许多领域：下国际象棋，讲故事，唱歌，跳舞和弹奏多种乐器。贵族女性渴望学习所有男性应该了解的事物！

中世纪体育比赛的发展也为我们了解中世纪盛期的社会以及当时的女性体育活动提供了一个窗口。在12世纪以前，运动比赛是欧洲封建社会为战士们庆祝的军事和骑士节日，女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作者都在他们那些有关骑士制度的作品中，省略了有关女性的事迹。但是仍然有小部分的史诗作品中，如《於拉乌尔·德康布雷》（Raoul de Cambrai）和《威廉元帅的历史》（History of William the Marshal），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如许多中世纪作家所写的，在中世纪的时候，授予运动比赛优胜者的真正奖励，其实是女人。如果一名骑士可以获得一个贵族出身的女人，那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如果一名骑士赢得了比赛，或者在比赛中展现了他作为骑士的英勇，那么他可以在比赛之后获得自己最想要的奖励——女人。哈维（Harvey）在他的作品中，对两者的关系做了阐述：“这样一种契约式的奖励并不只存在于运动比赛中……但是无疑运动比赛是这种奖励方式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作为女人，能够看到大批的男人为她们而战，这即使是从壮观的比赛场面来看，也是十分值得炫耀的。”

女性在中世纪的运动比赛和其他活动中的角色，从来都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总的来说，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女性在中世纪的运动比赛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她们有时参与比赛的积分，或者为获胜者颁奖；另一种认为在中世纪晚期的运动比赛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只是啦啦队队长而已。

二 17—18世纪的西方女性体育运动

（一）17—18世纪的欧洲女性体育运动

1660—1810年，欧洲体育运动以及休闲活动在贵族以及民间展开。女性体育运动的开展与当时整个社会的结构形态、历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要谈女性体育运动，首先要明确“体育运动”（sport）的概念。从欧洲体育发展历史来看，直到19世纪，才出现了有组织、有规则的体育运动。在早期，“运动”一词通常被描述为：可以给予人们娱乐和欢乐的各种活动。当时有着血腥的“逗牛”和“逗熊”运动，也有狩猎、保龄球和板球。这些运动都没有成文的规则，而是按照惯例习俗来进行，运动的组织也很简单。英国古文研究学家约瑟夫·斯特拉特（Joseph Strutt）在1801年的文章中，提出早期人们对于运动和休闲活动的认识：英国人的运动和休闲活动，包括乡村和城市的娱乐活动、五月游戏、哑剧、游行和队列行进，从早期到现在都是如此。斯特拉特大量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了解17—18世纪体育运动史的窗口。他认为社会等级、乡村或者城镇地理位置、节日（自然和宗教的）等都是影响“体育运动”定义的重要因素。

17世纪和18世纪流行的体育运动都和赛会、守夜活动（英国人每年用来纪念教区的教堂的节日）、节日季（如圣诞节、复活节等）有关。季节的规律对于休闲活动的形式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劳动阶级中间。因为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没有去过离开家20里或者30里远的地方。他们可以在自己居住的城镇里，买到一切所需的生活用品，找到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城镇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在春耕和秋收时节，女人和男人从黎明工作到黄昏，有时候甚至一天工作16个小时，之后通过盛宴和狂欢、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忏悔节和复活节是人们固定进行足球比赛的时节。

和劳动阶级相反，贵族和上层阶级有许多的休闲时间进行休闲活动。他们参与狩猎、斗鸡、赛马，或者去他们乡村的宅邸度假。在17世纪，人们热衷于赛马这项活动。在1660年继位的查理二世，把纽马克特（Newmarket）作为跑马场的总部；到19世纪，在埃索利姆的德比市（Epsom Derby）、阿斯科特和其他地方，都开展一年一度的赛马比赛。在18世纪，板球在英格兰的东南部盛行，那里的上层阶级和市民都参与其中；同一时期，拳击也是全民参与的一项流行运动。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头，等级制度依然盛行。法国革命（1789—1792年）之前，法国的人口被分为三个等级：大资产阶级（贵族）为第一等级；中小资产阶级为第二等级；第三等级为超过当时人口数90%的市民。其中的资产阶级包括商人、艺术家和城镇的工人；社会的最底层是农民。等级的划分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随着贵族阶级资产的减少，难以维持他们狩猎、跳舞和社会活动。王室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因此对第三等级的平民和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实行苛捐杂税，导致了他们对王室强烈的不满，这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学家乔治·特卫里恩（George Trevelyan）甚至这样推测，如果当时的法国贵族阶级可以和“农民一起玩板球”，那么他们的城堡可能就不会在法国革命中，被愤怒的暴民所烧毁了。

在德国，因为罗马帝国统治的衰退和30年的战争（1618—1648年），导致了大量独立城邦的出现。这些城邦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为了满足统治者狩猎和球类运动的大量开支，人民被征收重税。在18世纪早期，普鲁士城邦在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的军事和管理制度下，在欧洲占据了重要的权力。在普鲁士城邦中，有着严格的社会体系，强调绝对的服从。那些城邦中的贵族们通过参与政府的管理和军事中的地位，来巩固他们的权力。在普鲁士城邦中，贵族、市民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因为受到法国贵族特权的影响而加剧。

虽然每个国家的国情都各不相同，但是欧洲女性的地位都是普遍低于男性的，这种情况到了17世纪晚期逐渐有了改变。在17世纪的德国南部，女性从事零售、编织等行业。但随着工会组织开始把她们视为竞争对象，女性开始被排除在劳动力之外。从16世纪到18世纪，随着父系家庭的普及，人们认为这种家庭形式更有利于财产的占有和社会人口的流动。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信念、平等”，但是这些崇高的理想，并未涉及女性。1793年，国会宣布所有的女性俱乐部都是不合法的，女性参与政治活动是不符合社会秩序的。在法国，对于女性的社会和政治偏见也一直存在，英国也如此。英国的女性在国会中没有一席之地，她们无法参与法律的制定和废除。法律规定已婚的女人要归入丈夫的身份，所以她们甚至不能算作独立的人！她们的钱或者小孩，也都不归她们所有。除非丈夫一直对妻子实行暴力，否则那些已婚的女性不能离开她们的丈夫，离婚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单身的女性需要服从于男性的家属，而生活在底层的女性则受到了更为不平等的待遇。

女性的休闲娱乐活动与当时的欧洲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虽然，男性是休闲娱乐体育活动的主导力量，但是在休闲娱乐体育活动中也有女性身影。在那时，英国已经形成了以男性为主的体育运动传统。整个18世纪，体育运动的范围扩大，休闲活动也变得更加商业化。赛艇比赛、拳击和赛马比赛中，有了系统、明确的规则。其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当属板球运动，因为那时板球运动已经具有完备规则制度和裁判制度。随着板球运动从英格兰东南部传到了伦敦，这项比赛吸引了几千万的观众。在1787年还建立了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

在18世纪早期，拳击运动受到王室的赞助。詹姆斯（James Figg）是英国的首位拳击冠军，在伦敦开设了一个拳击竞技场，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前来观看。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英国的男士们会带他们的妻子一起观看在阿斯科特或者埃普索姆举办的拳击和赛马，还有划船等其他比赛。在当时流行的运动中，斗鸡比赛是一项由男性主导的具有赌博性质的休闲活动。斗鸡比赛通常在屋外的场地进行，女性为比赛的观看者。保龄球运动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也非常流行，虽然它也是男性主导的活动，但女性可以参与其中。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年），当时英国有名的文学家，在他的日记中，就记录了和妻子一起参与保龄、台球和推圆盘游戏的经历。在法国，农村的妇女和年轻的女孩一起，在屋外玩保龄球。

伊丽莎白一世（1593—1603年）和她的朝臣们一起，参与狩猎和“逗熊”活动。在18世纪，“逗熊”“逗牛”和动物之间的角斗比赛，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据说，安妮女王（1665—1714年）“对‘逗熊’和‘逗牛’活动十分有兴趣”。

还有一些有关女性参与拳击比赛的记录，这些比赛的举行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女拳击手和其他男拳击手一样，会受到观众们的加油和支持。在1799年，布莱斯福德（Brailsford）记录了女拳击手茹芙（Mrs. Ruff）和格拉斯（Moll Glass）之间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吸引了大约400多名女性观众。女拳击手所穿的服装，通常是紧身的上衣、短裙子、白色的长袜和鞋子。同时，女人们也和丈夫一起，使用剑和铁头木棒，参与到夫妻拳击比赛中，获胜者可以得到40英镑或者更多。

在男性劳动者中流行的摔跤运动，有时也会有女性参赛者的出现。在北威尔士，玛格丽·特伊万斯（Margaret Evans）因为自己卓越的摔跤技能而享誉盛名。据说，“她是一个十分厉害的摔跤手，即使到了70岁，也很少有男性摔跤手能和她一较高下”。在18世纪90年代，女性还参与了划船运动，当时的“多吉特外衣”（Doggett's Coat）和“徽章竞赛”（Badge Race）两项划船赛事中，有许多农村女性划手。1751年名为“航海上”（Joutes Nautiques）的油画，描绘了在巴黎和里昂举行的划船比赛场景，画面以湖中心的一名握着桨的女性划手为中心。从17世纪开始，意大利北部的城市维也纳，也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赛舟会。在英格兰，男性、女性和小孩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斯坦福德奔牛节是一项传统的休闲活动。在苏格兰的一些老教区，还会举行一年一度的“足球比赛”，比赛在已婚和未婚的女性之间展开。虽然现代的体育资料中，很少有关于女性参与在圣诞季或复活节举办的激烈的足球比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女性是足球比赛的观众。

女性偶尔也会参与板球运动。从1779年有关德比郡比赛的油画中，可以看到作为击球手的女选手握着球拍，另一个女选手则指向木桩方向的场景。她们都穿着长度到脚尖的裙子、长度到腰的上衣，戴着很大的帽子。1793年的运动杂志记录到英国萨塞克斯的女性非常擅长板球运动：“在19世纪早期，在萨赛克斯，一场女性参与的板球比赛在3000名观众面前展开。选手们穿着两种不同颜色的板球裙，最后蓝色裙子的这队，以108∶97的比分，战胜了粉红裙子的那队。”1811年10月，月刊Monthly Magazine还报道了在萨里（Surrey）和汉普郡（Hampshire）之间举办的一场女性板球比赛，选手们的年龄从14岁到50岁不等。

射球戏（一项用球和木棒来完成的团队运动，可能是棒球运动的前身）总是会在复活节季举办。据记载，复活节和降灵节后的一周，会有12名老妇人在巴厘·圣埃德蒙德（Bury St. Edmunds）进行射球戏运动：“她们活力充沛，比赛一直进行到日落。其中一名大约60多岁的女性，被选为‘射球戏皇后’。在进行了一整天的激烈运动之后，那些充满活力的年长女人，在晚上尽情地歌唱和庆祝。”

在当时，女性中最为流行的比赛当属竞走比赛，也被叫作“长罩衫比赛”（smock racing），因为获胜者的奖励是一件带有蝴蝶结的亚麻长罩衫。参加比赛的时候，男选手通常不穿上衣，女选手通常也着装很少，竞走比赛的选手们都全身心地参与比赛。在1744年的一则板球比赛广告中，曾经打出两名参赛女选手“只穿内裤进行比赛”的标语，吸引了大批的观看者。1790年，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举办了女性的竞走比赛；同年于布莱顿（Brighton）举办的竞走比赛中也宣传了“性别平等”的观念。彼德·莱德福特（Peter Radfort）提出，18世纪是女性竞走运动的黄金时期，女性的竞走比赛“比男性更加频繁”。他又进一步指出：常规的竞技比赛，通常和当地的市集和赛马集会有关；有一些比赛还往往与板球运动和婚礼相关联；而那些有偿的运动比赛，大多有下层阶级的女性参与。在德国，也有女性竞走比赛，最有名的当属在圣·巴塞洛缪节（St. Bartholomew's Day）时举行的胡森堡（Wurtemburg）的竞走比赛。参赛的选手们都穿着短裙和紧身上衣，为了获得胜利不遗余力。

德国女性还喜欢在冬季滑冰，这是一项自15世纪起就很流行的运动。1708年，当威尼斯泻湖的湖面结冰的时候，当地的人们便可以开始开展滑冰运动了。滑冰比赛在比较寒冷的国家尤为流行，因为通常到了冬天运河都会结冰，这为滑冰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场地。在荷兰北部的弗里斯兰（Friesland），几乎每个城镇都建造了滑冰场。据描述，1805年在吕伐登（Leeuwarden）举办的一场女性滑冰比赛，吸引了几百名观众，成群的男性和女性滑冰选手，参与到滑冰盛会中。18世纪法国的油画作品，也同样展示了农村和城市的女人参加滑冰运动的场景。

在英格兰，跳舞也相当流行，每个阶层的人都喜欢，人们可以参加各种类型的贵族和乡村舞会，其中包括了五月柱舞蹈、挤奶女工的舞蹈（通常在五月的第一天表演）和收获季的舞蹈。跳舞也流行于法国的贵族和城镇的居民中。据记载，跳舞是当时法国的农民最重要的休闲方式。在法国的北部，有着更为活泼的舞蹈方式；而在巴黎附近，则比较盛行乡村舞会。在会说德语的贵族中，奢华的舞会比较流行；而在普通的市民中，则较为流行圆圈舞（Reigen）和其他的舞蹈。

从现代油画中，可以看到小姐和绅士一起玩跷跷板和板羽球的场面。在1808年的一幅画作中，描绘了一对年轻夫妇玩板羽球的场景。据说当时瑞典的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特别爱好板羽球，所以经常让她身边的贵族大臣脱掉外套，陪她一起玩。德塞维耶（Durivier）的作品“青年健身房”（La gymnastique de la jeunesse,1803）中提出，板羽球对女孩来说，是一项非常健康的运动。时髦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年轻女性还经常在休息室里玩台球。而像colin-mallard（类似捉迷藏）这样的简单游戏，则流行于法国上层阶级的女孩当中。Loup（一种儿童卡片游戏）也被乡村的年轻女性所喜爱，荡秋千也是女孩们所喜爱的一项优雅的运动。

欧洲的贵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喜欢骑马和狩猎运动。据统计，路易十六在1755年到1789年在位期间，狩猎的时间总计长达1562天。尽管其他阶级的人士，不像法国王室那样热衷狩猎，但狩猎仍在许多国家的上层阶级中流行。比如18世纪隆基（Pietro Longhi）的油画《猎兔》“The Rabbit Hunt”描绘了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女人手握枪炮的场面，在18世纪早期，英国女性也参与狩猎活动，（如图2-4所示）对于她们的参与，没有任何的社会成见。安妮女王在位期间，只要健康允许，就会参加狩猎会。乔治二世的女儿，艾米丽公主带着她的猎犬一同狩猎。从许多油画和绘画作品来看，许多国家的女性也把垂钓作为休闲活动。

在18世纪，箭术再次在社会中流行。许多技术高超的女弓箭手在比赛中获胜，赢得奖金。英国皇家的弓箭手，主要由北威尔士的男性和女性组成，他们每隔两周都会在一起切磋技艺。到了18世纪末期，出现了大约90多家射箭俱乐部。射箭运动流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为当时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提供了一起欣赏比赛的机会。

到17世纪晚期，温泉逐渐变成了健康的旅游胜地。18世纪早期，英国富裕的人士，会在巴斯、坦布里奇维尔斯、埃普索姆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温泉疗养地附近进行休闲活动。但是男女混浴也引起了社会的争议。为了吸引生意，一些矿泉疗养地的经营者，会向游客提供饮料、食物和游戏道具。在欧洲大陆，“温泉疗养”也很流行。1764年，蒙彼利埃皇家科学协会的成员德林堡（J. P Delimbourg）这样描述道：“从里耶奇（Liege）到拉夏贝尔（Aix-la-Chapelle）的沿路，都是楼房、温泉、咖啡屋和各种娱乐设施。镇上的居民可以在公园和树林里散步，可以骑马，还能在晚上参加音乐会和舞会。”

在研究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女性的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时，我们还需要对当时女性的教育以及有关女性体育教育的论著有所了解。在那时，珍妮丝（Mme de Genlis）和瑞鲍里尔（Ambroise Riballier）所著的作品在倡导女性教育方面起到了革命般的创新作用。她们认为，男孩有家庭教师，女孩也应该有女家庭教师。路易十六的妻子在1686年创建了圣西尔私立女校，供法国的贵族女孩接受教育。这在17世纪无疑是一个创新之举。女孩们玩板羽球和捉迷藏作为休闲娱乐和训练身体灵活度的方式。1692年，圣西尔女校遭到了很多的争议，它反映了社会对于女性教育的认知和看法。18世纪的女数学家桑姆薇尔（Mary Somervill）回忆自己的学校时光是“十分不幸的”。她被迫要穿着束身衣，背着小木棒来训练身形。在那里学习英语、法语、舞蹈、音乐和缝纫。她们每一天都被安排得很充实，没有时间进行休闲娱乐。虽然在法国，年轻的贵族女孩可以在私人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但是学校的课程主要是强调女孩经营家庭的技能和作为母亲道德的培养。到了18世纪，一些女性找到了自身接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法国沙龙式的聚会为女性提供了一起讨论文学、哲学和政治的机会。在一些沙龙和聚会中，客人们也会参与捉迷藏的游戏。

其实早在17世纪晚期，一些作家就开始温和地质疑女性教育的局限性。坎布雷的大主教菲尼伦写有《女童教育》（De Leducation des Filles， 1678）一书，来表达其对于女性教育的宣扬和重视。虽然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男性不同，但菲尼伦认为她们不应该被视为下等的群体。同时菲尼伦还推荐了一些可以开发智力和训练小孩的休闲活动。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头，英国的哲学家洛克著有《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一书，这本书对于后来的教育理念有着巨大的影响。洛克否定了人们生来就有“先天观念”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认为刚出生时人们是一无所知的，脑袋中是一片空白的。人们从所见所闻中，慢慢获得感知。在洛克看来，运动和休闲活动对于人们很重要。他的论著中提出了有名的“健全的身体和心灵”（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这一格言。卢梭在《爱弥儿》（Emile,1762）中也有同样的观点。科耶尔（Coyer）在《公共教育计划》（Plan Deducation Publique,1770）一书中，用了一整个章节来描述体育运动、休闲活动和游戏，他提到了网球、箭术、跑步、舞蹈、体操、摔跤和击剑运动。虽然讨论的是男孩的运动，但科耶尔也强调了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并建议休闲活动应该根据小孩的性别和年龄而定。和科耶尔同时期的作家路易斯（Louis Philipon dele Madelaine,1783）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6年前提出了为劳动阶层的孩子提供教育的方案。方案中涉及对于他们阅读、书写和算术的教育，使他们可以完成简单的工作。同时他也提倡对于女孩，实行和男孩一样的教学管理：相同的伙食、身体锻炼和较轻的运动量。

从事医生与律师职业的约翰·温迪赫（Jean Verdier），也开创了自己有关男孩和女孩教育的主张：“因为男性和女性都有着同样的生理和健康问题，所以他们应该进行相同的运动训练：跳高，跑步，打球，投掷，板羽球，网球、箭术、跳舞和体操。”但是她强调，从女性的情况来看，通常强调她们在运动中的灵活度，而不是运动强度。

伯爵夫人让利（La Comtesse de Genlis），是当时的女性教育学家，也试着把相同的理念付诸实践。她在1781年成为法国王子的家庭教师，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王子的前任教师辞职后，她接手了教育王子的任务。伯爵夫人在教育王子时，采取了传统和新式的教育理念相结合的方法。在她看来，女孩应该和男孩一样，学习跑步，跳跃障碍，搬重物，保持平衡，打羽毛球和射箭。她设计了运动方案和一些运动时需要的装备，也研究了跑步运动中的力学原理。她有关运动参与的观察和主张，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和创新性。

在德国，贝斯多（Johan Bernhard Basedow）于1774年创办了“泛爱学校”（Philanthropinum）。受到之前一些教育主张的影响，贝斯多将每天上午和下午的时间，供孩子们进行锻炼和活动。男孩和女孩们在学校的花园里玩板羽球。即使是相对保守的西班牙，也受到了18世纪末期广泛传播于欧洲的教育理念的影响。波尔本（Amary Borbon）这样写道：“在自然的所有财富中，没有什么比强壮的体魄更加重要了。”因此人们应该对女性的健康和运动有所关注。在英国，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年）建议在传统的绘画、舞蹈、音乐课程之外，教授女孩植物学、化学、物理、语言、地理和历史等课程。他认为：“因为体育锻炼有助于身体健康和情绪的调整，所以女孩也应该要参与球类运动和轻度的力量训练。但不幸的是，社会的约束使女性无法获得参与滑冰和游泳等体育活动的机会。”

但以上所有的教育主张，都无法和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教育远见相比。她长期致力于女性教育的研究并指出，文明的现代女性因为受到错误观念的影响，而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社会拒绝给予女性发展自身素质的机会，这是违反自然规律和公民权利的。她提出建立全日制的学校：“不论男女，不论贫富，都可以在里面上学。在学校应该教授植物学、数学、天文学、阅读、写作、算术和哲学等课程。同时学校要有可以供学生进行户外运动的操场。”尽管女孩受到的教育，应该是让她们在以后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但是首先要把她们看作“有思想的人和市民”。1797年，在渥斯顿克雷福特去世后，与其相似的教育主张仍继续被提出。

（二）17世纪到18世纪美国女性的休闲体育活动

同欧洲一样，早期的美国也是一个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女性大多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她们至多只能是运动和休闲活动的旁观者。但这一部分列举了早期美国女性一些日常生活，这些生活的痕迹和她们的经历都可以证明在早期的美国女性并不仅仅是传统定义上休闲体育活动的旁观者，也是休闲活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17世纪之始，在北美大陆还没有白人女性的存在。当地土著居民的女性人口不仅在数量上超过男性，而且工作能力也比男性更出色。根据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的描述，在当时的弗吉尼亚，那些女性编制盆和筐，缝纫衣服和收割谷物，还有养育孩子。她们管理家中的经济，有时候甚至会参与到赌博中；她们也在宗教仪式和社区庆典中扮演着中心角色。根据史密斯的描述，这些女性大多“非常强壮，有着健康的身体和敏捷的思维”。之后那些欧洲的殖民者，也对这些本土女性的力量和忍耐力表示了赞赏。

这些曾被欧洲的殖民者误认为是西印度群岛上的印第安人，才是美国大陆真正的居民。虽然可以大致描述当时美国本土的社会情况，但对于那里女性的休闲活动，我们了解得还很少。但首先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当时女性的休闲活动，已经融入了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宗教的庆典活动中，需要女性跳几小时的舞蹈。球类运动也出现在当时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而且比赛的结果会影响女性在家庭和村庄中的地位。甚至是那些用于打赌的赌注，都是来自于女性所储存的诸如木头、玉米、贝壳和兽皮等一些用于日常生活的物品。

劳动力的性别区分和男女间的两性关系也是影响17世纪早期美国人休闲活动构成的重要因素。虽然女性极少和男性竞争，但是在大规模的种族部落间的男性比赛，比如长曲棍球，却需要村庄中女性的配合来完成。女性需要为男性准备比赛期间所需的食物，决定衡量男性比赛表现的赌注。除了参与以上这些村庄里的活动和比赛，在实行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的部落中，那里的女性也有自己的比赛活动。女性在竞走比赛中的优良表现，或是可以跳优美的舞蹈，都有利于巩固她们在家庭和部落中的地位。

在最开始，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并没有改变美国本土的男性和女性的休闲活动。大约在1607年之后的10多年，英国、荷兰的新移民和本土部落之间的贸易往来密切，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当地的女性会提供食物、饮料等东西。在17世纪20年代，因为白人殖民者占领了美国人的土地，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是敌对的。到了17世纪中期，随着欧洲人进一步的侵略，原本公平的贸易往来，渐渐被一些白人贸易者所统治，和当地部落间的贸易也减少了。

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的欧洲人来到了大西洋海岸边上的北美大陆。到18世纪，大约有15万人历尽艰险，远渡重洋，来到了北美大陆，其中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少部分的尼德兰人。在这些人之中，女性只占了少数。和大多数男性一样，这些女性都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来到北美大陆，她们的身份大多是农户、手工业从事者、小商人、小店主和仆人。一些女性是和全家一起来到这里，开始她们艰难的移民生活；还有的则是作为契约性被雇佣者，在当地人家里或者农场工作，通常在获得自由之前，需要工作七年之久。

劳动力的需求和人们工作的强度，导致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沉闷。当时北美的休闲活动比欧洲大陆要少得多。人们辛勤工作，女性需要长时间地参与工作。特别对于那些雇工，他们占了17世纪白人移民中的大多数，那些原本的欧洲节日变成了他们“悲伤和难过”的日子，因为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但是辛苦的劳作，并不是导致殖民地居民的休闲活动受限的唯一原因。和欧洲相比，由于人口数量的减少、物资储备的减少、许多动物和工具的缺乏，欧洲的殖民者无法在北美大陆开展休闲活动。这导致了许多节日、社区庆祝活动以及体育运动没能在北美大陆得到传承和发展。

北美大陆上休闲活动到了17世纪中期以后，开始慢慢地繁荣起来。随着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移民后裔达到了法定年龄，新英格兰、弗吉尼亚、马里兰和新尼德兰州的居民、农民和贸易者开始开展了一系列有特色的社区和殖民地活动，比如自卫队训练、选举日、开庭日、婚礼和丧礼等活动，都把不同阶层的殖民地居民聚集到了一起。对于女性来说，这些聚会可以使她们与平日不太见面的亲人和朋友相聚，可以唱歌和跳舞，还可以观看男性和孩子们进行的游戏和比赛。

这些活动的出现，体现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殖民地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大众文化的复兴。大众文化的复兴表明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行为和价值观体系变得越来越活跃和多样化。与那些早期的移民者相比，这些新一代的殖民地居民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社会和经济交流，在这些交流过程中，女性和休闲活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休闲活动是大众文化复兴的原因也是结果，是殖民地居民的行为和价值观的文化体现。女性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些休闲活动的设计和展开中来。

早期的殖民者大多都是男性，他们会在特定的活动时聚在一起，干杯庆祝，比如军事的胜利或者盛大的周年纪念日。在17世纪的后半叶，随着女性人数的增加和家庭重要性的凸显，在新兴的商人和种植园阶层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庆祝方式——舞会。舞会“让女性可以在这种特别的场合共同分享欢乐”。从那以后，华丽的舞蹈成为上流社会男性和女性之间最流行的休闲活动之一。

18世纪，随着殖民地人口在数量、地域和种族上的扩大，女性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例如，在南方女性的工作和休闲活动中，有着突出的种族区分，她们之中包括非洲裔的美国人和欧洲裔的美国人。在那里，随着奴隶制度的普遍化，非洲裔的美国女性，不仅为白人女性的休闲活动提供了劳动力基础，也创造了她们自己的休闲活动。在不工作的时候，比如星期日、晚上，或者是节日庆典的时候，女性奴隶会跳舞，玩一些简单的游戏，或进行竞技比赛。由种植园主、白人农民和贸易者创建的农业集市中，也会进行各种比赛，其中包括黑人女性奴隶可以参与的竞走比赛。有时候，黑人女性奴隶也会把她们的工作放一边，去酒馆与其他的非洲人一起喝酒和跳舞。由于在当时，女性的生活空间还是以家庭为主，因此，她们还设计了一些适合在家庭中进行的休闲活动。而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可参加的休闲活动的范围更加广泛，比如赛马运动。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男性是赛马比赛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但实际上在18世纪的美国，也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性参与赛马比赛，她们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根据现代的资料显示，女性通常在同性之间举办赛马比赛，她们在比赛中表现得很“勇敢”。根据戈特利布·米特伯格（Gottlieb Mittleberger）在其1750年的宾夕法尼亚旅行日志中的描述，也有女性和男性一同进行赛马比赛。她们不仅仅是骑马，也和“最好的男性骑手”进行比赛。

到了18世纪60年代，赛马比赛通常由赛马骑师的俱乐部组织发起，这也变成了一项在殖民地广泛举办的赛事。在比赛中，还建立了由女性观众出钱赞助的“女性基金”（ladies purses），以表示她们对所喜欢队伍的支持。比赛的举办方也会在看台上为女性安排好特定的位置，同时在地面上建立“宽敞的小屋”，为比赛的女性赞助者提供安全舒适的观看场所。这是因为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女性是“柔弱的群体”，所以组织方会在赛马比赛的场地周围建立起女性专用看台来保护女性观众，让她们可以远离拥挤和吵闹的人群。那些比赛的举办者，也意识到了女性在这项运动中的商业价值，因为一些女性会在比赛中下赌注，也有女性会选择让自己养的纯种马参赛。甚至还有学者推测，赛马中的这些下赌注的活动，是由女性最先发起的。

18世纪中期，那些中层阶级的手工业者和从事小生产但没有足够收入的女性，通过自制的活动工具，参与到城镇里的休闲活动中来。在新英格兰，有许多城镇的女性参与钓鱼、舞蹈和航海活动。在中部殖民地的女性，也参与了滑雪、溜冰等休闲活动。独立战争的时期，当殖民地人民拒绝进口英国布料的时候，一些中层阶级的女性还举办了纺织比赛。她们根据自己的纺织水平，分成几个小组进行比赛，纺纱量最多的小组可以赢得奖金。

从早期美国女性休闲活动的发展来看，可以总结如下规律：第一，早期休闲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是从美国女性的生活方式中获得的。第二，因为北美女性的生活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嵌入她们生活经验中的休闲活动形式也是多样的。第三，女性的休闲活动体现了种族和阶级的差别。休闲活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种族关系，它们也是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标志之一。

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休闲活动仍是女性生活重要的一部分。美国从英属的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这使得当时的政治、社会、宗教和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女性的生活、工作和活动方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表明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过渡彻底改变了女性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许多休闲活动仍然保留到了18世纪末，并延续到了下一个世纪。乡村的聚会，庆祝丰收的节日，舞会，还有其他多种形式的竞技比赛，都保留着它们在1776年（独立战争）前的面貌。

但是，在独立战争后的几十年，女性的休闲活动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由两个发展过程引起的。其中的一个是经济形态的转变，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另一个是独立战争后政治意识的改变，战后出现了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人们坚信要把美国建立成一个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公民具有选举权和投票权。这样的共和主义思潮，使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特别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的经济过渡引起了休闲体育商业活动的扩大。比如出现了大量的公共文体表演，其中有骑术、马戏杂技和珍稀动物的展示等，还出现了“游泳场”，用于举办演唱会的乡村胜地，用于散步和跳舞的美丽公园等许多进行休闲活动的场所。如果有足够的费用，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巴尔的摩和波士顿的女性，可以在每天晚上都进行一些休闲活动。

一些休闲活动的举办者也逐渐意识到了女性的庞大人群。比如，为了吸引顾客来自己的酒馆，专门为女性顾客设计了“飞行的沙发”，为男性顾客设计了“旋转木马”，让他们可以骑在上面娱乐。又比如，约瑟夫·戴乐克劳斯（Joseph Delacroix）在他的沃克斯豪尔庄园（Vauxhall Garden）中，修建了一个圆形剧场，只准携带女伴的男性进入。这表明戴乐克劳斯鼓励女性观众的参与。虽然我们不知道戴乐克劳斯这样做的具体原因，但是可以确信，当时戴乐克劳斯，以及像他这样的活动举办者，已经意识到了女性巨大的商业价值。他同时也提倡一种女性的道德影响论：女性可以调和男性的行为。作为受到共和主义思想熏陶的一代，戴乐克劳斯也赞成共和主义所信仰的，女性是“共和主义之母”的主张。

共和主义者将女性在国家中的角色，视为“母亲和道德的守护者”。他们认为道德观念来源于女性，同时和男性相比，女性更能培养道德观念，并且做到身体力行。因此这也形成了19世纪晚期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础：虽然女性仍被视作在身体上低劣于男性，但她们在道德上却是优于男性的。在当时的休闲活动中，这种思想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它将女性区别于男性，并且鼓励两种不同性别的活动构建。一些19世纪早期的女性通过日常的劳作获得休闲活动的灵感；而像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这样的女性学家，则呼吁女性可以将扫地、走路和健身操等当作休闲活动。

独立战争后的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方式与休闲活动，因为资本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她们的休闲活动也随之改变。她们开始居住在城镇中，而不是农场和田地里；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出席各种公共活动，而不只是出现在丰收节、婚礼和葬礼上。女性的休闲活动，在17—18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女性是否参与休闲活动、参与的程度如何，这些都取决于她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地位、个人的职业以及信仰等。

三 19世纪西方女性和体育运动

19世纪是女性开始觉醒的世纪，也是女性体育休闲运动蓬勃发展的开端。回顾19世纪的西方女性和运动历史，许多人都把它称作女权主义对于男性专制的胜利。这种女性权利和地位的改变，贯穿于整个19世纪。首先是通过19世纪上半叶的女性健康改革者，然后是通过先进的女性医生和专业的女性体育教育家的领导。女性对于运动的参与，最先开始在志愿者组织、运动俱乐部和女子专业学校中盛行，随后在农业集会、竞技比赛，以及像商业舞会等大众休闲活动中普及。到了19世纪末期，女性参与运动的形式和范围变得更加广泛。那时候的她们，享受了更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措施，寿命比以前更长。有些女性受到了更高的教育，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纵观当时女性的生活，如韦布鲁奇（Verbrugge）所说，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女性形象”。

（一）有关女性健康和体育运动的关注

在19世纪初，女性扮演着从属和依附的角色。当时女性追求的两个目标是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所以她们大多只能待在家中，很少有女性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女性依附于丈夫，她们没有合法的财产拥有权，也无法参与到公共生活中。

当时的农村，女性对各种活动的参与度相对来说比城镇的女性要高，除此之外，由于那里排斥休闲活动的清教徒思想并不盛行，所以人们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参与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比如跳舞、骑马和溜冰等。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接受度最高的运动是骑马，因为从中可以彰显出女性的温柔和优雅。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骑马比赛和农业节中，经常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在农场工作的女性，也会加入到男性伙伴中，和他们一起骑马巡视牛群。同时，还有些独立的女性，参与钓鱼、打猎、徒步和露营等活动。然而，在城镇的居民中，年轻的女性在家中或是学校，很难获得参与运动的机会，那些接纳女生的私立学校，只向她们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课程”，比如缝纫、音乐、绘画和语言。

19世纪初，已经出现了对女性健康的担忧了。19世纪的早期，女性因缺乏运动锻炼而导致身体不健康的现状，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人们开始担心，认为女性的生活方式“是造成她们健康衰退”的重要原因。心理学家也开始对女性的心理健康表示了担忧，认为在这种不健康的情绪下，不会生出健康的后代。他们坚称女性在成为一个健壮的母亲前，应该进行更多的体育运动。

对女性身体健康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学校教育中。由于长时间坐在桌子前，在空闲时也无法进行体育锻炼，女学生的生长发育自然受到了影响。像威廉姆·本特利·福尔（William Bentley Fowle）描述的那样，“似乎当时的人们认为女性不需要通过运动来提高身体素质”。美国教育编年史中的一篇文章也指出：“现在年轻女性的教育中，存在着极度错误的教育制度，她们的父母或者老师，没有给她们创造应有的体育运动条件。”随着对于女性运动发展的日益担忧，健康改革家开始呼吁，在女性的教育中增加体育运动。在随后的1820年到1860年当中，大批的健康改革家和女权主义者，提倡通过运动和卫生习惯来提高女性的身体素质。凯瑟琳·比彻在她早期的著作中，就强调了女性运动的重要价值，同时她还建立了两所女子神学院，供女性学生在里面进行每日的身体锻炼。比彻后来被认为是一系列早期女子体操的发明者。她所著的《学校和家庭中的生理学和健身操》（Physiology and Calisthenics for Schools and Families）一书，成为许多神学院和女子学院中体育课程的教科书。1821年创建的特洛伊女子神学院就规定了学生每日的锻炼课程，包括健美操、跳舞、骑马和走路等。1862年，刘易斯博士（Diocletian Lewis）改进了比彻的健身操，创立了“新体操”。刘易斯博士是当时有名的伦理学者和生理学者，他强烈呼吁女性参与运动。他试图将健身操引进到公立的学校，同时普及哑铃等其他形式的健身操器材在学校和家中的使用。他所创立的新体操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受到了女性巨大的欢迎。他于1861年建立的体育教育研究机构，是美国第一所培养体育教师的机构，还亲自指导300名年轻女性教师进行体操训练。

除了教育领域提出要重视女性的健康以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也认为女性的健康有利于以“家庭为核心”社会价值观的树立。凯瑟琳·比彻认为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和谐。她强调了家庭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比彻提倡女性身心的全面发展，但这种发展只能局限在家庭和孩子的范围内。共和主义者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定位于母亲和道德的守护者。他们认为尽管女性在身体上劣等于男性，但她们在道德上被视作优于男性。女性和男性角色的明显区别，有助于促进两者社会活动的构建：男性在社会中扮演公众的、活跃的角色；女性则主要在家庭中进行活动。

在这个基础上，比彻坚称女性与男性不一样，因为她们有着不同的目标，所以女性需要特别的健康和运动课程。女性的目标通常包括三个部分——教育、健康和家庭，这与男性目标的三个部分——法律、医学和神学同等重要。比彻创立的运动体系，并不是为了锻炼发达的肌肉，而是要为女性提供合适的运动锻炼标准，来帮助她们更好地进行家庭工作。比彻希望通过“体操”来重塑美国女性群体的运动意识，她引入了有着严格性别区分的体操体系，这在整个19世纪都很流行。比彻对于女性角色的观点和理念，伴随着当时人们对于“家庭的狂热”，在当时的社会非常流行。一方面“家庭的狂热”规定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展现了19世纪社会中女性道德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女性的社会活动和体育运动又受到这种思想的限制。

（二）女性体育运动的观点之争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向了城市。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改变了人们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对人们身体健康和缺乏运动的担忧，日益加剧。所以当时西方社会出现的体操运动和运动体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与后来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潮的兴起密切相关。同时，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女权运动。一些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义务会妨碍女性自我的发展。她们认为生物学上将女性作为生育者的定义，只是女性的其中一个特质。这些观念都忽略了女性的健康和运动的重要性，也不利于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参与。

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当时的许多女性，都参与到女权运动中，试图改变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当时出现在美国的第一次女权运动，发生在乌托邦社区（Utopian Community），有许多女性和废奴主义团体参与其中。她们提出了有关女性穿着的改革和生育控制等问题，试图为劳动阶级的女性争取更多的权利，比如投票权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随后的女权运动中，女性对体育和运动教育的要求日益突出。许多女权主义者希望通过体育运动来提高女性的身体素质，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

在19世纪中期，关于女性的体育运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起源于当时女性的“家庭狂热”，混合了对于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传统限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适者生存”的理论。这种观点突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应该将女性教育集中在她们的生育和养育子女方面，而不是智力的开发上。这种观点深受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理论的影响。斯宾塞认为：“自然有着它严格的法则……如果你在一个地方需要的能量，超过了它所能供给的，那么它就会通过减少其他地方的能量，来达到其中的平衡。”斯宾塞是维多利亚时期最具权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观念和价值观。斯宾塞对于女性身体能量和社会关系的理论，引起了公众对于女性体育运动和教育的争论。在他看来，男性总是优越于女性。他引用了拉马克定律（Lamarck's Law），阐述了因为进化发展使女性从必要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所以她们失去了原有的能量和力气。尽管男性和女性都需要能量来进行身体的发展，但是女性会也较快地用完了所需的能量，特别是在生理期和生育期的时候，她们还需要特别的能量补给。这些“生育的奉献”虽然限制了女性个人的发展，但却是种族延续所必需的。所以女性似乎难以同时完成这两件事情，因为她们需要把体力用在生育中，而在智力发展或者体育运动中的能量消耗，会对她们生育的后代造成虚弱、疾病等伤害。在此基础上，一些体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提出，智力教育和体育教育会加重女性的负担，使女性的体力有所下降，因此会影响她们的生育能力。

第二种观点则强调对于女性的权利、高等教育和职业训练的要求。她们认为如果通过工作和体育运动，可以提高男性的身体素质，那么同样的，被解放的女性也应该参与到运动中。在1870年，女权主义学家弗兰西斯·柯布（Frances Cobbe）这样写道：“女性只有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她们才能获得参与运动和休闲活动的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追求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她们也希望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可以选择自己的伴侣，选择喜欢的职业，能够参与网球、高尔夫或者骑自行车等运动。但是在霍尔特（Holt）看来，这种观点是有些矛盾的。因为尽管女性得到解放，可以参与到运动中，但是女性的体育运动只对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产生细微的影响。“在社会传统的观念和持续的女性参与运动的需求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到19世纪末，许多女性都更为活跃地参与到了体育运动和社会生活中，但是她们的体育运动仍然受到许多传统社会观念的限制。

（三）女性体育运动的开展情况

纵观19世纪女性的体育运动史，大部分女性体育活动只限于运动俱乐部和专门的女性教育机构中。女性运动的需求大多来源于当时的贵族阶级，因为劳动阶级女性忙于工作或是家中的事务，没有时间和体力参与体育运动。

1866年，槌球戏开始在美国盛行，它变成了在美国女性中十分流行的休闲活动。之后射箭和网球运动也开始在女性中流行。射箭比赛是当时第一项有组织的、女性参与的竞技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射箭俱乐部的女性成员可以参与到常规的射箭比赛中。除此之外，女性还可以进行保龄球、划船、游艇、滑雪、溜冰等多种运动，但这些运动当时还没有在整个社会盛行。

对于女性体育运动的解放，影响最大的运动是骑自行车。女性通过骑自行车，可以锻炼她们身体的移动性和平衡性，同时将她们从紧身的裙子中解放出来。随着女性越来越热衷于骑自行车，女性服装的改革也成为当务之急，需要把那些紧身的服装和厚重的裙子，换成宽松的衣服和裤子。那些因为缺乏时间、金钱和社会地位，而无法参与贵族休闲活动的中产阶级女性，通过骑自行车运动，找到了合适她们的需求和自我解放的一种新方式。

但是在同一时期，自行车运动受到了许多医生的质疑，他们原本认为骑自行车可以帮助女性提高身体健康，但是后来渐渐开始怀疑这一运动是否真有这个作用。他们也担心过度的运动可能导致女性体力透支、心脏强度难以负荷，同时影响脊柱的生长和生育能力。虽然如此，因为骑自行车运动体现了女性的解放、身体上的自由和她们新的追求，所以自行车运动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流行。骑自行车运动标志着当时女性为争取获得参与体育运动所做的努力，而通过这一运动，女性也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权利。

网球运动也吸引了当时社会很多中产阶层以上的女性，一些私人的网球俱乐部竞相为女性提供球拍等运动器材。网球运动有助于拉近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距离，它在英国的许多城镇中都十分流行。到20世纪早期，英国草地网球协会所属的俱乐部共有300多家。网球锦标赛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选手，比如罗蒂·道德（Lottie Dod）和多萝西·兰伯特（Dorothea Lambert），她们都展示了高水准的女性运动竞技，使人们相信女性可以不失优雅地进行激烈的运动比赛。但随之而来的又是女性服装的限制，紧身的衣服导致呼吸都困难，更别说在比赛中跑步和跳跃了，但当时15岁的罗蒂“将她的裙子系到小腿的高度，在比赛中活动才能自如一些”。

高尔夫也是当时英国的一项流行运动，但是传播到美国后，这一运动只有上层阶级的人士参与。后来在那些高尔夫球俱乐部中，为男性和女性提供了专门的活动区域，这也为女性的社会交际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虽然，从历史文献来看，大部分描写的是中产和贵族阶层女性的体育运动，但是佩斯（Peiss）在《廉价的休闲活动：世纪转折点的纽约劳动阶级女性的娱乐和休闲》一书中却也有这样的描述：“街头的女人们，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参与到各种休闲活动中。”年轻的单身劳动阶级女性在舞会和俱乐部中跳舞，在城市的公园里参与球类运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舞厅更是成为当时女性跳舞和进行社会交际的最佳场所。

（四）女子学校体育教育

学校的体育教育是推动女性体育运动发展的一股强大动力，到了19世纪，这股动力显得更为突出。虽然1883年欧柏林学院开始招收女学生，但是直到南北战争之前，大多数美国女性都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对于否决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人们声称女性的身体素质会因为受到过多的智力开发而变弱，同时女性如果出现在男子学校中，会妨碍男性的学习。

1865年，由马修·瓦萨（Matthew Vassar）创立的瓦萨学院，向人们证明了女性同样可以在不影响自身健康的同时接受高等教育。在瓦萨学院的“教学计划”中，体育教育被放在首位。学生们需要参与体操、保龄球、骑马、游泳、滑冰、园艺等多种活动。在这之后的20年里，史密斯学院（1875）、韦尔兹利学院（1875）和布林莫尔学院（1884）相继开始招收女学生，同时每所学院都强调将健康的身体作为进行学习活动的基础。

在女子学院和许多男女混合的综合院校中，对于女性健康和体育教育的关注日益增长，1873年，哈佛教授爱德华·克拉克斯（Edward Clarks）在《性别和教育：或许是给予女性平等的机会》一书中，对当时美国女性的教育和运动主张进行了抨击。克拉克斯的观点与当时大多数医学专家相同，认为12—20岁是女性生育能力发展的最佳时期，因此不应该在那个时期消耗体力学习。“女性受教育的后果”，他说，“就是导致怪异的思想和虚弱的身体，不正常的身体消化，还有迟钝的身体移动。”那些鼓励女性体育运动的主张，被认为是将智力的发展夸大于身体的发展，因而容易导致种族的退化。

对于克拉克斯的观点，也有许多反对的声音。女权主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和职业训练与女性的身体健康相关联。她们抨击了对于女性着装的严格限制，以及女性缺乏户外运动的现状。在她们看来，如果当时的教育院校可以为女性提供进行户外活动和运动的机会，那么她们将可以证明，即使在进行学习和专业工作的同时，女性也可以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她们认为美国的大学院校应该开设体操和其他的运动课程，并允许女性学生的参与。有关的体育教学部门对女性学生进行身体素质检测得到的数据结果表明，这些参与运动的大学女生，比她们没有上大学的同龄人更健康。

当时的许多大学院校都开展了广泛的体育教育，比如在威利斯利学院中，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体育活动和户外运动。其中主要的体育运动包括：建立于治疗模式基础上的瑞典体操、使用大量器材的德国体操，以及由哈佛大学的杜德利·艾伦·萨金特（Dudley Allen Sargent）创立的，加入许多力量训练的萨金特训练体系。在19世纪80年代，萨金特训练体系在威利斯利学院流行，但是到了90年代，瑞典体操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当时女子院校中，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训练方式。

除了体操运动之外，还有两项运动在当时的女子院校中十分流行，分别是网球和篮球运动，后者更成为第一项女性参与的团体运动。在1892年，篮球运动由桑德·贝伦森（Senda Berenson）引入史密斯学院，标志着女性可以参与到激烈的运动竞技中。事实证明，篮球运动在女性学生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同时它对女性的体能和团队协作也十分有帮助。如果说在19世纪60年代槌球戏使得女性可以参与体育活动；到19世纪90年代，骑自行车运动在女性中流行；那么在19世纪末期，篮球运动毫无悬念地成为当时全美女子院校中最为盛行的运动。

学校体育活动为女性提供了参与运动竞技的机会，特别是在美国西部的男女综合院校中。虽然当时来自东部贵族学院的女性运动学家认为，学院间的竞技比赛会影响女性的身体和健康。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当时的美国女性无法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很多美国女性提出女性也应该和男性一样获得参与运动竞技机会的要求，但是当时诸如阿拉贝拉·基尼利（Arabella Kenealy）这类极端保守的医学家认为，过多的运动会影响女性的生育，因为她们的体力大量被消耗了。由于这个原因，19世纪末期，一些教育家和体育学专家倡导需要重新寻找更合适女性体质的运动。

（五）女性体育教师的出现

随着专业的体育教育部门在大西洋两岸的许多院校中出现，体育教师也成为女性一种新的职业形式。一些学校专门聘请女性运动的教育专家教授学生体操和各种运动，监督学生的体育锻炼。通常也有很多女性医生担任这一项工作。

到20世纪初，在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中，有6个负责教授体操等各种运动的专职女性体育教师。她们都毕业于英国专门的体育学院。这也标志着当时在英国的许多小学和高校中，系统的女性体育教学开始发展。1881年，瑞典的玛蒂娜·伯格曼（Martina Bergman）来到英国伦敦，就任当时各个女性学院的体育教育负责人一职的时候，她将体育教学的范围扩展到了公立学校，同时还制订了训练女性体育教师的有效方案。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中央机构为模型，玛蒂娜在英国达特福德创立了更为成功的体育培训学校，这也成为后来女性“体育教师”培养的模范学校。在英国学院中采用的瑞典的体育体系，加入了一些英式的活动和游戏，这在玛蒂娜和她的支持者看来，“构成了完美的体育训练体系”；还有林（Ling's）式训练体系，强调了女性的健康和平衡感，对于20世纪早期的女性体育教育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瑞典体操在美国女性运动机构中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比如1889年在达特福德创立的波士顿体育学院（BNSG）是以斯德哥尔摩皇家学院的体育制度为原型创立的。该学院早期的一些毕业教师，对于美国女子院校中的体育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波士顿体育学院（BNSG）是19世纪晚期北美专业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里出现了大量用于体育教学的运动和训练课程。1881年，杜德利·萨金特博士（Dudley Sargent）在剑桥大学设置了一年的体育教师培训课程；威廉·安德森（William G. Anderson）在布鲁克林开设了一家体育培训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成为新纽黑文体育师范学院（New Haven Normal School of Gymnastics）的前身。安德森还在1885年创立了全美体育教育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Physical Education），协会成员共49人，其中有6人为女性。4年之后，该协会在波士顿举办了有关体育培训的会议，会议中引进了瑞典的体育体系和萨金特运动体系，作为当时盛行的德国体育体系的有力竞争。这场“不同体育体系之间的争论”持续了几年之久，其中也涉及了与之相关的医学和体育教育领域。

波士顿体育学院所推广的瑞典体育体系，成为当时全国各个院校中最为盛行的体育体系。之后波士顿体育学院在1909年与威利斯利学院合并。毕业于波士顿体育学院的杰出女性，如梅布尔·李（Mabel Lee），桑达·贝伦森（Senda Berenson）和埃塞尔·佩兰（Ethel Perrin），可谓是“反对女性运动限制和歧视的最佳佐证”。这些杰出女性的事迹，以及她们为女性体育运动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影响，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她们是女性体育运动的先锋和发起者。通过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运动协会、俱乐部等，她们为女性体育运动的普及做了广泛的推广工作。

虽然19世纪的女性表现出了持续的运动热情，同时她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当时的体育运动中，但是女性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仍然充满波折。在20世纪的开端，在体育运动领域，女性还是处于劣势和受歧视的地位。因为女性的解放运动，使得女性的体育运动成为“在男性主导社会中，一项值得尊敬的活动”。但当时还是存在反对女性参与运动的呼声。纵观19世纪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女性的体育运动，有关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自由和平等的革命，也继续在后面的世纪中出现。

四 20世纪西方女性体育运动的发展

如果说19世纪是女性体育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储备阶段，那么20世纪的女性体育则有了历史性的突破。这种突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性拥有了合法地参与竞技体育比赛的权利和机会；二是女性体育联盟的出现；三是实现了体育运动的最高梦想——奥运会之梦。

（一）女性的体育竞技

19世纪末，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发表讲话称，由于人们不再开拓边疆和打仗，男人的勇气和毅力得不到检验，他们变得太过柔弱、满是女人气，只有富于挑战的体育运动能够创造出“男人的体力、精神、自信和灵敏”。罗斯福认为“足球场是证明男性的至高无上无可争辩的唯一场所”。从罗斯福的观点中我们能发现影响女性自由地参与体育运动的主要障碍：体育是表征男性特质的一种“仪式”，然而女人应该有其女性的特质，因此不应该进入体育竞技这个男性的领域。本节我们讲述女性如何摆脱这一处境，进入传统意义上的男性领域这一过程中的经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出现了女性体育教师。这些女性体育教育者对于女性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的任务就是运用健康、“适当”的体育活动平衡女学生们严苛和紧张的学术生活，通过提升女性的体能和肌肉力量来增强她们的母性机能，让其更加貌美、身材曲线更趋动人。她们的教学目标包括塑造正确的姿势，提升美貌和身体曲线，保持健康，享受娱乐，以及追求和力争与奥林匹克相反的体育理念——“每项运动为女孩而设，女孩参与每项运动”。女性体育教育者鼓励女性通过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特质以保持“吉普森女孩”（Gibson Girl）的理想状态，体验更多自由。“吉普森女孩”的命名由时装大师查尔斯·丹娜·吉普森而来，19世纪90年代他在《生活》杂志中创立了吉普森女孩形象。吉普森女孩身材高挑，充满活力，喜欢发号施令。在《美国丽人》一书中，班纳（Banner）评价道：“吉普森女孩象征这个时代里让人满怀希望的变化：女性加入劳动力，男女行为的新自由，体育竞技带来更加健康体魄的新时尚。”

篮球运动在女性学生中的开展，最能说明那个时期女性体育竞技运动的发展状况及女性体育价值观的转变。19世纪90年代篮球是体育课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团队运动，同时也是女性参与人数增长最快的一项。早在1892年史密斯学院在森达·贝伦森（Senda Berenson）的带领之下女学生开始打篮球。到18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女学生首次组建校队进行比赛。贝伦森和她的同事注意到：“运动场上女性比男性表现的行为似乎更加粗暴恶意……抢球时的打闹让人难以忍受。”此外，女性的生理限制要求对篮球规则进行改进。最后她们采用了三场制比赛，禁止带球、抢球或接触对方球员。到1899年，体育教育者将这些规则标准化，成为“正式女子篮球赛规则”。类似的改进在全国女子篮球官方委员会形成后不断出现，它是当前美国全国女子运动协会（NAGWS）的前身。

女性体育教师在当时几乎掌控了高等教育中女性体育运动竞赛项目的选择、规则的制定等权力。女性体育教育者的教育理念仍然是建立在塑造和培养女学生母亲角色的基础上，因此她们设置的女性竞技运动的任务与流行的男性竞技运动价值理念截然不同。她们认为女性竞技传统应该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上：所有成年或未成年女性应该体验到运动的乐趣，而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桂冠”而进行枯燥、大强度的训练。参加奥运会并能获得“成功”体验的只有少数优秀运动员，而精英竞赛的代价是公共的体育运动以及体育项目的多样性发展得不到财力支持，导致最终只有少数运动发展起来。

然而，1890—1920年，女性体育教育者改变了对于女性竞技的观念和目标。在学院和大型高中体育课项目的数量和强度都有所提升。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有了校队，女性运动竞技比赛不断成长。女子体育竞技开始效仿男子体育竞技的模式，这让女性体育领导者们产生了警觉。她们开始对女性竞技项目进行控制，比如为这些比赛设立标准、制定政策和改进比赛规则。但是不可否认，在此基础上，女性竞技运动逐渐合法化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二）企业女子体育联赛

企业体育运动是由企业主导发起、为员工和公司共同谋利的体育活动。根据盖瑞·贝克尔（Gary Becker）的理论，健康与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两大基石。美国企业的雇主们陆续在19世纪末开始组织体育活动来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同时降低旷工率。那时人们认为体育活动能增强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从而能进一步降低人事变更率。团队体育运动被视为能够促进合作、激发团队精神，同时雇主们也希望这些优良品质能被带到生产线上。事实也证明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能为工人们带来好处，也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19世纪初，纺织厂80%的工人都是女性。19世纪末，很多制鞋厂、制靴厂以及雪茄烟厂也雇用了大量女性。20世纪初期，随着打字机的发明女性开始从事文职工作，也有的到商店当售货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军工厂的需求，参加工作的女性人数比例从25%猛增至36%。虽然战争结束后，重工业行业又对女性关上了大门，但是几百万女性仍旧继续上班，从事的是她们之前做的那些传统工种。随着女性在劳动大军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女性员工的健康与体育项目的开展受到了企业的关注。

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的纺织厂首先为其职工体育活动提供了赞助。这些工厂在19世纪初为了留住优秀员工，向他们提供了住房。19世纪中期，一些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会议室和图书馆。19世纪末，一些企业开始为女性体育运动队提供赞助。世纪之交，有的公司开始赞助健美操和塑身运动，比如一家国家收银机公司（NCR），它每天给员工10分钟的运动休息时间，并雇来专业体育教练为公司不同部门的女性健美操领操员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女性职员需要参加午饭前的健美操和跳舞活动，另外，公司还为她们提供了晚间体育运动课程。公司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改善女员工们的健康状况、提高工作效率。

另一家关注员工健康状况和娱乐活动的是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市的凯洛格公司。20世纪初，这家公司修建了一个交谊厅，午休时员工可以在这里举行舞会。公司每年还为员工及其家人举办郊游野餐会。这项活动开展的第二年，即1911年，公司还专门为女员工举办了锯木比赛。

虽然在20世纪初期有些知名企业开始开展女员工的体育运动，但是并不是一个非常普及的现象。美国劳工部1913年和1918年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赞助并开展女性体育活动的公司寥寥可数，最常见的形式是锻炼课程、上班时间的小憩，或者布置有沙发、有一台留声机或钢琴的休息区。1921年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则有了一定的转变。参与调查的51家公司里面只有15家没有为女员工提供体育活动，报告称8家有网球队、6家有保龄球队、6家有篮球队、4家有排球队、2家有棒球队，还有一家有几个曲棍球队。除此之外，还有一家公司称为女员工提供高尔夫球运动，还有一家提供的是室内运动。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公司的团队体育比赛都是在非工作时间进行，大部分为傍晚。

这份调查研究还指出了女员工体育活动的社会阶层差异的现象：办公室文员有着上流社会的举止，不屑与女售货员结交；而女售货员又认为自己比清洁工高出一等。还要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大多数售货员和佣人都是新来的移民，而办公室文员更多的是接受过较多教育的本地人。阶级和民族的差异性使她们很难在一起进行体育运动，并且忘我地享受运动比赛的乐趣。

企业赞助的女子体育竞技队主要由蓝领女工组成。由于报纸杂志最常报道的是中上阶层感兴趣的对象，因此有关这类女子运动的材料少之又少。有关女性体育团队或联盟早期发展的文章也是寥寥可数。有研究称保龄球、篮球、网球、垒球是最受女性欢迎的体育运动。于1940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在639家企业中，35%都组建了女子保龄球队。当时，保龄球是最受女性欢迎的体育运动。

保龄球运动简单易学，每支球队只需5名队员，组建一支球队或联队相对容易，普遍受到蓝领工人、少数族裔群体、各个年龄段女性群体的青睐。1895年成立的美国保龄球大会组织了男子保龄球赛，此后每年都举办全国性比赛。女子保龄球赛也紧随其后。1907年圣路易斯组织起一个女子保龄球联盟，同年美国保龄球大会赞助了一次全国性的男女保龄球比赛。1916年女性成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全国女子保龄球协会，组织了国际女子保龄球比赛。1920年，女子保龄球锦标赛出资2000美元奖金供84个参加队伍比赛争夺。保龄球很快成为企业女性最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企业老板们对此也积极地响应，他们发现保龄球运动有鼓舞员工士气、增强员工忠诚度和降低离职率的作用。同一家企业的球队不仅举行内部比赛，也同其他企业的球队进行比赛。例如，1925年芝加哥市的水电供应部门在其员工协会的主办下成立了女子竞技委员会，举办的首届保龄球锦标赛，邀请了所有部门的女性参加。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锦标赛已有超过一万名来自城市和郊区的女性报名参加。

篮球也是一项在企业中比较流行的运动。可以说女子篮球运动的普及与企业对女子篮球运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企业体育队，美国的女子篮球就不会那么家喻户晓。企业开始赞助女子篮球队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头十年的中后期。由于当时篮球运动在中学和大学里很流行，许多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孩熟悉这项运动，想继续打下去。许多企业老板看到了让自己的队伍参加全国比赛给公司带来的正面公关效应，很快他们便开始雇佣会打篮球的女员工。这些女工拥有同男人一样的机会来参加打篮球并磨炼球技。许多纺织厂至少有一支球队来和其他工厂的球队一较高低。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工厂开始雇佣专业女球员。它们还从其他队伍雇来球员，在参加全国各地的比赛时支付给她们固定工资。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21年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市举办的南部纺织业篮球锦标赛。第一届比赛有男子A、B两个分赛区以及一个单独的女子A分赛区。到20年代末，参加比赛的球队由8个增加到来自5个州的120个。后来还有了女子B分赛区。除了1943—1945年，这项比赛每年都举办，并得以延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学和高中禁止女子校队比赛的时候，企业方面的女子体育运动却进行得如火如荼，甚至第一届AAU（美国大学联盟）冠军赛都有一支来自企业的队伍参加。1926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女子篮球冠军赛由AAU和帕萨迪纳竞技乡村俱乐部（the Pasadena Athletic and Country Club）提供赞助。其中帕萨迪纳队获得冠军，阿纳海姆体育俱乐部（Anaheim Athletic Club）获得亚军，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Goodyear Tire and Rubber Company）赞助的旋风腿（the Wing Foot）队获得季军。队员们身着深色无袖的V领制服、深色短裤、高帮运动鞋中套了一双齐膝长的筒袜，实用却谈不上美观。

企业还明显发现了篮球和女运动员身体的广告价值。在这基础上，之前的运动服有了很大改变，裤子更短，上衣也变成印有赞助商名称的紧身款。运动制服通常由缎子料制成，并饰有一条腰带。1926年时穿的齐膝筒袜消失了，使得双腿暴露至脚踝。20年代末达拉斯旋风队穿着她们的新款短运动裤上场比赛时引起了几家当地报纸的争议，结果是每场比赛的观众数量从150人增加到5000人。

20世纪30年代，企业女子篮球在美国的发展蒸蒸日上，并成为六七十年代工人阶级女性最重要的一项体育运动。

建立女子体育运动队逐渐被视为公司和企业的一种公关手段。人们普遍认为组建女子体育队体现了公司进取的态度，也能提高公司的公众形象。能将产品和女子运动队挂钩就是一种绝妙的广告手段，因为它宣传了公司整洁、关爱的形象，就如同现在很多企业愿意为奥运团队或者奥运会提供赞助一样。虽然大部分的公司组织体育活动，宣传其公众形象的主要目的是为自身谋利，但也不能否认它们赞助女性体育运动的行为对女子体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许多公司坚信支持体育项目能够为自身谋利，为了管理这些项目，它们在自己的广告部门、财政部门或人事部门设立了相应的职位。最开始，女性参加的企业体育项目主要由男性带领，他们担任活动主管或公司娱乐活动策划人，负责组织由公司赞助的活动。随着女员工数量不断上涨，女性也开始参与到组织和管理的工作中来。在女性员工占多数的企业，例如电话公司或保险公司，女性还有可能被指派担当活动主管。但是，运动队的教练和经理，一般仍由男性担任。

在企业女子体育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企业组织和赞助的体育运动将女性特质打入固定的性别模式，同时……那些管理者清楚地明白展示女性的身体线条能带来多大的商业价值。”以推广产品为目的的性别吸引力成为许多女子运动队赞助商家营销策略的一部分。尽管性感的运动服能吸引更多观众前来观赛，但是哈根（Hagen）认为这种做法损害了女运动员们的形象，因为人们对她们的认可不是来自于她们的运动技能，而是身材外貌。正如很多媒体在描写这些女子运动队时所强调的，（这样的）穿着无疑凸显了女运动员们的身形曲线。媒体还通过使用这些运动员运动时的照片以及她们作为母亲、妻子或典型女性角色的相片强调了这种女性特质。照片注解中包括“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火辣又漂亮”，以及“美丽动人”等描述性文字。

从对女子企业体育运动队以及联赛的简要介绍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一方面，在女性鲜有机会参与体育运动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企业运动队为其提供了参与竞技的机会。不论她们是优秀的运动员或是体育新手，人人都享有这种机会。企业体育项目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为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都提供了参加比赛的机会。女性不必加入昂贵的乡村俱乐部或体育俱乐部就能够享受运动。另一方面，通过赞助女子体育运动，公司和企业能够保持鲜活强劲的竞争力。老板们将提供赞助视为一种能够促进员工忠臣度、降低离职率、增进员工相互间友谊的商业行为。女子体育运动虽然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但在工业的赞助下，她们的队伍达到了成千上万，比赛项目不胜枚举。在那个时期工业企业当之无愧是女子体育运动的强大后盾。

（三）女性的奥林匹克运动

每隔四年，来自全球的运动员齐聚一堂，参加最具盛名的国际性体育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国家间的竞技源自封建时代，不断演进成为各国展示其政治理念和体育风采的国际平台。女运动员的角色也随着不同时代下的社会政治信条而发生着改变。当今，奥运会已成为女性展示其身体力量的主要舞台。但20世纪女性参与奥运会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意识观念上的三个主要因素影响了女性参与奥运会：（1）在早期奥运会组织机构的控制下，女性难以获准参赛权；（2）利用女性参加奥运比赛来宣扬某种政治理念；（3）对是否应该允许女性参加更为激烈的运动项目的争论。

现代奥运会的革新者皮埃尔德·顾拜旦（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将奥运会展望为全世界中上层阶级白人青年男子的体育节日。对顾拜旦而言，古希腊人不让女子参与这一盛事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将现代奥运会视为法国男性为参军以及担任政治领袖和商业精英做准备的一种途径。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和体育比赛是毫不相干的。在他眼中，女人只能是观众，她们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唯一方式就是为运动场上的男人们喝彩。由于顾拜旦的这种思想，致使女性参与奥运会历经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然而，女性得以参加奥运会也要间接归功于顾拜旦。在国际奥委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足够的组织技能以及统一的组织结构，难以驾驭比赛项目的选取。因此，1900年和1904年奥运会比赛项目的选取任务分别留给了巴黎组委会和圣路易斯组委会。结果是，比赛项目被“随意地选取”，其中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女子项目有1900年的高尔夫球和草地网球，以及1904年的女子箭术表演赛。

在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上，率先派女子参赛的有法国、英国、美国和波希米亚。东道主法国队率先派出4名女子运动员参赛，接着英国、美国和捷克也相继派出4名女子运动员参赛，加上沙皇俄国派的3名运动员，女选手的人数达11名，参加比赛的项目有高尔夫球和网球。虽然，这次女子参赛未能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正式认可，但却是妇女体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女子首次登上世界体育舞台，冲击了自古以来不许女子参加奥运会的禁区。参加1900年巴黎奥运会的7名美国女子是19世纪末名门贵族的后裔。她们加入各类社交俱乐部，学习艺术、音乐、文学和语言，并且通过乡村俱乐部参加了奥运会。罗伯特·邓恩（Robert Dunn）在其文章《乡村俱乐部：表达女性自由的举国之声》中将乡村俱乐部描绘成女性获准参与户外运动的重要渠道：“女性在政界毫无地位可言，在商界又被压制在男性之下……但在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和狩猎场上，她们便能够与男人并驾齐驱。”

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上，射箭是唯一的一个女子项目。女子选手的人数也减少到了8人，而且这8名运动员都是美国人。结果美国奥委会宣布这仅为表演赛。1908年伦敦奥运组委会决心结束因为人们对于女子运动观念认识不同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决定允许有女子滑冰、网球、剑术、体操以及游泳这几个项目的表演赛，共有36名女运动员参加了这届奥运会。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第五届奥运会上，女子项目只有游泳（含跳水）、网球。第七届奥运会上共有64名女运动员参加了游泳（含跳水）、网球、帆船、花样滑冰等项目的表演赛。

虽然自第二届奥运会，妇女开始参加比赛，但一直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承认。与此同时，顾拜旦在国际奥委会每月发行的简报上发表大量武断意见，继续暗中反对妇女参赛。他的反对意见主要由于三方面因素而得以强化：（1）他希望尽可能模仿古希腊奥运会的模式；（2）跟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妇女解放进程更为缓慢，因此她们参与比赛的行为可以被忽略；（3）他认为女性参加耗费体力的活动有损女性魅力。顾拜旦用第三个因素来激起热心体育赛事男士的同感。例如，对女子击剑的首场比赛的回应中，他声称女性的参与会让这一高尚的运动变得女性化。然而，顾拜旦的权威并未凌驾于奥运赛事之上。由于顾拜旦主导的国际奥委会未能制定出相应政策来经营奥运会，因此将比赛项目的选取权交给各届主办方，从而女子比赛项目才能取得一定进展。

经过不断的斗争，在1910年卢森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妇女参加奥运会的权利，但承认的项目仅为游泳、体操和网球。由于大家都认为田径比赛是奥运会的核心比赛项目，所以女子参加跑步、跳高、跳远以及投掷等项目遭到了强烈反对。1924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项由法国克拉瑞伯爵提出的建议，决定“从女子参加奥运会比赛的现状而言，限制其参加的规则应当保持下去”。

妇女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理想正在逐步合法化，但她们并没有满足于这狭窄的门缝，为了争取更大的权利，妇女为参与奥林匹克的斗争仍在继续。1912年至1928年间，国际联合会保持了对女性体育竞赛相对积极的态度，并对国际奥委会施加了重要影响。但是随着女性运动员提出请愿要参加传统的男性体育项目，顾拜旦对于女性参加奥运会的反对态度越发明显。1921年10月31日，法国上流社会活动力极强的一个妇女运动俱乐部发展成为国际妇女运动总会（Federation Sportive Feminine Internationale, FSFI），其领袖爱丽丝·米利亚夫人（Alice Miliat）由此提出要创立女子奥林匹克运动会（Women's Olympic Games）的计划。这个运动会主要用来为女性开展国际体育竞赛，从1922年开始每四年举办一次。对于米利亚夫人“大胆”的提议，国际奥委会建议国际联合会应该对女性竞技活动加以控制。奥运竞技比赛的主管部门，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IAAF）因此允许女性成为其组织成员，但拒绝给予她们参加1924年比赛的权利。为反对IAAF的这种姿态，在米利亚夫人的带领下女运动员们继续成功地举办了各种比赛。1922年8月30日，国际妇女运动总会成立还不到一年，就在巴黎的一个体育场举行了国际女子田径锦标赛，短跑和跳远选手玛莉·莱恩斯率领的英国队赢得了11个比赛项目中的5个冠军时，全场2万多热情的观众沸腾了。随后又有5000名观众观看了女子国际和不列颠运动会（Women's International and British Games）。女子体育项目的迅速扩展使得IAAF心灰意冷，让它不得不与FSFI达成某种协议，其中包括让女性参加奥运会这一项。

在此论战中，体育竞赛对女性健康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反复出现。报纸上有关让女性参加奥运比赛的争论日益激烈。最后IAAF同意了组织女子竞赛，同时推荐了5项1928年奥运会女子比赛项目。强烈反对女性参加奥运比赛的顾拜旦没有出席观看1928年的奥运会。给反对女性参加比赛火上浇油的还有一则不实报道，其中写到参加800米赛跑的女运动员当中有的是蹒跚着跨过终点线的，而有的看上去“脸色苍白”“精疲力竭”。《纽约时报》很快指出，女选手身体状况欠佳足够成为禁止她们参加体育比赛的原因。体育史学家琳恩·埃默里（Lynne Emery）对这次由于声称几名决赛选手在比赛中跌倒而引起争议的800米赛跑重新进行了调查，并指出9名选手最终都跑完了全程。因此，她认为奥运官员为此取消这项比赛的做法是有失公正的。这一事件引起的争议盖过了首位获得女子100米短跑金牌、在400米接力赛中跑最后一棒的来自伊利诺伊州河谷市的贝蒂·罗宾逊（Betty Robinson）。女子800米赛跑项目直到1960年才得到恢复。

国际上，各种媒体利用这一事件来谴责举办女子体育竞赛的做法。国际奥委会在其1929年的年会上通过投票取消了女子田径项目。作为对这一结果的回应，美国AAU主席兼IAAF成员古斯塔维斯·科尔比（Gustavius Kirby）向IAAF提议禁止男性运动员参加其1932年的比赛，除非女性被允许参加奥运会。最终，奥林匹克大会1930年在柏林举办的会议上投票通过了给予女性奥运参赛权的决定。

米利亚夫人和FSFI由此信心倍增，要求要在1932年奥运会上让女性参加所有比赛项目。除此之外，还提出如果这个要求未能实现，那么女性将拒绝参加任何项目。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最后通牒却是FSFI末日的开端——IAAF成功地获取了对奥运会女子比赛项目的完全控制。有趣的是，美国全国业余田径基金会（the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oundation）的部分女性继续反对妇女参加奥运会，和FSFI形成直接对抗的局面。它在纽约市召开的会议，主题是“真正适合女性参加的体育比赛”。更重要的是，在360名与会人员当中大多数一致同意埃塞尔·佩林（Ethel Perrin）（NAAF执行委员会女性分部主席）反对妇女参加奥运会的观点，其中的原因包括：（1）只对少数参赛者进行专门训练；（2）压迫运动员为比赛而比赛；（3）过分强调打破比赛纪录。除此之外，《美国体育教育评论》发表了大量文章来谴责组织女性体育比赛。但总的来说，到1936年，女子体育整体获得了成功，这要归功于FSFI和米利亚夫人，女子奥运比赛已成为进一步实现国家民族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的平台。

尽管有了一定进展，女运动员在20世纪60年代仍旧面临着重重困难。1966年布加勒斯特冠军赛上IAAF命令所有田径女选手一丝不挂地列队走过女性妇科医生跟前让其检查，不然就取消参赛资格。协会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有人举报女子比赛项目中有伪娘浑水摸鱼。托马斯·图科（Thomas Tutko）为此指出：“这就像是在说，如果你太擅长体育，那么你就不可能是个女的一样。”近几十年来的性别测试性质更加恶劣，比如测试头发样本或者口腔内壁的细胞组织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在奥运会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这与胡安·安东尼·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1980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萨马兰奇有独到的眼光，将体育视为一种市场营销手段，在商业赞助下，奥运选手可获得金钱上的奖励。这一措施促使运动员再创佳绩，让更多女性参与到更具挑战性的比赛项目中，同时也延长了女运动员的体育生涯。除此之外，在萨马兰奇任职的第一年里，他就鼓励两位妇女代表当选国际奥委会成员，而在当今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81年在巴登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来自芬兰和委内瑞拉的两位女性裴亚朱·海格漫和弗洛·伊萨瓦·凡赛卡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一年后，英国的艾里森·格林·海格也入选奥委会领导成员。1984年，列支敦士登的诺拉公主又被选入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是首位当选的国家奥委会主席。而当时该国的妇女尚未获得选举权。此后一直到1990年，在国际奥委会的91名领导成员里，已分别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列支敦士登的5名妇女任职。萨马兰奇主席也邀请了女性在国际奥委会的各个单项委员会任职。虽然，妇女在国际体育运动组织的领导层中基本不占重要位置，但妇女进入奥委会领导机构，这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中是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