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之关键即在人文信仰之重拾
一 民族复兴之求善本性及其历史必然性
在任何一个民族当中，出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一基本需要，其都会思考自身民族的实力、前途和命运诸问题。晚清政局的腐朽、糜烂，加之帝国列强的无道欺凌，带给中华民族的是一场难以负重的彻底溃败、倾覆与羞辱。近代中国的历史蜕变就是在这种茫然、无助、悲惨与屈辱的境况之下被动展开的。这种深刻的历史巨变不仅彻底摧毁了传统中国腐败不堪的政治体制，而且也摧毁了中国人曾经不可一世的上国迷梦和唯我独尊的文化自信、自尊。身处此一亘古未有之巨变，亡国灭种之危局下的志士仁人在短暂的迷惘和困惑后便很快坦然地直面此一现实境况，进而痛定思痛地开始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发展和历史命运。“振兴中华”“救亡图存”随之成为了近代中国最为响亮的口号。当张君劢于1932年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概念时，更是将此一自救运动以极其强烈的民族认同和爱国精神表现了出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更是对此复兴诉求的强力回应和重大实践。自此，中华民族得以新生，在残垣断壁的近代废墟上开始重建思想文化与自信、自尊。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命题被正式提出，党的十六大则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和实现阶段。而在党的十八大上，更是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总体任务明确提了出来。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对此，我们自当有无比之热情来践行中华民族以为复兴之神圣使命。但在此之前，对于“复兴”本身，我们又做何理解呢？就字面意思而言，复即重复、再现之意，兴为兴隆、强盛之谓。现在既已坚定要使民族复兴，那么是否意味着就要彻底重复中华民族之昔日历史以求再现其兴隆、强盛之状呢？而现代中国之发展现状皆一无是处呢？也是否意味着中华民族之历史是否都是兴隆、强盛的呢？要回答好这些问题，便势必要对复兴诉求及其所重复、再现之具体内容做一系统的思考和清晰的交代。
对于复兴，我们应理解为一种基于民族之生存、发展中兴衰往复之情状认定，一种对于民族命运、前途之不安、忧思，进而要求其不断日新，以致推进民族发展之强烈诉求。整体表现为一种拼命脱离现实之藩篱而要求趋向理想之境的自觉成就过程。并且这种自觉成就的主动诉求，历史之中早已有之，古语有云：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诚然，分合交错，兴衰往复正是中国历史史实之常规理序。而论其历史发展之精神方向，又无不在此贞下起元、以求复兴之列。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不仅拥有如此这种日新精神和健动努力，而且取得了足以举世钦慕之辉煌成就。自从文、武、周公发立人德以契天道之广阔宏愿，就当始有此一重振、求新之思想。至于孔子，其则更是以重振、恢复王道秩序，复兴周公礼乐之制为己任。而经孟子以下之千百年之历史，虽有王朝更迭、思想变迁之史实，呈现一衰败与重振、颓废与复兴的交叉往复之行状，然在韩愈看来此实为一整体思想旨趣之沉沦期。进而倡导道统之说，以求一文化复兴与重振。伊川更以经千百年而得不传之学以为儒学事业之重振、人文精神之复兴之语有对明道之治学行状发此由衷赞叹与肯定。宋明以下乃至晚清，加之内乱、外侵更使近代国人走上了一条刻骨铭心的自强、复兴之路。纵观中华民族之历史，其政治领域之每一次升平治世，学术思想领域之每一次破茧化蝶，无不让我们醉心不已。可以说，复兴理念是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文化承继之中的永恒基调，是完整映现在中国人对价值实现、秩序化成之理想实现的不懈追求上来的，是以一种极为自觉的主体担当而证现出来的价值评定和信仰观照。所以说，中华民族治乱交复之历史正是其不断寻求重振、复兴，以求止于至善之历史。
虽然实因近代中国之莫大耻辱，让我们痛定思痛，且比之以往任何时期都刻骨地自觉到民族落后之不堪代价，进而高喊出志在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这一高亢口号。甚者更有一种决然斩断一切历史根基之牵绊来重塑文化与民族、国家之潜在意味。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不能因落后惨遭挨打之近代史实进而让我们方寸大乱，情感的宣泄充斥一切，甚至压倒了我们本有的理性认知和自尊、自信。中华民族的近代遭遇实然让人不堪承受。我们作为民族之鲜活血肉，亦当有不可推卸之重任，但同时我们必须清楚，民族的兴衰往复本为一历史嬗变之自然序列，阴阳互转、兴衰往复本也常理。尤人生之青老少壮、日月之升降交错、性情之喜怒哀乐之理所当然。应知衰后必兴、贞下起元，况且中华民族本就自有其日新之健动精神，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所以，对待当下之民族复兴之历史使命，我们本应以历史之必然趋势来坚定我们的信心。然后就要在中华民族兴衰交复之历史中来导出时下中华民族再次重振、复兴之内在基础和条件，切不可缘木求鱼，斩断传统根基以谈复兴。
同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论及复兴问题时，为何只言民族复兴而不言国家复兴呢？这便有必要对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做一比较界定。民族是具有共同文化心理、习俗以及生活之范式的人们生活共同体，从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内涵的概念。而国家则是由一定阶级及其政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量而组织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从根本上说是一社会概念。之所以言民族复兴而不言国家复兴，其本质处还是认定文化对于民族之生存、发展较之经济利益之根本性。唯有民族这一概念才是其文化塑造及其承继之主导力量和稳定基础。
至此，我们便可以说民族之复兴乃历史之必然，为大势所趋。我们自当有此觉悟，坚定信心。在深刻领会、洞察其给予个人、国家、社会之深远意义的同时，切实觅得民族得以复兴的基质和根本，才能将此历史重任落到实处，进而推动中华民族之历史发展，表征其文化内涵与独特个性。
二 民族复兴之内涵所指及其现实必要性
就复兴之内容而言，如果论科学技术、经济、军事等物质文明、器物文化，则现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和发展程度比之古代中国的历史辉煌并不汗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军事实力的显著增强都从不同侧面促成着一个强盛民族的崛起。因此若要弃今从古，只会开历史之倒车，而与复兴理念成为背反。若说今日之中国虽有进步、发展，但较之世界先进发达国家则仍然落后。因此像一般人所认为的，所谓复兴就是要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力求跻身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行列。但是，我们说通过经济、军事途径以使中国富强自当应该，也实属必然，但绝非全部也非根本。附会攀比、好得夸耀绝非民族复兴之内涵所指与根本所在。即便成为世界首富，也难确保国民之人心醇厚，民族之康健敦实。
如果论制度文化，则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以其广泛的民众基础、政治参与和平等、自由之理念，无论是较之传统中国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还是等级森严、专权专制的实际政治都更合理。如果从思想文化而言，诚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中国化、本土化，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硕果，也确实在此指引下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映现了蓬勃发展的时代劲头。但是我们应知，要使中华民族拥有一个更加宽广的未来发展，就必须要求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中国化，不断地与时俱进，也必然要完成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对接。如果撇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民族宝贵思想财富而欲求其未来发展，则仅仅依靠共产党人的自身努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条显然是无法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我们坚定地认为，民族的复兴不是与他人相互攀比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自吹浮夸之物质文明、器物文化的复兴，也不是随意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传统形态盲目鼓吹的制度文化的复兴，而是指向民族自身的未来命运与长远发展的自我塑造、求善与表征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取向的复兴。因此必须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价值，使之能与马克思主义更好地相对接，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内容更丰富、前途更宽广。
“民族复兴”之概念已明，再就“民族复兴”之指向而言，因其“民族”概念实亦非一虚空称谓。从其内涵所指，定会涉及个人、社会及国家诸因素。因此之故，民族之复兴、存亡亦必定会给个人、社会及国家产生直接而巨大之影响。
就个体而言，其为组成民族之一基本单位，无个体成员之先决条件，便无所谓民族之产生与存在。个人与民族实为一有机体中之不可分割，无法舍离之关系。民族的特质及其文化必以个体成员为载体来承继，也必以个体成员之行状为表象来呈现。而个体亦只有在民族身份之自觉认同和表征之过程当中展现自身的文化底蕴，进而充实生活、寄慰心灵。民族之复兴、衰亡对于个体而言，便不仅直接触及人生之忧乐祸福，更关涉到为人者之身份表达和意义、价值之祈向追求。
民族之复兴就社会而言，全在社会秩序之化成与和谐上。盖民族概念实为一以文化为基底之概念与范畴。因而民族之对社会之影响，尤在文化对于社会之影响方面，即整合社会、化成秩序之功效。
再就国家而言，无论是单一民族之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其皆是民族性格及文化之集中最高表达和体现者，亦是其民族利益之根本维护者。因而民族之复兴自当显现为国家综合实力之强盛，民族之衰败亦当表现为国家事业之多艰。
由上所论可知，民族之复兴兹事体大。无论是个人之生存命运与质量，还是社会之和谐稳定，抑或是国家之事业与国格、尊严及实力皆本于民族之兴衰成败。因此，我们对于如何才能切实保证民族自身之强盛就当已成为不可不深察、思量之大事。
三 民族复兴之关键即在人文信仰之重拾
依上所论，即说民族之复兴本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塑造。那么，文化传统又是如何对其民族性格及其精神进行塑造和表征的呢？对此，我们首先须从澄清“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入手。中华民族本为一文化融合之产物，并非某一单一民族或族群之特殊文化称谓。其正是在各少数民族与华夏族之间之历史冲撞与交融中，最终才得以形成的，进而在其民族性格上也便有了一种比其他任何一个具体民族更为包容和互渗的心理取向和秩序认同，更是有了一个能够将各具体民族有效整合，紧密关联而为一体的最高表达之人文信仰。
所谓人文信仰，正是指在这种民族文化大融合之基础上所建构、形成的那个旨在凸显人之德性自觉，落实人道尊严与价值归属之终极关切的信仰诉求之人文表达。其与其他信仰形态如宗教信仰、巫觋信仰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史无前例地突出和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德性自觉。信仰本身所关涉到的价值问题乃至自由问题皆从人之德性自觉角度加以成就，而不再是被动的、奴性的祈求以得到外力拯救。信仰之对象自不必为人格化之绝对主宰（宗教信仰正是如此），亦不必取消其超越性之存在权力（唯物主义便将一切都纳入了物化世界当中，从根本上取消了有任何超越的主宰力量的存在可能），而是以一种超认知界域的形而上主宰之身份存在者。它的显现，甚至存在都只有经过人的德性成就始能成立。人文信仰便以一种德性主体之主动塑造，在形而上学领域实现了人之存在与价值的终极肯定。在人以德配天的主动契合中安顿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心灵，也正由此之上下贯通从而整合了家、国、天下的秩序化成。在现实境域和终极归属两个向度都给予了中国人最为可靠、充实的指导与观照。从而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的最高表达——人文信仰的建构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与内在精神，表征着这一民族的独特意蕴。
就人文信仰与文化之关系而言，人文信仰是隶属于文化范畴的。它是人类对于那个不但具有超越属性，而且能够给人以极其强烈的终极关照和抚慰功能的超越性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信任与持守的精神文化现象。其与其他一切文化类型的区别在于，作为属人世界的最高标志与表达，其所关涉的并非人类生活的某一领域，而是直指人的终极存在本身。作为人类生活的一般样态与范式，文化对于人文信仰具有直接的奠基作用。人文信仰思想体系的完整表达和最终呈现必须要以文化的熏习、理性（知识的同时也是道德的）的觉知为其基底。任何未经理性审视过的认知包括信仰都是无法最终确立和安顿寄放的。缺少文化熏习的盲目崇信和理性节制的情感泛滥不仅有使信仰根基发生动摇，让精神世界陷入无尽空虚与黑暗的可能，而且也会造成人性异化和背反的巨大危险。比如当今社会不断频出的迷信活动和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人们存在普遍信仰诉求这一客观现实以及在感性对待上的相对方便，从而让信者陷入一种毫无理性辨知，情感和行为表现却极其偏执的危险境地。这样一种对待，不但不能从根本上给人以精神寄托和良性关照，反而会造成让人走火入魔似的人性扭曲和价值、文化的整体性颠覆。因此说，信仰必是理性的，是要以文化为基底的。同时较之仅就文化类型而论文化的横向铺陈来说，又是具有纵向统贯性质的形上表达。这就势必要求人只有对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及其传统在理性认知和精神契合程度上的不断加深方才得以最终确立并建立起来。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共同文化心理和价值准则的生成过程。文化的自我完善成就了中国人信仰的人文形态。而人文信仰的确立和体系建构历程又同时根本上塑造和指引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表达和历史走向。
具体说来，人文信仰的这种范导与塑造，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详加讨论。即人的终极关切与价值设定；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与内在精神；社会政治的治世理念与秩序化成以及艺术、审美领域的悬然天得、超物取向。
1．人文信仰于人之存在来说，就是铺就了一条人通过主体自觉和德性完善而以达精神充实与价值实现的返身自诚之路。从十四年来如丧家之犬般颠沛奔走，明知不可为（基于现实）却依然为之（本于天道）的孔子，到虽身陷江湖却心系庙堂的魏晋名士；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宋明诸子，到坚信贞下必起元，文化必复兴的现代新儒家，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修己安人、成己成物，立大公心以济苍生、以利天下的信念践履之全景图。其以强烈的生命体验、主体担当和德性自觉成就了足以与天、地比肩的人格爵位，以内圣外王的一体架构成就了中华民族异彩纷呈、璀璨夺目的德礼文化和精神世界。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德性的成就与完善，以及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合二为一，在家、国、天下的仁者悲悯、智者洞见和勇者无惧中挺立了自身、安顿了信仰。
2．文化，本于灵智主体的后天创造，其无论如何都表示一种对自然状态的主动舍离。因此从最宽泛意义上讲，其形态呈现应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行为准则、生活习惯、制度法规等一切人为创造领域。若从概念、范畴角度做一区分，似乎又可分为精神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以及艺术审美等。其中精神思想文化较之其他又更具有根本性。制度、器物等实为一精神思想文化观念之具体运用和外在呈现。因此考察某一民族之文化属性，就势必应从其根本之精神思想文化层面入手方得妥帖。就中国古代之精神思想文化而言，殷夏之际乃至更早主要为巫觋文化。直至殷末周初，始有周公所制之礼乐文化，而经春秋末孔子出现以致往下两千多年之历史，又皆可认其为德礼文化。所以若论传统文化之主流及其基本形态，自当应为孔孟所开启之德礼文化。其较之礼乐文化之异同处便在二者都有对人本身之肯定与重视，都有对神爵格位一家独大、人爵格位难以凸显的巫觋文化的拒斥与舍离，从而根本上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德性存在。但就其程度而言，于其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礼乐之制倾向于一种外向型的制度规范，其虽有从人之本位出发以为根基的潜在预设，但却毕竟理路不明，且少有理据论证。德礼文化则是从通过内向自省的方式以求正当，以显德性，进而推己、理分，随之有义举、德行、礼规等外在呈现。因此之故，德礼文化较之礼乐文化，在肯定人之地位之基础上不但更加肯定其德性自觉之主动塑造，使其理论运思系统缜密，更加深入，而且比之礼乐文化之外在规范之离心隐忧，要更能够直指内心，直通天道。德礼文化正是在其德性自觉，以合天道的理论架构中终获生命存在的神圣之感和文化持守的信仰依据，因而能够恒久弥新。
如果说人以德配天、以身载道的理论架构证现出的是一种对人文信仰的信守与把持的话，那么仁民爱物、利用厚生的大公心和惺惺然居敬主一的敬畏心所折射出的便是对此信仰理念的坚决践行与捍卫。以儒家文化为主脉的传统精神思想文化系统，无论在历史的流变中其理论形态和思想主张有何变化与差异，观其志，无不在塑造中国人一大公之心与敬畏之心上，并以此来成就其为人者之文化理想和精神诉求，生命之尊严、荣耀亦当由此显现。察其行，则其家、国、天下之外王实践自亦是其人文信仰之理序指向、内圣之学之必然所达和逐层展开。
3．就中国传统文化之治世理念而言，则为一种王道政治，整体上追求一种垂天德范的秩序化成。所谓王道，根本是与旨在凸显自然生命之物质欲求，进而推崇武力攻伐，信奉强权意志的霸道相对来说的。其从肯定人的德性生命出发，旨在唤起人性之中之神圣之感，进而倡导和谐、友善。王道是以仁政为其根本治世理念的。究其根本，实可从先秦时期人禽之辨中具体导出。其视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在其他，而在道德性上。具体表现为人的自我塑造，自我成全的德性自觉和利用厚生、仁民爱物的大公德化上。同时，就此表征人之自身的道德属性而言，实又并非仅指面向现实层面的规范意义，其更为重要者，则是获取天人合一、信仰安顿的必经之路或唯一可能，是人对宇宙天地孕育万物之生生大德的自觉感召与主动契合的崇高表达。由此，这种天道人德相互贯通的人文指向和信仰表达便从根本上范导和塑造了其治世理念的仁政内核与王道取向。孟子所云“斯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故而才有不忍人之政”之语正是表明仁政王道的根基在于人之道德心性的先在设定，一种发于人文信仰的道德律令和仁义践履。再就传统中国之现实政治而言，在历史上虽也不乏以暴力、越礼之霸道行径而篡取王位者，然一旦事遂人愿，得其职位，又往往凭此“天命所归”又复施善政，并且在作为上又常常励精图治、多有贡献。以为其治世理念之具体证现。
4．如果仅从对人文信仰的直接呈现和形象表达来讲，艺术、审美较之其他文化形态无疑更能够映现出传统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情趣追求。水墨丹青中无论是虚实、强弱的笔法运用，还是浓淡相宜的墨色变化，再到涵远幽深的空间布局以及烘托、留白所营造出的画面质感和空蒙意境都旨在表达和追求一种清幽、素雅、人景交融、悬然天得的人文旨趣和一种超然物外、体与物冥的理想境界。方士庶在其《天慵庵随笔》中就曾说：“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
甚至在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即景抒怀、借物言志的诗词歌赋中，在内力管涌、真气弥漫的书法艺术里，在一唱三叹、灵气隽永的音律曲调中，在藤萝掩映的小桥流水间，抑或是在叠山垒石、修木理水、文气氤氲的园林建筑里无不凸显着中华民族俯仰天地、独与宇宙精神交相往来的价值设定和超物追求。“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幽思入于毫间，逸气弥于宇内。”“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许，就在这艺术的表达中，在审美的世界里，中国人才真正体味和映现出了生命的曼妙、世间的美好和人文信仰所给予的那份浓郁而厚重的存在关切吧！
合而言之，在文化的横剖面得以大放异彩的传统文化其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塑造和有力表征，在同时期人类其他民族的自我塑造和表征上是尤为出类拔萃的。溯其因由，就在于贯通天人，和与内外，足以范导诸多文化类型、成就中华民族根本性格和行状旨趣的人文信仰。中国人正是有了这份足以安身立命的最高架构，才使其在具体的文化创制和思想表达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为人者所拥有的那份优雅、尊贵与才情。从而彻底地避免了在无信仰依傍、终极关切和价值挂搭的情状之下所经验到的对于生命之虚妄之感和生活气息之颓败景象。
历史之车轮驶入近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伴随着政治、王朝的整体倾覆亦惨遭遗弃。诚然，王朝之衰败，政治之糜烂，文化自有其不可推卸之责任，但应须知，理想的预设毕竟难保与其现实经营完全吻合。植根于生物本能之上的政治强权在历史的流变中便对中华民族之文化理想与价值设定多有篡改与主动误读，因此当我们忧思民族之命运，反思内在之根由时便须知晓这一史实与情状。理性地看，文化传统之内在预设，人文信仰之最终安顿、挂搭，实为合理，且用心良苦。我们自应深谙其道，秉其精神与文化慧命，然后查遗补缺，以求完备，以期现代转进。让文化理想常住常新，引领政治，化成社会。
就今日之中国而言，器物文化，物质文明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但其根本缺乏文化底蕴之厚重熏染和人文信仰之归属、关切。整个社会出现一严重之文化失范与信仰危机，其直接影响国民身心之健康塑造，以及国家、社会之秩序和谐与长远发展。所以，欲求民族复兴之真正实现，就非得做追本溯源、返本引流之工作不可。从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入手进而自觉到人文信仰之形上建构，及其根本运思之文化理路和大公心、敬畏心此一根本塑造之最终旨趣与精神方向，始能切实扭转时下物化心灵之短见行状和信仰迷惘之平面人生。唯其如此，方能将此一旨在通过文化复兴之民族复兴理路落到实处，而有一提纲挈领之主脉得手，以不至于在各种具象文化类型的呆板罗列中不得方寸，最终致使文化复兴成为虚妄，民族复兴之梦难圆。
（作者简介：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