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传(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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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见证大通党案

范家台门隔环山河由锦麟桥通往光复会培养武装起义骨干力量的大通学堂,范文澜于1907年暑假见证了皖浙起义悲壮的一幕——清军围攻大通学堂,鉴湖女侠秋瑾被捕遇难。范文澜回忆:“秋瑾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她主持的大通学堂,离我家不到半里路。大通学堂实际是一个军事学校,操场就在我家对面,中间仅隔丈把宽的小河。”秋瑾,字璇卿,自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绍兴山阴人。“她生长在地主官僚家庭,生活是比较优裕的。她鄙弃这种生活,离开她的丈夫和子女,1904年只身去日本留学。第二年孙中山创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秋瑾首先加入,并被推为浙江省主盟人。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压迫革命学生,秋瑾被迫回国,在上海发刊《中国女报》。”秋瑾将《中国女报》作为中国妇女界的“总机关”,希望能够成为妇女的“暗室灯”和“迷津筏”。“她热爱祖国也热爱妇女同胞。她在《中国女报》发刊词里表明了这种热爱,她说 ‘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秋瑾热爱祖国、热爱妇女同胞,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1906年冬季回绍兴,主持徐锡麟所创办的大通学堂。徐锡麟和秋瑾组织光复军,徐任首领,秋任协领。徐锡麟到安徽进行军事活动,秋瑾在绍兴部署浙江方面军事,有众数千人准备接应徐锡麟。”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秋瑾应徐锡麟之邀,在杭州西湖白云庵相会,徐锡麟请秋瑾主持大通学堂的培训工作,并相约发动皖浙起义。

范文澜故居

大通学堂由徐锡麟、陶成章和龚宝铨等光复会员创办,仿日本振武学校,特别重视军事体育,诸如兵式体操、器械体操、夜行军、爬山、泅水、军号等,体育课程远远超过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时数。由于办学经费紧张,教学设施因陋就简,除了一般的教学仪器外,主要是军事演习使用的枪支弹药,另外还配有天桥、榴木、平台、铁杆、木马、秋千、铁环等体操训练器械。大通学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学生过着军事化生活,无论是起床和熄灯,还是上课与下课,都吹号角。学生严肃认真,仿正式陆军编制。每天三操四课堂,兵式体操均在校外大校场进行。操练时身着操衣,排队出入,若遇下雨,则在饭厅进行,或在走廊四周跑步。范文澜回忆:“我和一群小孩很喜欢看他们背着洋枪上操,听到洋号响,就不约而同地跑到河岸上去看。有几次还看到一位矮小的戴眼镜的人在操场里看操,有些人指点说,这是徐锡麟。”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范文澜哥哥范文济也是大通学堂学员,并担任学生队的小队长。大通学堂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所培养武装干部的学校。

秋瑾走马上任后,招收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百余名,到大通学堂接受军事教育。秋瑾亲自负责大通学堂的体操训练,穿着男子体操洋服,骑马出入城中。范文澜和小伙伴们为鉴湖女侠的豪气所倾倒。范文澜回忆:“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她骑着马来了,我们跑到马左马右瞪眼看她,她也看我们。现在想来,她这双慈善的眼睛,可能是在看马是否会伤害我们,也可能是在看我们这些无知小孩,长大了是否也会跟着她去革命。我们这些小孩的心是单纯的,我们没有像顽固派那样用腐朽的观点去反对她,也没有意会到她是反对腐朽社会的女豪杰,我们只是为好奇所驱使,她来了我们就要看她。”同上。秋瑾也时常穿着月白竹布衫,梳着大辫子,脚穿皮鞋,俨然须眉。秋瑾在绍兴仓桥蒋子良照相馆摄有男装小影,英姿飒爽,惟妙惟肖。封建士绅以为惊世骇俗,不以为然。但秋瑾不屑一顾,我行我素。范文澜和小伙伴们也惊奇不已。

秋瑾先后三次前往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联络秘密会党,还屡次前往上海和杭州,运动学界和军界。并统一浙江革命力量,将光复会员分成十六级,以一首七绝作为标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光复会的力量上达处州缙云,下及于绍兴的嵊县,金华所属的金华、兰溪、武义、永康和浦江五县成了光复会力量集结的中心地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徐锡麟举事不成,被清政府惨杀,当然,清政府也一定要杀害秋瑾”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实际上,秋瑾早就有献身革命的思想准备。“1900年,她住在北京,亲眼看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数暴行,决心拼一死来挽救中国。”秋瑾在致友人的信中,毅然表示:“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她甘当为国牺牲的巾帼英雄。“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并自认“革命是救国的唯一道路”同上书,第4页。。秋瑾将生命置之度外,曾与徐自华泛舟西湖,缔结“埋骨西泠之约”。

范文澜称赞的“千古不朽的伟人”秋瑾

7月10日,秋瑾从上海报纸得知徐锡麟遇难的噩耗,悲愤难忍,泣不成声。秋瑾“得到徐锡麟举事失败的消息。暂时走避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她拒绝走避,大概也是这样想: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请从我秋瑾开端吧”。7月11日,秋瑾给上海爱国女校的徐小淑寄去绝命词,毅然表示要“牺牲尽我责任”。7月12日,秋瑾得到密报,杭城清军已于昨日出发,立即做了应变准备,疏散学生,焚毁名册。“乌带党”首领王金发劝秋瑾避走,以东山再起,遭到其断然拒绝。7月13日,清军围攻大通学堂时,范文济刚离开学堂回到家,就听见枪声,立即吩咐范文澜前去打探消息。范文澜回忆:“我出去一看,满操场都是兵,也有一些衙门里人打扮的,簇拥着一个披袍褂的人立在操场的河岸上。那边又响了几声枪,操场上的人都显得非常紧张,披袍褂的人慌忙钻进一只小乌篷船里,看的人都笑了,说这就是会稽县知县。一忽儿,看见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缚,被一个兵推着走,前面有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都端着上刺刀的枪,冲锋似地奔过我家门旁的锦麟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奔去。秋瑾严肃镇静的神情和那群狗子们疯狂凶恶的可憎相,我虽然是个小孩,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但是看得很分明,自然要同情秋瑾,厌恶那群狗子们。”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秋瑾遣散最后一批学生,不愿离去的程毅等人与秋瑾一同被捕。秋瑾大义凛然的神情,范文澜终生难忘。

范文澜连忙回家报告母亲和哥哥。母亲害怕清兵前来搜查,将范文济藏到一间小屋里。大通学堂的门房是范家的邻居,晚上偷偷到范家通风报信。门房告知:“兵到学堂大门口时,学生从后门逃走了,有两个学生不知何故,向大门口跑出来,被兵开枪打死。官兵要我说出这两个人的姓名,我指其中一个叫范文济。”据事后查证,清兵从前门攻入时,有两个学生受伤,一为大通学堂学生石宝熙受伤,另一为大通学堂军乐教员遇难。门房担心“学生名册搜走了,范文济赶快下乡去躲一躲,如果被查出来,对我也不好”。鲍氏向门房千谢万谢,并送其一些酒钱。门房临走前还催促范文济赶快下乡。事不宜迟,范文澜陪同哥哥连夜坐小船出城,躲到龙尾山姑母家。“隔了两三天,城里传来消息,说秋瑾被杀死了。过了些时,报上登载浙江巡抚的奏折,说 ‘悍匪范文济、×××(姓名忘了)胆敢拒捕,当即当场格毙。'”同上。有的老年人告诉鲍氏,范文济已经上了奏章,不会再来搜查,可以高枕无忧了。鲍氏不敢掉以轻心,让范文澜先返城。

绍兴知府贵福对秋瑾刑讯逼供,动用了天平架和跪火链等酷刑。秋瑾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的千古绝唱。7月14日夜,浙江巡抚张曾扬电令贵福,将秋瑾就地处决。贵福忧虑夜长梦多,担心革命党人劫狱,立即将秋瑾押往轩亭口。秋瑾从容步行到轩亭口,英勇就义。然而,秋瑾遇难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范文澜回忆:“当时我能接触到的人很少,这些人又都是守旧派不同情革命的,可是他们也不同情清政府的凶暴行为。他们纷纷议论,我从旁听取,大致是: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剐刑和绞刑,秋瑾不应该用斩刑。不管他们议论的是什么,反正并不同情清政府。”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明清时期,绍兴官府将处决死刑犯场所设在轩亭口。因为绍兴知府衙门设于府山东南侧,山阴县衙和会稽县衙相距也不到数百步,将死刑犯押往刑场也较安全。轩亭口乃人口众多的闹市区,以此作为刑场,也有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按照惯例,男性死刑犯在轩亭口斩首,女性死刑犯则在小校场处以绞刑,以保留全尸。贵福将秋瑾押往轩亭口行刑,破例对女性处以斩刑,表明其对革命党人憎恨之极,残害革命党人手段残忍之至。但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未取得预期的警示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秋瑾遇难后,舆论界同声谴责地方官吏以莫须有的罪名,滥用酷刑,残害无辜,为秋瑾打抱不平。浙江巡抚张曾扬和绍兴知府贵福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公布了秋瑾所谓的“罪状”,秋瑾的革命党人身份暴露无遗,但舆论界仍不罢休,以秋瑾即使准备发动浙江起义,但尚未发动,仍属“犯罪未遂”,应宽大处理,不应处以极刑。“不多久浙江巡抚、绍兴知府都调走了,显然是由于社会上各种舆论的压力,清政府不得不调走这些 ‘有功’的走狗。”同上书,第3页。清政府不得不顾及民意,拟将张曾扬调任江苏巡抚,遭到江苏士绅的强烈抵制。清政府将其改任山西巡抚,但张曾扬不敢赴任,以患病为借口辞职,从此赋闲在家。贵福也不安于位,拟调任衢州知府,遭到衢州人民的强烈反对。贵福亲往京师运动,准备改任宁国知府,宁国人民也开展声势浩大的“拒贵”运动。镇压浙江起义的刽子手落得如此下场,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

年幼的范文澜也接受了一场革命的洗礼。“秋瑾二十八岁出国留学,三十一岁牺牲生命,时间是很短促的,但是,就在这三四年里,她成为千古不朽的伟人。”范文澜从中得到宝贵的教训:“谁的行动能够符合于当时社会的发展规律,谁就能够成为人民敬爱的英雄豪杰,秋瑾正是这样的一个英雄豪杰。”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越地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范文澜参加革命有历史渊源,光复会志士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的精神,成为其走上革命道路的直接原因。时隔五十年后,范文澜在《中国妇女》发表《女革命家秋瑾》,讴歌巾帼英雄秋瑾,鞭挞腐败的清政府。范文澜的助手卞孝萱如是说:

 

范老最早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绍兴的最早的一批民族主义革命者对范老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蔡元培、秋瑾、徐锡麟这批民族主义革命家,并不是因穷困潦倒而反清,他们都出身于殷实之家。蔡元培做过翰林,他家房子很有气派。秋、徐二家的房子也不错。他们是为了理想而革命。大通学堂是他们培养革命干部的地方。范老生长在绍兴,绍兴地方不大,有这么多革命者,范老的哥哥范文济又是大通学堂的学生,所以除了人们所说的范老受浙东学派黄宗羲及章太炎等的思想影响外,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恐怕还是辛亥革命前绍兴的这批民族主义革命者。白兴华、许旭虹:《范文澜的学术发展道路与学术风范》, 《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