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执教南开大学
范文澜除在南开中学任教外，也在南开大学兼职。近代天津高等教育并不发达，严修和张伯苓很早就考虑南开学生求学深造问题。为了实现创办南开大学的愿望，他们决定考察美国私立大学。1917年8月，张伯苓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师从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及其学生、教育学家、设计法教育创始人凯尔鲍里、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以及盖利斯等人，学习近代教育学和心理学。1918年秋，严修也来到美国。他们考察了葛林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的学制、行政管理、科学设备以及图书阅览等情况，对美国私立大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是年底，严修和张伯苓在回国途中，充分讨论了筹办大学的计划。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第一届开学典礼，黎元洪、严修、范源濂、卢木斋、孙子文以及直隶省长代表和教育厅长王章祜等莅会。秋季招收新生96人，其中文科49人，理科19人，商科28人。10月17日，南开学校15周年纪念日又召开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大会，每逢10月17日成为南开大学的校庆日。
南开大学受到办学能力的限制，经费常告支绌，难以聘请更多师资。也与校长张伯苓的办学指导思想有关，从南开中学开始，重视建立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南开大学仿照美国办学模式，师资一大来源就是留美学生或美籍教师，他们不仅有较为专深的近代科学知识，而且熟悉美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另一部分是南开或国内著名大学毕业优秀青年，一方面能够得到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指导，另一方面在南开这样优越环境中，能够较早地承担教学和研究任务，成长较快，在很短时间内就崭露头角。从1922年至1927年先后在南开任教的有司徒月兰（英文）、应尚德（生物）、徐谟（政治学）、陈定谟（会计学）、孙瓃（普通商学）、孙昌克（地质学）、蒋廷黻（历史学）、董守义（体育）、张彭春（教育学）、李济（人类学）、杨石先（化学）、董任坚（教育学）、刘少山（法文）、王恭宽（国家理财）、曾克熙（日文）、范文澜（国文）、刘乙阁（科学实验）、陈礼（物理）、楼光来（英文）、勒荣禄（数学）、周贤颂（商学）、刘崇鋐（历史）、陶少甫（体育）、戴静山（国文）、李崇武（日文）、许日升（法文）、崔予丹（德文）、黄钰生（教育与心理学）、肖叔玉（经济）、侯洛荀（体育）、竺可桢（气象学）、李继侗（生物学）、张平群（商学）、张希陆（数学）、何廉（经济）、肖公权（政治学）、汤用彤（哲学）、唐文凯（银行学）等人。南开教师有进有出，但基本保持在三四十人的规模，并且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骨干教学力量。每系至少有一两位专任教授，开设各门必需的基础课程。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私立南开大学的教师薪金一般低于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但南开自有其吸引优秀教师的地方。20年代中期，京津一带是学术中心，学术界异常活跃，不但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受到重视，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号召，也得到热烈的支持。范文澜特别看重南开的学术环境，觉得南开大学学风朴实勤奋，脚踏实地，不骛高远。招生从严，学生专心向学，教员认真授课。教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多实有专长。尽管薪资较低，但对致力于学术研究的范文澜而言，对自己事业的发展有利。南开大学位于天津，躲开了北京纷乱的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也有吸引力。北洋军阀政府摧残教育事业，北京国立大学首当其冲。教师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极不安定，学校经费没有保障，欠薪异常严重，有时每月仅能拿到十分之一的薪水。而南开大学较少受到时政干扰，学校经费虽然困难，但绝无挹注无资、维持不暇之虞。教师待遇虽低，但能保证按月发放薪俸，绝无拖欠。范文澜原本生活俭朴，并不计较收入高低。
南开主张学术自由，各种学术讲演不受任何限制。尽管讲演人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见解不同，政治观点各异，只要在学术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均可登台发表。这种学术上的兼容并包态度和民主宽容气氛，客观上有利于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和丰富学生的科学知识，活跃了学校的学术研究，成为天津的学术活动中心。南开大学的学术讲演分成两种，一种为学校组织，另一种为各学生团体组织。学校组织的讲演，听众较多，常由张伯苓或由大学主任主持，演讲人除了校内范文澜等教授以外，还邀请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报告，演讲内容有专题学术报告，也有科学普及介绍。社会科学方面的讲演，有范文澜的《整理国故及其方法》，黄郛的《欧洲和平会议之内容》，胡适的《新时潮主义》、《国语文学史》、《中国今日之思想界》，丁文江的《中国人种考》，梁启超的《市民与银行》、《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重划中国的疆域说》、《青年元气之培养》，蒋廷黻的《劳工与帝国主义》，马寅初的《中国何以无健全的金融界》、《裁厘加税问题》、《中国之重利问题》，梁漱溟的《孔子真面目》，陶行知的《大学生应有之精神》，汪精卫的《中国革命史的一段讲话》，戴季陶的《文化复兴与文化统一》。南开开展多方面的学术讲演活动，成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动科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南开校刊也是活跃的学术阵地之一。1922年10月，南开学校校务会议决定成立南开学校出版委员会，范文澜作为职教员代表被聘为委员。据《出版部组织》记载：“本学期出版部组织，由校务会议议定，仍由师生合组。出版委员会由学校委请教员及学生若干人组织之。现职员之委定者，赵子澄、马子久、刘博平、骆绍宾、王子甘、戴德邻、舒舍予、范仲沄……等。学生方面将先由学校委请一部分，余则由各班国文教员举荐。”
10月13日午后3点半，南开学校出版委员会假中学教员休息室召开成立大会。范文澜被南开校务会议聘请担任学校出版部委员。南开为了练习学生写作能力，增加学生发表思想的机会，鼓励学生编辑刊物。会有会刊，校有校刊，有的是周刊，也有的是季刊，种类繁多。范文澜在《南开季刊》发表《周秦传记诸子引诗考略序》、《理想之兵制》等文章。范文澜还应聘出任《南开周刊》顾问，以活跃学术气氛。南开校刊也是活跃的学术阵地之一。南开大学成立之初，与南开中学合办《南开周刊》，由原南开《校风》改刊。1921年4月出版，每周一期，由学生组织编辑委员会出版。1924年4月，创刊《南开大学周刊》，也由学生编辑，出版股设言论、学术、文艺、记载等组。吴大猷、吴大任等人曾任学术组长，组员有陈省身等人，孙毓棠任文艺组长，万家宝（曹禺）、张羽等为组员，范文澜、汤用彤、蒋廷黻、黄钰生、徐谟、何廉、蔡维藩等担任顾问。《周刊》兼容并包，文理商矿各科的稿件均予以登载，不限自撰或翻译，也不拘泥于语体文和文言文。除了报道学校和学生生活外，也刊登师生文章，一度印行专载学术研究的季刊。也刊登一些介绍苏联或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1926年5月，《南开周刊》第35期刊登《赤化欤？诬蔑欤？》，驳斥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攻击和对孙中山联俄政策的诬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