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疏远“新人物”鲁迅

范文澜在北京期间，还结识了正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1913年6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晚许诗荃来，又偕一范姓者，未问其字。夜抄《易林》。”日记中所说的“范姓”，即范文澜。范文澜的姑姑嫁许铭伯，时姑父许铭伯、许寿裳与鲁迅均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许寿裳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的科员，许寿裳是普通教育司的科员。鲁迅与许寿裳乃是一对挚友，他们经常一起到琉璃厂购书，一起上广和居宴饮，一起去万生园游玩，甚至于一起上街买齿磨和宁蒙糖。许铭伯次子许诗荃，也是许寿裳侄子。鲁迅与许铭伯交谊很深，范文澜又是许铭伯内侄。范文澜由表弟许诗荃陪同，拜访住在北京绍兴会馆的鲁迅。范文澜考入北大后，经常偕许诗荃去鲁迅寓所，假期往来特别频繁。范文澜宿室与鲁迅住处很近，双方往来也较随便。范文澜与鲁迅熟悉后，鲁迅在日记中便改称“范云台”，不再是“一范姓者”。1913年12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晚铭伯、季市招饮于寓所，赴之，席中有俞月湖、查姓忘其字、范云台、张协和及许诗苓，九时归。”1914年8月13日，鲁迅日记记载：“夜范云台、许诗荃来。”1915年10月31日，鲁迅日记记载：“午许铭伯先生邀饭，赴之，季市、诗荃、世英、范伯昂、云台同座，午后归。”1937年，即鲁迅逝世的第二年，范文澜回忆在北京与鲁迅相见的情景。

民国初年，他在教育部做佥事，单身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槐树院。（好像长班叫做槐树院，记不清了。）暑假期中，吃罢晚饭，我同一位表弟许君，照例散步到槐树院去。我们走到的时候，他也照例正在书桌上吃晚饭。一小桶饭，一碗自己炖的肉，一碗汤，好像从不改换菜蔬似的。他对金石学兴趣浓厚，所谈的无非碑帖之类。我们年青，听了等于不听，天快黑了，我们就告辞回去。一个暑假，几乎天天如此，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从没有听说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事。

范文澜年纪比鲁迅小，乃鲁迅的晚辈。范文澜在北大好学上进，鲁迅知识渊博，因此时常向鲁迅请教，聆听鲁迅教诲。鲁迅公余之时，潜心辑录古籍，抄录古碑，而范文澜正在北大“追踪乾嘉老辈”，将其作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鲁迅治学“周密小心的校勘与博大宏阔的披阅”，对范文澜颇有影响。1915年12月26日，鲁迅日记记载：“晚范云台、许诗荃来，各遗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会稽郡故书杂集》于1914年11月辑成，1915年2月在绍兴木刻发行。鲁迅将刚刊行的书赠予两位同乡后学，用意十分明显。投之于桃，报之于李，范文澜深知鲁迅对“金石”和“碑帖”兴趣深厚，1917年夏前往河南开封考察史迹时，也为鲁迅带回一份极为珍贵的礼物。1917年9月9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同二弟访季市不遇，遂至铭伯先生家，见范云台正从汴来，见赠安阳宝山石刻拓本一分，计魏至隋刻十九种、唐刻三十三种、宋刻一种，共八十二枚。”这是范文澜对同乡长辈鲁迅的一点心意，鲁迅也欣然予以接受。

然而，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后，范文澜对鲁迅的所作所为表示“惋惜”，认为其误入歧途。范文澜回忆：“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 ‘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 ‘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甚至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 ‘离经叛道’, ‘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他。”胡适和陈独秀揭起“文学革命”大旗后，真正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乃是鲁迅。在钱玄同的促进下，鲁迅于1918年7月在《新青年》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丰碑。鲁迅以日记的形式，展示一个“狂人”眼中的世界。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怀着吃人的心思和被吃的恐惧。小说的主人公狂人整天生活在被吃的恐惧之中，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书本上，看到的都是吃人或将要吃人的迹象。“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鲁迅的《狂人日记》主题乃是“礼教吃人”。此后，鲁迅一发不可收，经常“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相继写了《孔乙己》和《药》等现实主义的杰作，将文学的反封建内容和白话的形式有机地结合，形象而深刻地揭露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深受“宿儒”影响的范文澜，正潜心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鲁迅的白话小说不以为然，对其反封建的内容也难以接受。范文澜如是说：

《新青年》时代过去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候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潮，认为没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当时所谓新人物疏远起来。但是经过颇长时期以后，我觉得老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看与议论相符合。我不便也不愿举出实例，总之，凡是口头上说些道德伦常或装扮得俨然道貌，望之肃然的人，细细查究一番，十之十被我发现人欲横流，出人意外的不道德行为。于是我灰心了，所谓满口道德仁义的老师宿儒，止是披一身吓人的道袍而已，肌肉上未免汗垢累积，到澡堂里好好洗刷一番才成。我重新想起新人物中至少像鲁迅先生的言行一致也找不出使人怀疑的地方来。怪不得他有资格奋笔教训人。我对被教训者的同情心，不由得移到教训者方面了。

范文澜认为“那些新思潮”并“没有多大道理”, “疏远”那时的“所谓新人物”，鲁迅当然也在其“疏远”之列。范文澜重新认识鲁迅，那是后来的事情。范文澜面对新时代的风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国势日颓，痛心疾首，“军阀混乱，政治污浊，学校腐朽，学生醉梦，这是 ‘五四’运动大风暴前的寂静时代，我生性迟钝，而又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并不知道 ‘五四’的快要来到，只感觉得百无聊赖罢了”。范文澜并“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真出路；他拒绝与守旧的师友合在一起，撰写反对新思潮的文章，但又自行其是，不愿与革命派亲近”。彷徨无助，歧路踌躇，范文澜自述：“我曾向佛经找出路，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大乘起信论》是随身密伴，‘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课。我虽然迷信学佛，可是反对学校不合理的措施，却无所顾忌，因此几乎被斥退。”范文澜苦闷彷徨，无所适从，一度向佛经寻求解脱，几乎成了一个“佛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