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设计、思路、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一 研究意义

（一）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本质的学科，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田野工作作为一个人为的过程、一个科学的过程，是人类学的核心。本课题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探究侗族大歌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其独特的歌唱内容、艺术特征、社会功能和传承体系，通过对侗家人生活区域的田野调查，挖掘和剖析侗族大歌的文化内蕴，揭示传统艺术与自然环境、工业技术相互之间的本质内涵，这些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侗族的社会结构、婚姻关系、文化传承和精神生活。侗族大歌这一侗族民间合唱音乐的艺术魅力近年已经广为人知，其美学价值亦已反复阐发。而作为侗民族独有的文化样态，对其跨学科复合研究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廓清侗族大歌生存的根源及发展脉络，整理和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实现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同时，在后现代和商业化语境中，侗族大歌所产生的历史环境和自然生态也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解体，流行音乐和大众文化以迅猛之势实现了文化的“同质性”话语诉求。传统的侗族大歌正在面临着割裂传统、后继无人的危机。所以，在此语境中，重新发掘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歌唱内容、艺术特征、社会功能、意义生产等理论问题，将有助于对侗族大歌的研究从音乐学的韵律、复调等研究中扩展出来，从而扩展至音乐民俗学、文化人类学、音乐美学的学科范畴之中。在学科互涉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获得崭新的理论视野，并适应后现代学术研究的内在需要。

（二）课题研究的实践意义

侗族大歌不仅属于侗民族，而且也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侗族大歌所体现的物我同在的家园情怀和天人合一的自然旨趣，更是现代社会中值得深度挖掘的文化内蕴。由于侗族大歌内蕴的音乐特性和独特魅力，其已经成为“多彩贵州”“原生态黔东南”展示给世界的一张名片，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也正在以“侗族大歌”为文化主体打造产业园区，盘活由于交通不便带来的旅游业衰微之态。而侗族大歌也有分布地域的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也不甘落后，也在积极地以“侗族大歌”为噱头扩大对外宣传。因此，对侗族大歌的研究既是一种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侗族大歌进行有效传承的一种契机。对侗族大歌进行人类学研究，可以让读者了解侗民族生存区域的民族民间原生态文化和生活场景，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充分享受原生态文化和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感受侗族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同时，本课题研究把侗族大歌的开发、保护与传承置于现代性语境中，从学理层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这对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好侗族大歌的生存环境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有一种突破。它对于我们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下对侗族大歌的艺术存在价值、开发与利用、保护与传承等问题的思考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对其他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发扬、保护与传承、有效利用与合理开发也可提供有益的参考。事实证明，唯有民族文化的发扬才能让她走向世界。

本课题的研究结合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侗族大歌的自然生存环境、艺术形式及其文化价值进行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通过全面梳理、评价“侗族大歌”的传承过程，提供了一种由人类学入手解释侗族大歌的新型学术视野，揭示了侗族大歌在艺术形式中体现的人类学内涵，在侗族社群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与侗族大歌的艺术形式之间建立了一种历史性的因果关联。同时，论文的人类学视野也呈现了以主体为核心的“功能主义”价值取向，强调了文化、自然与社会的“三位一体”概念，强调主体和主体之间以“大歌”为核心的关系纽带，试图发掘大歌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生态，以“结构”和“功能”的视角丰富了侗族大歌的研究。

二 研究范式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这一课题，同时跨越了人类学、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是跨学科的研究。同时，本研究采取的方法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所以研究的性质应是在特定地域对特定民族进行的音乐文化的个案研究。民族志方法和功能主义学派两种研究范式是本研究所倚重的。

（一）民族志方法

按照人类学家费特曼的阐释，“民族志”的方法主要是探究某一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以一种融入的方式，长期置身于某一文化群体之中，以体验来获得对文化的情境性的理解。

在所有民族志的研究中，最具特色的要素就是田野调查，这一路径决定了民族志所有工作的设计。田野调查工作要通过亲眼去看、亲耳去听，要从考察对象的本地人那里寻求事实真相。但田野调查工作是非常艰辛的，有时还有几分冒险，这在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旅行记《忧郁的热带》中就有体现。在这本人类学名著中，列维— 斯特劳斯屡屡提及“饥饿”“生病”“疲倦”“找不到报道人”等困难和障碍。田野调查方法始于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Boas），他从1886年开始便经常到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部落去做实地调查，并把他的学生全部从学者的安乐椅——图书馆中赶出来，走入实地进行考察。但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真正开创长时期实地调查传统的则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他通过深入新几内亚的特比思岛对当地土著文化的调查（1914—1915和1917—1918），领人类长期实地调查之先风。博厄斯和马林洛夫斯基的实地调查方法对后来的西方人类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本尼迪克特（R.Benedict）、M．米德（M.Mead）、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 Brown）、贝特森（G.Bateson）、弗斯（R.Firh）、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人。这些人类学家各自在非洲、太平洋岛国、美国本土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地研究，为田野调查方法的实施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是应用最广的民族志概念，它可以帮助民族志学者在千头万绪并经常是仪式性的行为和思想中找到一种逻辑连贯的方式来描述一个群体的特色。而且，对文化的解释也向来被视为这一范式的重大贡献。“与民族志方法和技巧一样，文化解释及其他各种基本概念型塑着民族志——特别是整体论（holistic）的视角、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及主位观（emic）、客位观（etic）和对现实的价值无涉的取向。”

民族志记载的就是民族志学者在田野的真实作为。当民族志学者步入某种文化或社会情境中去探究其文化形态，搜集和分析资料时，往往依靠他的思考、感觉和正确判断。民族志方法和技巧有助于引导民族志学者穿越个体性观察的荒野，对构成某个社会情境的纷繁芜杂的事件和行为进行准确的识别及分类，调查者可以使用种种方法和技巧来确保资料的完整性。进行田野调查，首先必须选择好调查地点、人物，然后再进入。在调查进行中，访谈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民族志学者最重要的资料搜集技巧。一般的访谈形式包括结构的、半结构的、非正式的和回忆式访谈。不管在任何一种访谈中，民族志学者都是扮演一种恳求资料提供者的角色。在调查过程中，民族志研究并不是过于简单地“收集数据”，而是要把在访谈中了解到的、在调查中观察到的事情记录下来进行分析，甚至于会对收集、了解到的数据进行计算机化或系统化处理，最后写作成文。

在众多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中，本书以民族志为研究范式，主要基于两个目的：一是民族志这一理论到目前已相当成熟，从人类学视阈对侗族大歌进行研究，不但具有极强的引领作用，而且有助于对繁杂的侗族大歌研究资料进行提纲挈领的理论统筹；二是因为本人生长在侗族北部方言地区，从小在侗区生活，对侗族习俗、文化有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虽然由于本人的生长地域汉化较早，汉化程度较高，但鉴于本人是土生土长的侗族，不管是侗族北部方言区还是南部方言区，都存在着相同血缘的地域关系，当本人进入侗族南部方言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是十分有利的。

（二）功能主义学派

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安达曼岛人》（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在1922年的出版是重要标志。上述二书的出版不但标志着功能主义理论的奠基，而且开创了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功能主义学派。功能主义学派主要传承了英国社会哲学家斯宾塞的人类社会的超有机体的类比法和法国社会学派迪尔凯姆的“功能”观点。功能主义的目标主要是展现一个群体如何发挥各自的功能正常运转，尤其强调描述基于共同体需要的社会各部分的协调和合作。功能主义学派虽然像20世纪时的其他学派一样，内部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在某些概念和方法上并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其还是有基本的学术共识：其一，强调从整体性的角度理解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人类学家都相信有一个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实体存在，各组成部门之间相互依存。制度、角色以及规范，这些要素都为共同目的服务。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要置于文化整体中去进行考察；其二，强调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必须要在特定的文化区域进行田野考察，与访谈对象同吃同住，对考察对象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文化环境等进行直接的观察和详细描述，最好能“钻进”考察对象的“心里”，让他们告诉你想知道、想了解的一切；其三，强调“功能”和“结构”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对文化的整体性描述中不能忽视它内部的结构。尤其在制度层面，对于文化整体有重要的建构作用。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解中，“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作为“功能主义之父”，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一种位于特罗布里思岛的交换模式——库拉（kula）圈。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分析中，“特罗布里思岛的许多方面——它的神话，它对神奇的独木舟的信仰，它的家庭组织模式——都同库拉圈联系在一起。各个部分顺利运转，形成了一个社会和文化整体”。在他看来，对于文化功能的研究就是人类学的重要工作。而“社会制度”对于文化功能实现有着重要作用。马林诺夫斯基把各种文化的功能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满足人们的生物性需要，如食物可以享味，音乐可以充声，绘画可以视色；另一类是满足于社会调适，一切的社会制度、礼仪、风俗以及道德、法律、教育等都具有这种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所主张的“功能”是开放性的和探索性的，可以随时修改进行。他还把文化看成一种工具，认为其主要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马氏的“功能论”其实就是一种研究工具。在功能主义学派的研究中，这一工具可以切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亦适用于探讨任何一种文化。

当然，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理论并非尽善尽美，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功能主义强调整体性视角的理论、从平衡取向到冲突取向的理论、从内部视角到外部视角的理论等，都不断地被后来的人类学家所批判和超越。面对这些批判，本书将借鉴和吸收功能主义基本观点中的有用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对侗族大歌的人类学考察中，采取整体研究与专门研究相结合、田野调查与功能分析相结合、对侗族大歌研究学者和侗族歌师的访谈与入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从文化人类学入手，对侗族大歌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考察和阐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侗族大歌的历史学研究；二是侗族大歌的生态学研究；三是侗族大歌的社会学研究；四是侗族大歌的艺术学研究。最后形成对侗族大歌社会内涵和文化价值的全面评价。本课题与文艺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侗族大歌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艺术文化现象，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文艺学研究的全新对象。

（二）研究方法：根据文章的研究构架设计，本课题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将重点采取以下方法。

1．田野调查方法

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曾多次前往侗族南部方言区进行调查。课题确定后，笔者还将安排时间尽可能多地走近侗族大歌较为盛行的村寨，了解、记录侗族的迁徙历史、侗族大歌的传说、大歌生存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大歌的展演环境等，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本课题主要选择黔东南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的多个大歌流传村落进行调研。本书中所用图片也均为笔者亲自拍摄。

2．访谈与观察

由于侗族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要对侗族大歌进行深度了解，对当地侗族歌师和侗族大歌研究者的访谈十分必要。本课题拟通过深度拜访肇兴、九龙、小黄、岩洞、宰荡等侗族大歌较为普及地的歌师以及黎平县、榕江县和从江县三县的侗族大歌研究者，了解大歌的主要内容、艺术特征和主要的社会功能等。此外，还要对大歌流行区域村寨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重要仪式、主要节日等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参与和体验。通过置身于大歌演唱的特定场景之中细致地、反复地琢磨和体验，最大限度地感悟大歌所特有的韵味。

3．文献搜集、整理和分析

课题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文献学方法即文献资料分析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田野调查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抄录侗族歌师演唱的大歌文本（含录音资料和歌师现有的文字文本），了解这些大歌文本的含义，最庆幸的是能请侗族歌师将其翻译成汉语文本；二是查阅、搜集、整理和鉴别考察中获取的文献资料以及其他学科关于侗族大歌研究的专著与论文，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必要的分析和研究，以弥补田野调查工作的不足。

四 创新点和难点

（一）创新点：一是从自然条件、生存环境、族群、习俗等方面解释了侗族大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二是从现代性、现代艺术实践、文化产业三个层面，全面审视“侗族大歌”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为“侗族大歌”勾勒出一个完整有效的知识谱系；三是对于“侗族大歌”的文化内涵及其构成层面予以深入细致的剖析，并为“侗族大歌”的传承与现代工业技术之间的关系，给予有效的阐释和解读。

（二）难点：一是出于研究资料的局限与研究时间的不足，从人类学入手来考察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歌唱内容、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内容肯定不够深入；二是本文涉及历史学、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视野，以笔者的学术水平对学科互涉的研究路径与研究者个人知识结构、学术视野之间的距离很难驾驭；三是侗族大歌作为中国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当今学术界对其进行研究的著作颇多，却不能说是面面俱到，本书也存在这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