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明型街道”论

理论是实践的提炼和升华，更是实践的指导和依据。“文明型街道”是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反映了城市文明建设在街道这一层面的具体要求。

一 “文明型街道”论的来龙去脉

“文明型街道”论的关键词是文明，因此，它首先与文明论密切相关，文明论是“文明型街道”论的源头活水；“文明型街道”是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明城市论是“文明型街道”论产生的母体。

（一）文明论

人类对“文明”研究的学术史源远流长。历史上每种文明都会伴随产生反思文明的理论，它表现在哲学、历史、宗教、政治等各种人文社会领域，对当时和后世的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明论是在特定阶段文明的背景或土壤中产生的。严格意义上的文明论产生于近代。此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索文明的起源与生成、文明的形态与结构、文明的作用与冲突、文明发展的动力与前景等，在为人们勾勒东西方文明图景、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特点与规律的同时，也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构建起“文明论”体系。

国际思想史上，涌现了一系列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文明思想家，他们留下了大量富有启发灵感的睿智思想火花和精湛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17世纪英国的霍布斯、洛克等，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等。他们的文明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着眼于论证人的自由、平等的自然本性，探究人类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转变和人类文明起源的本质，借以批判、冲击封建专制政权与教权，为所要确立的资本主义文明秩序鼓与呼，并提供核心价值。二是由于封建专制政权与教权已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障碍，只有通过政治变革才能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确立新社会秩序扫清道路，启蒙运动中的文明理论注重系统论述政治文明与相关的伦理道德文明问题。

现当代文明理论家更是群星璀璨。现代有奥古斯特·孔德的人类理智发展阶段论与社会发展阶段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与社会进化论、福泽谕吉的文明开化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比较文化形态学和西方没落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文明观、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论、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的文明理论等，当代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爱德华·萨伊德的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的文明与文化论等。他们共同设计了现当代文明的理论大厦。

透过这些思想家的著作，我们看到的是文明论内容的三次转向：第一次，从“文明起源论”转向“文明形态论”。它标志着对“文明”的研究，从一般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纵向研究转到以横向的“文明形态”(对世界上不同文化形态的分析）研究为主、结合不同文明形态起源（即纵向研究）为辅的文明论研究。大凡研究文明史的学者，一般都涉及文明的起源问题，但不同的学者对文明起源研究的视角不同。例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文明演化视角研究文明的起源；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论及世界各国文明程度高低时，阐释了文明进化的思想。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开创了以“文明形态学”为中心的现代文明论。他把世界各民族分为文化民族(或称文明民族）与原始民族两大类，认定世界历史是文明民族创造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的社会或文明，并于1934—1961年出版多卷本巨著《历史研究》，创立了用文明观察历史的理论——文明形态史论。汤因比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他对已知的至少31种文明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

第二次，从一般“文明形态论”转向轴心期“文明形态论”。德国学者雅斯贝斯在了解并研究了中国和印度文明之后，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概念，即轴心期“文明形态论”，用以指公元前500年前后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以轴心期文明理论为特色的文明形态发展论既是对人类真正“精神文明”(雅斯贝斯称作“精神革命”)起源的发现，对人类“精神文明”、“精神力量”的展示，又是判断史前文明、古代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态分界的评价标准；既是人类对未来文明思考、创造和发展的思想精神基础，又蕴含了不同文明形态相互区别的思想精神的历史脉络、历史轨迹。

第三次，从“文明批判论”转向“文明冲突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突出矛盾。资本主义工业化早中期学者如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许多弊病，无情地讽刺和鞭挞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非文明现象，幻想通过说教、示范、呼吁等手段来实现社会的改造。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罗马俱乐部、汤因比以及爱因斯坦等人，对工业文明畸形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十分震惊，以批判与重建为主题，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及其异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希望重建人文理性和人类文明。

在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时期（实际上也是“资本”的全球化时期），随着“冷战”的结束，面对旧的两极对立世界格局解体的现状，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保证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资本帝国能降低国内种族冲突、一致对外，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输出。“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正迎合了这一需求，自然为西方世界普遍接受。这时，“资本”的原罪不再是种种负面效应，也不需要深化“文明批判”，而是要研究并把握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冲突和融合的新特点、新趋势、新影响等。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批判论”向“文明冲突论”的转型，是“资本”(相对于封建等级而言也是一种文明）在走向全球化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文明转型”。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地论证了他的有关文明冲突的思想。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众多文明的冲突中，有两大文明与西方冲突最大：一是伊斯兰教，二是以中国为首的儒教世界。

三次转向产生的理论成果虽然大都着眼于人与社会的精神层面，人为地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亦步亦趋的进化过程割裂开来，有的表现出妄想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意图，但也会在不同程度与方面，为人们认识世界文明的特征与进程，探究文明发展的理论与战略，了解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理论空间和坐标体系。

（二）文明城市论

“城市文明”与“文明城市”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指向不同的概念。“城市文明”的概念强调和展示的是“城市文明”演进的自然逻辑（其中蕴含着人在不同时期对城市文明的贡献）, “文明城市”概念突出的则是人对城市文明的自觉意识、自觉活动、自觉创造。“城市文明”指的是城市所达到的文明水平，所体现的城市文明程度；“文明城市”则是以“文明”为根本标志的城市，是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标志，整体文明水平较高的城市。由此形成的文明城市论与城市文明论也应做如是观。

1．城市文明论

城市作为一种与乡村对立的存在形态，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充斥着各种矛盾和问题。20世纪是人类城市化进展最快的一个世纪，也是城市文明迅速扩散的一个世纪。然而，城市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聚焦，最先进的生产力首先在城市中萌芽，最野蛮、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最先在城市中暴露。防止和克服“城市病”，消除现代城市文明危机，使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加强城市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建构城市文明的理论体系。

城市文明研究的对象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纵向的历时态上，研究城市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程，揭示城市文明发展的规律及其未来趋势；二是在横向的共时态上，研究城市文明的要素、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揭示城市文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及其实现的途径。

概括起来，城市文明论的研究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研究城市文明起源的时间、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因素等问题，探讨城市文明形成的标志以及对于社会文明的意义等问题。二是城市文明的本质与特征。城市文明是一个城市外在的建筑风貌和内在的精神风尚的综合反映，既包括规划、建筑风格等城市“硬件”文明，也包括市民的文化素养、精神风貌、德性品质等城市“软件”文明。三是城市文明的要素与结构。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构成现代城市文明的基本要素，城市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形成了城市文明的结构。四是城市文明的主体及其素质。城市文明的主体是城市市民，市民素质是城市文明的灵魂。提高市民素质是城市文明建设的原动力，关系到城市文明建设长久性的效果。五是城市文明的冲突与整合。城市成全了文明的历史，但同时也造成了种种作为历史的和将要成为历史的灾祸和苦难。六是城市文明的协调与发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协调运行是城市文明程度的最基本的标志，协调运行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城市系统中各子系统与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方式问题——机制问题。七是城市文明的个性与特色。中西方城市文明的特色，集中体现于城市建筑风格上，各具特色的城市建筑都是依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发展起来的，具有不同的民族风格。

2．文明城市论

国际上，把现代文明城市作为一个综合课题进行研究的很少，因此文明城市论的提出有深刻的国内背景和鲜明的中国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国也步入了城市化、城镇化的高潮；到2001年，全国设市城市达到662个，建制镇数量为20358个，城镇人口已超过4.8亿，城镇化率达到37.66%。2005年，中国政府首次公布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目标：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0%—55%。但是，中国城市化面临规划滞后于建设、生态环境差、生活环境恶劣、交通拥堵、社会“公共空间”缺失等“城市病”的挑战。

文明城市建设就是对“城市病”挑战的应对战略。“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早于1983年就在福建三明市开始兴起。第二年，中央有关部门在该市召开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要求按照“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制定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 “搞好文教、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搞好社会治安”。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对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要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 “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沿海沿交通干线的大城市，要率先搞好创建活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制定规划，到2010年建成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文明城市和文明城区”。“文明城市”作为中国城市最高的综合性荣誉，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每届期满后，获得荣誉称号的城市须重新参加申报、评选。连续三届保持荣誉称号的，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城市标兵”的荣誉称号。参与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和活动，几乎渗透到城市（城区）的家家户户，几乎成为全体市民共建共享城市文明成果的活动。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开始于2003年，全国116个城市、城区参与评选。中央文明委公布了全国首批文明城市（区）评选结果。

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文明城市建设实践，呼唤在学理上建构文明城市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以“文明城市”等若干概念为细胞，以文明城市成长的自然历史过程为线索，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城市，如何建设文明城市”两个基本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明城市的概念。文明城市是指坚持科学发展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文明城市的主要标志是城市现代化水平较高，市民素质显著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科、教、文、卫事业发展进步，政治昌明廉洁，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福利、服务工作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有效。

二是文明城市的本质。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物质再生产、精神再生产、人力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思想，文明城市的本质是以市民为主体、城市为载体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体。文明城市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达到一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是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精神文明更是文明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文明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

三是文明城市的价值。人类城市的变迁经历了四种范式：“商业范式”的城市、“工业范式”的城市、“生态范式”的城市、“文明范式”的城市。回顾我国创建文明城市的实践可以发现：创建文明城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文明城市已成为引导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理想范式。

四是文明城市的创建机制和制度。创建文明城市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努力探索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创建机制和制度，形成自我运转、自我完善，上下齐心协力搞创建的局面。在领导体制方面，建立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制度，设立具有高度权威性和指导协调能力的市、区两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在管理体制方面，形成多位一体化、明确责权利、分工定到位、协作成网络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在运行机制方面，形成途径多样化、手段现代化、功能高效化、程序法制化的良性运行机制。

五是建设现代文明城市的总体战略模式。根据城市现有的资源状况和城市发展所处的外在环境，对城市发展建设的基本方向、总体目标、战略措施和规划方案等进行系统思考和总体设计。在文明城市建设中，城市居民是主体，经济建设是前提，精神文明建设是灵魂，环境建设是突破口，社区建设是基础，公共政策是保证，政府系统管理是关键。在文明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把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有机结合贯穿创建工作始终；把城市人文背景和产业特点作为创建工作的依据，把社会服务完善作为文明城市的标志。

六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路径。各城市应结合实际情况，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弘扬实践“城市精神”为主线，努力打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政务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以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核心，全面规划推进市民素质建设；以创建文明行业为突破口，加强“窗口”行业的职业道德建设，提升行业文明；以提高群众生活质量为目标，使市民生活更舒适；以“三德”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突破口，形成自我控制、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市民的心理归宿感、荣誉感为突破口，注意培养“社区是我家”的社区意识。

七是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第一，“文明城市”与现代化城市、国际城市和生态城市的关系。文明城市与现代化城市、国际城市、生态城市在城市物质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现代化城市是指科学技术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运用更具有先进性，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和生态环境都是世界一流水平。但是，一个现代化城市不一定是文明城市。国际城市是指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国际化城市不一定是公认的文明城市，但一定是现代化城市。一个生态城市一定是文明城市，但是一个文明城市不一定是生态城市。

第二，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关系。创建文明城市要有全面的总体规划，规划要远近结合，注重整体形象设计。同时，要把文明城市的创建纳入管理系统，在管理中提高，以优化管理巩固创建的成果，真正实现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

第三，突击、长效与利益的关系。突击和长效都是创建的活动方式，两种方式都要与利益联系起来，体现出差别，使参与创建的人得到回报，由此形成激励与压力。

第四，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创建文明城市不仅要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的物质文明成果，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也要放眼世界，借鉴一切值得借鉴的世界文明成果，特别是创建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同时要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一条具有自身城市特色的创建道路。

八是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根据文明城市的特质构建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以下简称测评体系），是对城市文明以及通过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全面系统的量化评估。为了使“文明城市”的评选能够更制度化和规范化，从2002年起，中央文明办组织专家开始研制《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04年，测评体系正式颁布试行，包括“基本指标”和“特色指标”。基本指标反映文明城市（城区）创建的基本情况，特色指标反映城市（城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特色、城市（城区）整体形象。2005年第一次将“测评体系”投入实战，应用于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从2008年开始，测评体系开始进行第二轮修订，特别突出了对各城市转变发展方式的引导。2014年，中央文明办对测评指标进行“瘦身”，给基层减压。对原《体系》369项指标进行大幅缩减，保留了146项，删减比例达60%，新增了七大重点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宣传教育、诚信建设制度化、志愿服务制度化、文明旅游、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教育、学习宣传习近平重要讲话。

文明城市论拓展了当代中国“文明论”的研究视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明城市提供了科学依据与理论基础，也为“文明型街道”论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 “文明型街道”论的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文明论

马克思主义文明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第1卷到第30卷，使用“文明”一词即达2600多次。它涵盖了文明进步的奥秘、文明发展的本质、文明演进的动力、文明体的构成要素及其层次关系、文明发展的阶段划分、文明体的交汇及走向大同的趋势等，具有以下几项基本内容。

1．唯物史观的文明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以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来认识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演化，其中自然也囊括了对文明的认知。一是追根溯源地看，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它的物质本源性。在唯心主义者看来，文明的演进完全归功于人的头脑的发展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简单地把文明看作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而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揭示文明的内涵。他们确认，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并应用于文献记录，人类才跨入文明时代。文明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的，文明反映着它赖以发生的物质层面的内涵，并伴随社会物质生产的提升发生演化。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表明，文明的内涵具有不断提升、进步的特质。这是基于人类文明的存在与演化无不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紧密关联的认识。

2．文明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前人对文明研究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把文明的发展同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文明的本质。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这就是说，文明是个实践范畴，具有实践性。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劳动实践，就不会有人类，也不会有人类社会文明。生产能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自然也就是推动文明发展或兴盛的根本因素。

3．文明的发展阶段性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论证了人类文明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即马克思所称的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文明”、以工业化为依托的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这样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共产主义新的文明形态的科学设想。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恩格斯也科学地预言未来的新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从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精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高度文明的美好图景。

4．对待资产阶级文明坚持“两点论”

一方面，恩格斯对“文明时代”作了极其深刻的揭露：“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5．人类文明结构的基本要素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尚未发现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法。但是，他们多次提出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等多组包含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内容之中的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11月拟定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首次明确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这句名言，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论

与时俱进既是一种理论品质，也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论不是封闭的、“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凭空创造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的一条主线，而这条主线最鲜明的标志就是“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始由“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再到“四位一体”建设，继而到“五个文明”全面协调发展，从而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文明论是人类对文明发展认识的又一次飞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一个演进发展过程。它的每一次丰富和发展，都成功地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迈进。

1．“两个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的正式文献中既没有出现过“物质文明”的提法，也没有“精神文明”这样的表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把“两个文明”建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概念，它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新篇章。此后，在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之前，党的文献一直频繁使用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两个文明”的概念。

邓小平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及其二者的辩证关系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从而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他明确地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指出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强调：精神文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没有理想、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行，精神面貌可以直接影响物质，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精神有着决定性意义。1982年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这是党第一次把“两个文明”一起抓作为战略方针写入正式文件，充分说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提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多方面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是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全面部署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一“三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党的十三大一直延续到十六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再次指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为了进一步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江泽民在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2．“三个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这是党第一次使用“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此后，江泽民在2002年“5·31”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至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一次被完整准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开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把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定。这是党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将建设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江泽民的“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在数量上的增加，而且是社会发展战略在本质上的飞跃。

3．“四个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

2004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是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概念，并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就表明，党在执政55年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加深了对社会重要性的认识，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文明”，进一步丰富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四个文明”，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社会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它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和时代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在质上的又一次新的飞跃。它不但反映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为我国城市文明建设提出了更明确的目标，和谐社会建设将成为文明城市创建的一个重要主题。

4．“五个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他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我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同时还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提出，是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之后的第五个文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大报告的这个新贡献，充分表明了党首次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置于同样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科学发展的实质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建设的最新发展。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专节论述了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把总体布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升华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进步的过程。这个协调发展进步过程的主要内容是以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心，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先导，以社会文明建设为主体，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以政治文明建设为保证，五者互为条件、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全面协调发展进步的过程。“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应着全国老百姓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权益，促进了文明发展道路，标志着中华文明格局开辟了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更高阶段演进的新里程。

5．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理论创新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实践发展，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论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要求，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论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实践源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客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道路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是把文明建设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谋划和推进。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任务和战略部署。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来开展，因为“四个全面”的实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息息相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丰富的物质文明为基础，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201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同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更加鲜明地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2015年2月28日，他在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三是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精神文化生活的小康。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要得到满足，让百姓过上真正“双丰收”的好日子。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坚定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崇德向善的正能量。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四是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他还提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格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文件共9个部分35条，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突出体现了战略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最突出的亮点有：一是通篇突出了可操作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意见就是落实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措施任务更具体、更明确。二是通篇贯穿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比如，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了“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要求。在基本原则里强调，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三是通篇体现了人人都是生态文明建设者的理念。意见强调，无论是政府、企业或个人，都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建设者，生产、生活过程中都应该自觉践行生态文明的要求，合理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人有责、共建共享的过程。四是通篇强调通过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意见按照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整体思路，提出了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10个方面的重大制度。

三 文明街道论

在文明城市的创建中，文明街道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对文明街道的理论研究显得相当滞后，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背景下，龙城街道提出的“文明型街道”建设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一）文明街道的理论成果

1．对文明街道建设实践经验总结

有学者研究了湖南“两型”社会示范区文明街道创建，取得了文明街道创建的经验。一是把握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创建为民；坚持重视基础，依靠群众；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二是明确目标：要高起点确立目标，提升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档次和水平；要高要求制定规划，着力打造具有现代人文特色的文明街道、文明村镇和文明社区；要高质量进行管理。三是注重方法：注重“软硬结合”，在硬件的基础上做好软件的文章；注重“长短结合”，作出长期、中期、短期规划，明确创建活动的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注重“点面结合”，要重视培养创建“亮点”，以点带面，推动面上的文明创建工作。四是夯实基础：加大投入力度，丰富文化活动，发动群众参与。五是化解难题：通过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突出抓好组织领导到位、抓制度措施到位、抓创建责任到位“三个到位”，有效化解创建责任落实难的问题；采取“政府引导、启动民资、社会共建”等多种形式，化解创建资金筹措难问题。六是建立机制：建立竞争机制、监督机制和长效机制。

2．明确文明街道标准

一些地方编辑了文明手册，其中含有文明街道标准。

一是总体要求：社会安定，风气文明；环境优美，道路畅通；管理有序，生活便利。包括建立创建文明示范街（路）领导小组和共建班子，有创建规划、实施方案、保证措施、责任部门及考核办法；积极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楼院、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创建活动有标准条件、有具体内容、有考核记录、有台账资料；加强市民教育，区域内有固定、美观、永久的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标语、宣传阵地，有公共阅报栏，创办一所文明市民学校等；社会文化活动健康、丰富、普及，有配套的文化娱乐场地等；“门前四包”和综合治理人员落实，措施得力，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二是环境优美，道路畅通。严格实施市政府颁布的有关城管规定和《文明市民守则》，街容整洁卫生，观瞻良好，噪声在国家规定标准以内等；区域内公共卫生设施、环卫设施配套齐全、完好，环境保护达到规定标准等；区域内绿化、美化工作良好，街道两旁及街心绿化达到绿化标准；主街道道路通畅，各种车辆画线定点，停放整齐等。

三是管理有序，生活便利。管理网络健全，管理措施得力，有健全的管理队伍，有开展工作必需的装备，有统一管理办法、规章、标准、档案，管理经费落实；区域内商户有规范的经营管理制度和优质服务守则，礼貌待客，文明服务，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交通安全有序，标记醒目，人车分流，各行其道。

3．制定文明街道建设管理办法

为使创建文明街道活动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许多地方制定了管理办法。例如，2003年北京市的管理办法共七章27条，规定了文明街道建设的意义、指导思想、工作机制、文明街道标准、文明街道的评选和命名、文明街道的表彰与奖励、文明街道建设的日常管理工作。

4．制定文明街道测评体系

浙江省文明街道测评体系分项目分值、考核内容、评分标准、标准分数、测评方法五部分。其中项目分值有：组织领导坚强有力(120分），思想道德风尚良好（150分），科教文体健康发展（100分），社会服务优质规范（210分），社会治安秩序优良（160分），环境面貌整洁优美（100分），创建工作扎实有效（100分）。

该体系详细，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较强。例如组织领导坚强有力(120分）考核内容包括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健全，活动开展经常，联系实际紧密（30分）；加强作风建设，班子成员团结务实，勇于开拓，敬业尽责，廉洁自律，联系群众，办事公道（50分）；街道所属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突出（40分）。例如，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健全，活动开展经常，联系实际紧密的评分标准是：有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得9分，没有制度不得分；集中理论学习时间，每年达到12天以上得12分，少一天扣1分；把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的得5分，没有的不得分；主要领导运用学习成果给基层做辅导，每人每年2次以上得4分，少1次扣1分。

（二）龙城街道的“五个文明”论

龙城街道紧跟时代节拍，认真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文明建设”的内涵和要求，并注入本地特色，发挥本地的主动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文明”建设的“龙城表达”：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文化文明、城市文明建设，它们是街道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城市建设的结晶。

1．“五个文明”的内涵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取得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是人类政治活动发展程度的标志，包括政治民主化、政治公开化、政治法制化、政治科学化、政治高效化、政治清廉化。经济文明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理性反映和理想追求，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它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利益问题，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龙城街道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落脚点。文化文明是指要大力弘扬大运精神，大力培育积极向上的道德法制文化，抵制腐朽没落、低俗消极、不健康的文化倾向，促使人文精神更健康、文化成果更先进，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化产业不断繁荣，文化品牌不断丰富，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不断提高，从而不断提升辖区文明程度。社会文明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文明进化状态，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领域的进步程度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成果，包括社会主体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观念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行为文明等方面。城市文明是指努力使城市规划更科学，城市功能更完善，城市建设更发达，城市形态更高端，生态环境更优美，市容景观更亮丽，道路交通更顺畅，医疗教育更丰富，公共秩序更优良，人际关系更融洽，城市管理更高效，构建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区，打造美丽幸福龙城。

2．“五个文明”的关系

“五个文明”之间既是相对独立的，具有各自的领域内容、建设规律和地位作用，又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

“五个文明”相对独立：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容。从领域内容看，“五个文明”分别指五个不同的领域。从建设规律看，经济文明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文化文明是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结果，政治文明是遵循政治发展规律的结果，社会文明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城市文明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结果。

“五个文明”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从相互依存看，经济文明是“五个文明”的基础，它是“五个文明”结构的最基础层次，为其他文明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是其他文明的必要的、先决的基础和前提，对其他文明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文明为其他四个文明的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是“五个文明”结构的中介层次，通过政治文明把“五个文明”联结起来。文化文明是“五个文明”的灵魂，是“五个文明”结构的枢纽层次，它在“五个文明”中起网络沟通作用，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文明是“五个文明”的起点和归宿，是“五个文明”结构的最高层次，它为其他四个文明建设提供社会秩序基础、社会发展保障和社会组织支持；其他四个文明的发展其最终结果都将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从相互制约看，例如，经济文明和文化文明相互制约。一方面，经济文明是文化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文明建设依赖于文化文明建设。要加快经济文明建设的速度，就一定会受到精神文明状况和水平的制约，如果不加快提高人们的素质，要想加快经济文明建设是不可能的。再如，社会文明和文化文明相互制约。一方面，社会文明制约着文化文明。社会精神生活决定了文化文明发展的需要，文化文明是对社会关系的科学反映。另一方面，文化文明影响着社会文明，文化文明发展程度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文化文明提供社会精神发展方向，对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和提高社会管理的文明程度有重大推动作用。

3．“五个文明”论是一个由观念、体制机制两大支柱构成的理论体系

战略观念是街道发展战略制定的行动指南和价值标准。没有战略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指导思想和原则。“文明型街道”建设首先必须以新的街道发展战略作为理论基础，其中贯穿“五个文明”的战略思想包括坚持以人为本，从满足社区成员实际需求出发，服务社区居民；坚持充分调动街道内的一切社会力量参与街道活动，实现资源的共有、共享，形成和谐发展的街道建设氛围，等等。体制机制是整合街道资源，明确街道办和社会组织的定位和职能，为“文明型街道”建设提供组织、运行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