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考入北京大学

中学毕业后，范文澜无所适从，是留在国内继续读大学，还是出国留学？正在河南安阳任职的叔父范寿铭发来电报，要求范文澜报考北京大学。《申报》刊登了北京大学的招生广告，“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招生分为“大学预科、法政专科、工业专门、医学专门”四类，其中北京大学预科考试科目有历史、地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图书，学制三年，还有寄宿。预科还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各招80名，要求交4张半身近照，报名地点在“江苏教育总会”，上海也设有考点。第一类预科为文科，第二类预科为理科。报告第一类者，可以理化、博物、图书三门中免试二门，范文澜报考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范文澜在上海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北京大学国文预科考试，国文考试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中国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一句英语，中间有数字空格，填上合格的英语单词，即使合格的英文单词也有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一句中故意有错字，测试改错能力）、中译英、英译中，还有简单的口试。英语试卷全是英文，允许考生带字典入场。范文澜勉强答完了试卷，感觉考得不够理想，录取北京大学估计没有希望。

范文澜将考试的情况通报了叔父，叔父慰勉有加，表示即使上不了北京大学，也可以入北京私立大学，并愿意给予资助。范元绶回忆：“他上大学是由他叔父供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读书自然是非常勤奋的，‘诵习师说，孜孜不倦’，思想偏于古板守旧。”范文澜遂前往北京，准备转入北京私立大学。表弟许君到车站迎接，告知已录取北大。范文澜不敢相信，许君以已发榜相告。范文澜在《从烦恼到快乐》中回忆：“我叔父在河南，拍电报来教我考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是虚名颇大的京师大学堂，一般认为很难录取。我冒险去上海国文预科考试，自觉卷子写得不成模样，录取绝无希望。我叔父鼓励我，仍教我去北京入私立大学。我到北京，表弟许君在车站接我，说我已经录取了。一刹那间，我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动了一下。”范文澜得知录取消息后，心里还是不动声色地“震”了一下，毕竟，考入北大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非有扎实的功力不可。范文澜对助手蔡美彪说起考入北大的往事：

我小学是在绍兴念的，后来到上海念浦东中学。那时中学有9个人。有8个人都得了软骨浮肿病，肿到胸部，有一个人死了。只有我没有得这个病。当时去日本的很多，我的同学陈建功等人都去了日本。我也很可能去。那时去，不要花钱。我来北京，很偶然。我在上海考得很不好。卷子都是用英文，不过可以带字典。我想一定考不上。那时我叔父在北京，叫我一定来北京念书。他当时有些维新思想，主张考不上北大，还可以上国民大学（中国大学的前身），那是国民党办的，在当时算作维新。我来北京时，碰上我表弟，说我已考上北大了。我还不相信。他说已经发榜了，榜上有名。这样，就上了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1898年，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要求在京师创建大学。光绪皇帝下令在北京筹办京师大学堂，培养懂得变通的变革人才。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聘请吏部侍郎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文总教习。梁启超参照日本学规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课程采取“中西并用”、“讲求实务”的方针，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年限均为3年。普通学乃学生必修的基础学科，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等传统学科，以及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和文学、体操学等近代学科，共有10门。普通学结业以后，每个学生各学1门到2门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也是10门。此外，还有英、法、俄、德、日5门语言文字学，凡20岁以下的学生，每人必选1门外语。8月1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是清朝中央政府主办的第一所新式普通学校，是中国近代综合性大学创办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确立的标志。戊戌变法失败后，唯有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京师大学堂停办，直到1902年才恢复。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由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改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制定《大学令》，废除“忠君”、“尊孔”等信条，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取消经学科。严复辞职后，章士钊不敢到北大赴任，1913年初改由原工科学长诸暨人何燏时担任北大校长。1913年暑假，北大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大规模招生，原定9月25日开学。不料，9月23日何燏时接到教育部函，命令暂缓开学，并于次日到教育部面谈。原来北洋政府拟停办北京大学。由于北大师生的斗争，1913年秋季开学延至10月中旬。内外交困的何燏时不得不于11月辞职，改由升任工科学长的湖州人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邀请沈步洲出任预科学长。与范文澜同年入北大预科生的还有后来著名作家茅盾以及日后北大新潮社领军人物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北京大学民国三年同学录

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清代译学馆旧址。这次招生乃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北大预科仅有新招一年级学生，预科一年级学生人数比本科生多几倍，有200多人，一部分住在译学馆的洋房，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有床位十多个，学生都用书架和蚊帐将自己所居围成一个独立的小房间，有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生火。另一部分预科生住在沙滩，乃新造的简易宿室，有二三十排平房，纸糊顶篷。两人一间，空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应的床位、书桌、书架以外，中间只能容一人经过。取暖用煤油小炉，必须自己生火。

范文澜在北京大学预科的考试成绩（1913年12月）

预科生分成四个教室上课，每个教室可容纳四五十人。北大预科以洋教授居多，中国教师新旧杂陈。陈汉章讲授中国历史，他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将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先秦诸子书中早有记载，意在打破全国普遍形成的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的颓风，而北大代理校长胡仁源正是这种人。讲授地理课的是扬州人桂蔚丞，上课时由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水烟袋上讲台，然后退出，下课时也照送如仪。他也自编讲义，依据大清一统志，有时也参考各府、县地方志，以至《水经注》。沈尹默讲授国文，却没有讲义，只是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仅读庄子的《天下》、荀子的《非十二子》以及韩非子的《显学》三篇就行了，先秦诸子各家学术概况以及相互攻讦之大要，一目了然；指出《列子》乃伪书，其中有晋人伪作，但其中的《杨朱》却保留了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文学方面，沈尹默要求阅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乃至近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包括刘知幾的《史通》。北大预科重视外语教学，其教授法类似教会学校，预科第一类读的是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和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两个外籍教师各教一本，第二学期改由中国教师讲授。外国史（实即欧洲史）由英籍教师讲授，使用的课本是迈尔的《世界通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部分，上古从古埃及、两河流域文化讲到希腊和罗马，该书还有大量插图。这是当时较好的欧洲史，后来译成中文出版，书名为《迈尔通史》。美籍教师讲授《沙士比亚戏曲》，先教《麦克白》，后来又教《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第二学期即要求学生用英语写作文，其教学方法较为独特，并不按常规让学生按照一般英文法先写叙述、描写、辩论等套路，而是出题目，让学生自由发挥。范文澜在中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预科的学习并不感到什么压力，许多学生在东安市场闲逛。比范文澜早半年入北大预科第二类的顾颉刚自述每天上午上课下第二节课时，知道东安门外广告板上各戏园的广告已经贴出，都要利用课间十分钟从预科所在地的译学馆跑去查看，确定下午准备观看的戏目。“学校中的功课下午本来就少，就是有课我也不去请假。”顾颉刚过着“戏迷”的生活达两年之久。范文澜曾在延安回忆当年在北大预科一年求学的“公开的秘密”。

北京大学二院教学楼

文预科几乎专读外国文，中史中地国文都在下午上课，而这些课学生照例是“藐视”的。“上东安市场去”是午饭时候热烈的提案。四五人里推选一人上课，其余畅玩东安市场去了。教员低着头点名，“被选上课人”发各种不同声调“应卯”。真不愧是“公开的秘密”。

范文澜自1913年秋季入学至1917年大学毕业，正是北京大学从传统“太学”向现代大学迈进的过渡时期。北大师生也从“忠君”的“仕”向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一方面千方百计摧残北京大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拉拢北大师生。1915年底，袁世凯竟要封北大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为“中大夫”和“下大夫”，遭到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准备“登极大典”时，北大师生群起反对，而文科教授马叙伦竟然挂冠而去，引起轰动。范文澜潜移默化，也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