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哲学·1·总论篇 学好哲学 终生受用
插上哲学的翅膀，飞向自由的王国
——哲学导论
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靠理论论证和逻辑分析系统地回答关于世界最一般的问题。
说到哲学，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感受，讨论的内容抽象晦涩，研究的问题也好像没有直接的用处，但神秘面纱背后的智慧与玄妙又显示出极大的魅力与吸引力。
说哲学百无一用并不冤枉。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6年）因仰望星空而掉进了脚下的土坑。目击这一幕的女奴嘲笑他，哲学连地上的坑都看不见，还看什么宇宙？从关于泰勒斯趣事的这个传说中，可以得到两个隐喻：一是哲学无用。哲学无用的看法实际来源于对哲学之用的狭义的理解。哲学的确不像某门具体科学、具体专业，有专门之用，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都有专门之用。哲学是解决对世界一般规律的总体看法的，无专门的一技之用，但它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总体用处。因此不能说哲学无用。二是哲学太空。认为哲学“空”、“虚”的看法也是对哲学的偏见造成的。哲学虽然是高度抽象的学问，但哲学来源于现实、服从现实、服务现实。哲人不应该只是“仰望天空”，必须同时脚踏实地关注脚下，也就是关注现实，面对现实，深入实践，联系实际，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服务。
说哲学有神奇的力量更是事实。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悄然发生变化，中、美、苏三角关系有了新的转换。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以哲学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大势，分析了中、美、苏三者之间的矛盾，看到了中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了紧闭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哲学智慧。1972年，毛泽东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Nixon, 1913—1994年），两个大国的政治家在北京中南海菊香斋毛泽东书房破冰之旅的会面，毛泽东竟然是一句“我们只谈哲学，哲学谈好了，其他问题就解决了”。结果，毛泽东与尼克松谈哲学，哲学思维促成了“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关系缓和，建交遂成定局，《上海公报》正式签字，中美在隔绝了二十多年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构成了国际新格局。
一、为什么学哲学
伟人的风范与作为总会引起人们的效仿，尤其是当人们看到哲学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陈云讲“学好哲学，终生受用”，这不仅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的深刻认识。
现在大家都把这句话当作倡导学哲学的格言，但这只是他讲的一句话的后半句。为什么学好哲学可以终身受用呢？陈云也作了说明，就是他的前半句话“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陈云讲的“学习哲学”，就是特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结合学习中外哲学史、中外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哲学思想的结晶。
如果还想接着追问，为什么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呢？答案也很明确，因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人就可以从迷到悟，从糊涂变明白，甚至还能增进智慧，自然就是终身受用了。
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会对世界形成自己的看法，也一定要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但是大千世界无穷无垠，错综复杂，何处才是入手处，又如何才能避免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表面不见实质的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们自发、零散、片段的世界观变得系统化，因为哲学本来就是系统化了的世界观。认识世界不能只看现象，还要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本质就是规律。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解释的都只是自然和社会一个方面、一个领域、一个层面上的规律，而哲学揭示的是事物发展变化最普遍的规律。掌握了一般规律，既有助于认识特殊规律，更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当然，强调学哲学不是说其他领域的知识、其他的学科可以不学了，相反地许多有关的知识、学科都要认真学、刻苦学，不同的是有了哲学的根底，学其他知识会更有成效。
人生活在世界上总是要做事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更是很大的事。做事就要讲究方法，方法对了事半功倍，方法错了事倍功半。如何才能掌握科学的方法呢？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当然哲学不能教会人们去治病、去酿酒、去盖房，哲学作为方法论提供的不是什么具体的技能、技术、手艺和方法，而是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思想基础。
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打底，就可以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金钱观、家庭观等，让人们成为一个内心向上、行为积极、对社会有益的人；领导干部还会形成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事业观等，成为一个对党忠诚、为民奉献、严于律己的好干部。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打底，就可以认清历史大势，找准立场定位，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做历史的促进派，做人民的代言人，为人民干实事、做好事。
李瑞环是一位政治家，但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对哲学也有深刻的感受：“哲学这门学问说来也神，你的工作越变化、越新，它显得越有用；你的地位越高、场面越大，它的作用越大；你碰到的问题越困难、越复杂，它的效力越神奇；面对的问题越关键，它发挥的作用越关键。”
当这番话从一个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实践者口中说出的时候，相信他一定感受到了与陈云的心意相通，因为这番话其实就是对陈云那番话最好的注解。
也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对学习哲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动了哲学学习运动，带动全党大兴学习哲学的风气，通过学哲学来解决“我们共产党人眼力不够”的问题，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解决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2013年12月3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以哲学为主题进行了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无用之用，斯为大用，这就是哲学的品格；无为而无不为，这正是学习哲学的收获。
哲学事实上与我们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亲密的接触”，时时刻刻、方方面面，没有须臾的分离，尽管人们可能还不知道或者说从来没有意识到。
那么，就让我们走向哲学、走进哲学，开始哲学之旅的探寻吧。
二、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一门学问？哲学是一项技能？哲学是一种境界？当我们走向哲学的时候，首先就要面对关于哲学的这一系列提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哲学的开始。
哲学的对象
不同的人会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故有人戏言有多少个哲学家就会有多少个关于哲学的定义。这话看起来已经说到头了，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同一个哲学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对哲学的看法并不必然一致，甚至往往大相径庭。所以如果换青年朋友来说这句话，可能就成了：有N个哲学家就会有N+1个关于哲学的定义，甚至N的平方个哲学定义。
这些不同尽管彰显了哲学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却不能成为不给哲学下定义的借口。既然大家都在谈论哲学，在谈论的过程中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这就说明大家还是存在共同的认知基础的，也就是说，可以给哲学下定义。
给哲学下定义之前，可以先谈谈世界观。世界观人人都有，人人都受某种世界观的指导。世界观就是人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一个世界观，而在于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世界观人人都有，没有你有我没有的不同，只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某种世界观的支配之分。有人压根就没有听说过“世界观”三个字，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受某种世界观的支配。也就是说，有人是不自觉地接受某种世界观的指导，有人是自觉地接受某种世界观的指导。比如，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Bethune, 1890—1939年）就能自觉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
人们的世界观可以分为素朴自发的世界观、神学世界观和哲学世界观。人们最早的世界观是素朴的、自发的，是不自觉的、不系统的，缺乏理论性、科学性、一贯性和系统性。远古人类就已经产生了神学世界观，这反映了人们对人之外的自然力量的恐惧、崇拜与迷信。
哲学世界观就是自觉的世界观。有人说，按此定义，人人都有世界观，难道人人都是哲学家？这当然不是。虽然从哲学的立场来说，最好的回答是：“不能肯定人人都是哲学家的事实，也不能否定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可能”；但在可能还没成为现实之前，毕竟还不是现实。所以需要对“哲学世界观”这一定义再加一个定语，即“理论化”。
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靠理论论证和逻辑分析系统地回答关于世界最一般的问题。
像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年）所讲的，哲学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强调的正是哲学的理论性。系统的反思当然就是理论化的过程。哲学是自觉的世界观这话一点不错。
哲学的功能
哲学到底有没有用？对哲学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如果一个东西一点用也没有，它就不值得去关注，甚至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对哲学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都有一种哲学无用的感觉。比如，哲学不能让粮食从地里长出来，哲学也盖不出房子让人们住。就好比大学生就业，学工科的可以去搞工业，学医学的可以去当医生，而学哲学的似乎连工作都不太好找，因为许多人不知道你的岗位在哪里，不知道哲学能干什么。
其实，哲学从产生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质疑。泰勒斯为了改变人们关于哲学无用的观念，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以说明哲学的作用。在大家都认为橄榄产量一年不如一年的时候，泰勒斯花低价把橄榄榨油器全部买断。到第二年的时候，橄榄出乎意料地大丰收，家家户户都需要榨油，都要用榨油器，结果泰勒斯赚了一大笔钱。泰勒斯以此告诉希腊人，如果愿意的话，哲学家可以赚很多的钱，只不过他有更高的追求罢了。应该说泰勒斯这一手确实把人们镇住了，让人们不再敢小瞧哲学的功效。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泰勒斯是通过掌握天文学知识，预计出来年的气候适合橄榄生长，橄榄会大丰收，所以才成功了。他用的其实是天文学，当然，也有哲学智慧，而且当时天文学并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所以把他当成哲学的成功也不为过。
古希腊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发源地之一，古希腊语“哲学”，即“爱智慧”的意思。相传古希腊科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72—前497年）曾说过，他不是一个智者，而只是一个爱智慧的人。“哲学”一词就是从“爱智慧”演变来的。古希腊人把聪明的智者称为哲人，也是指具有高度智慧的人。因此，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把哲学看成是具有高度智慧的学问。说哲学是体现高度智慧的学问不能算错，但亦没有回答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事实上，今天再回答这样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借用别的学科的力量，借用了人家也不会服气。需要用哲学本来的力量证明哲学的功效。这就是哲学的“无用之用，万用之基”。哲学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功效，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不同的哲学认知、不同的哲学修养，会产生对世界不同的认知与理解。当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的时候，人们在世界上的作为也就会相应发生改变；当人们的作为改变了，世界也就可能被改变了。哲学作为理论化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影响、支配、指导人们言行，进而改造客观世界，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巨大功能。
从一个小故事里就可以看出这种“改变”的力量有多大。
清朝宰相张廷玉（1672—1755年）的父亲与一位姓叶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两家比邻而居，都要起房造屋，为争地皮，发生了争执。张老夫人便修书北京，要张宰相出面干预。没想到，这位宰相看罢来信，反而做诗劝导老夫人：“千里捎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老夫人见书明理，立即主动把墙往后退了三尺。叶家见此情景，深感惭愧，也马上把墙让后三尺。这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六尺宽的巷道，成了有名的六尺巷。
对一个小家地盘的认识改变，出现了本来不会有的“六尺巷”；对国家关系认识的改变呢？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中、美、苏新的战略格局中，显然就有我们一开始讲的中美建交背后的哲学力量的作用。
哲学不仅可以影响政治，哲学还可以引领科学。在20世纪中期，科学界有人一度认为原子就是最基本的粒子，不再可分了。但毛泽东在1955年就讲从哲学的观点来说，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随后的科学发现了比原子更小的“夸克”粒子。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Glashow, 1932年—）提议将这种微粒子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为“毛粒子”。这既是科学家对毛泽东的敬意，更是科学向哲学的致敬。
其实，关于哲学有用无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为泰勒斯辩护的那句话讲得已经很到位了：学哲学的人可能会掉进坑内，但不学哲学的人本来就在坑内，从来没有出来过、也从来不知道还要出来。哲学大有用处。哲学的用处，即哲学的功能，表现为世界观功能、方法论功能、认识论功能、人生观功能、价值观功能、道德观功能，而这些功能恰恰通过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而发生作用。
用马克思的话讲，哲学的功能就体现在人的实践中。哲学通过指导人的实践，回答了自己有用没用的问题。
哲学指导实践的功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这讲的就是哲学指导实践的作用，而哲学通过理论化的世界观参与实践、作用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哲学的性质
猛一听，哲学作为世界观从内容来说似乎很宏大，包容天地，涵盖古今。其实正因为是世界观，从认识主体来说，哲学又很具体、很个人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就他个人来说，他认为他的世界观是天经地义的，是好的。一个人肯定不会去秉持一个自己认为不好的世界观。所谓“好”的世界观与“不好”的世界观，应当有客观的评价标准。
中国古代大哲学家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在《齐物论》中就讲过，人人见了西施都说美丽，人人皆欲得而亲之，但鱼看到却沉到了水下，鸟看见了高高飞走，鹿见了远远地跑开。用“沉鱼落雁”形容美人其实是人的一厢情愿，鸟兽鱼虫是不当回事的。
按照这样的讲法，哲学果真就没有好坏了吗？也不是。哲学是人的哲学，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有个体真实不可否认的独立标准，可是人毕竟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不是一堆散乱无章的土豆，而是社会之人。融入社会就不能没有共同的客观标准，就必须在共同的客观标准下接受好与坏的评判。社会共同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要以能否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规律、能否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不断向前，能否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断拓展为基本要求。符合这些要求的哲学就是正确的、科学的哲学，不符合、有差距甚至背道而驰的哲学当然就是不正确、不科学的哲学了。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就是正确的、科学的哲学。
哲学的生命
哲学的生命力源于现实。哲学总是程度不等、形式不同地反映和揭示时代的各种矛盾，关注和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革自身的形态。哲学以一种批判的、革命的态度与时代的现实生活保持紧密联系，并在回答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获得自己发展的动力。
现实课题是哲学的生长点，不断地创造性地回答时代课题是哲学发展的动力。推进哲学创新发展，必须着眼于时代的变化，把握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并自觉地以哲学的方式回答时代的重大现实课题。
哲学所面对的“现实”并不是个别的、枝节性的事实，而是人类生活的“时代”或者说构成人类生活意义的“时代精神”。哲学是以总体的方式对自己时代的把握，总体性、批判性、反思性、超越性和抽象性是哲学思维的特色。哲学正是通过对自己时代精神的把握来塑造和引领自己的时代。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给哲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哲学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回答这些时代课题。
艾思奇在《如何研究哲学》中指出：“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呢？这问题现在解决了：因为从哲学的研究中，我们要找到正确的世界观，这世界观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的根本方法。我们借此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变革自己的意识，更进而建立起健全的、合理的生活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艾思奇写出了被毛泽东称为“通俗而又有价值”、“我读了得益很多”，并且作了长篇摘录的《大众哲学》。
艾思奇之所以能在哲学发展上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就在于他始终将哲学研究与时代的重大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艾思奇说：“第一不离开现实的问题，第二要有前进民众的立场，是辨别正确哲学的标准。”由于艾思奇有着坚定的哲学信仰，又具有自觉的“前进人们”即广大劳苦大众的阶级立场，任何迷雾都遮盖不了他哲学斗争的方向，任何现实问题都可以纳入到时代的“迫切问题”中加以把握。一部《大众哲学》，全部是回答各方人士提出的问题，问题之广几乎涉及哲学中的一切重要方面。艾思奇不仅通过透彻的理论分析对问题作出了解答，并借以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而且，几乎对所有问题的解答都同时代的重大现实课题结合起来，赋予所解答的问题以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这就是艾思奇独到的理论“功力”。他凭借这种“功力”，为实现哲学的时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哲学所要面对、回答的最根本的课题是该时代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现实，哲学必须善于捕捉住重大现实，善于观察分析重大现实，在回答重大现实的探索进程中推进哲学的创新发展。然而哲学又是从世界观、方法论，从普遍规律的高度回答现实，需要高度的哲学思维，需要运用概念、范畴进行抽象思维、综合概括，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辩证地看待现实，客观全面地看待现实。
那么，目前，哲学要挖掘哪些重大课题加以回答并作出科学的抽象呢？当前，我国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哲学的发展首先要面对这个现实，直接解答这一现实问题。只有直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回答现实，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带有共性的范畴，加以分析、综合、抽象、概括，进一步创新哲学的范畴体系，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利益、社会价值、社会动力、社会矛盾、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公正、社会改革、社会心理、社会形态、社会意识、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等等，这些概念、范畴都是现实生活中带有共性的东西，需要给予哲学的概括和提升。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其背后总存在一定的哲学课题，从哲学角度来探索这些课题，会引发出深层次的哲学思索。哲学工作者应当关注这些课题，并加以研究。譬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学课题，但同时又是一个哲学课题。哲学工作者应当掌握更多的市场经济知识和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譬如，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提出了许多重大哲学问题，如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是生存环境的恶化，人与环境的关系则成为世界哲学探索的中心议题。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和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密切注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注意现代科技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从中得出一定的哲学结论。还譬如，面对世界当代优秀文化成果，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研究新思潮，研究新学科，挖掘发展哲学的素材。哲学与许多学科的结合，可以进一步扩充哲学的外延，丰富哲学的内涵。
总而言之，哲学一定要关注现实、研究现实、概括现实、改造现实，哲学无限的生命源于无尽的现实。
三、哲学的前世今生
对哲学的追问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开始对哲学做一快速扫描。哲学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了。在这不算短的时间内，哲学是如何发展演进的？哲学提出并关注了哪些问题？哲学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了解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使人们对哲学的面貌有一个大体的把握。
哲学的历程
世界哲学的历程可以说是异彩纷呈、群星璀璨。东西方哲学各有千秋，各领风骚，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集人类哲学之精华而大放光彩。
列宁指出，哲学史“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全部哲学史就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历史。哲学的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类认识成果发展的持续的哲学概括。在人类哲学认识中，始终贯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同时交织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争论。当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具体形式，体现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由低级到高级的曲折历程。
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哲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恩格斯认为：“任何新的学说”，尽管“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但是，“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后一代哲学思想必将与前一代哲学思想有继承渊源关系，与整个人类思想成果有继承渊源关系，但这种继承渊源关系归根结底是由各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人类哲学认识的不同和争论，主要是由社会发展水平、经济政治制度、阶级和阶级斗争、科学发展状况和人类积累的思想成果所决定和制约的。
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争论，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为一定政治服务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始终反映并适应该时代的政治需要和社会变革需要。在阶级社会，哲学反映并适应一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需要。哲学既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又为社会存在所服务。
可以从东西两个走向来看世界哲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哲学史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学起，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约一千年，称为古希腊哲学；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约一千年，称为中世纪哲学；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约四百年，称为近代哲学；19世纪中叶以来，称为现当代哲学。
——古希腊哲学开创了西方哲学素朴唯物主义和素朴辩证法的先河，与此同行的唯心主义思想也体现了古希腊人的哲学探求。
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古希腊哲学是从宗教信仰和神话的束缚下与科学同时诞生的。它从一开始便与科学结成了不可分离的亲缘关系，在古希腊，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当时，人们只是从总的方面观察自然界，而没有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和分析，作出精确科学的研究，这种状况反映在哲学上就使古希腊哲学具有素朴唯物论和素朴辩证法的性质。
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努力探究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不同的回答，也有试图走中间路线的回答。
最早的唯物主义（前8世纪—前6世纪）是活动于米利都城的米利都学派和居住于爱非斯城的赫拉克利特学派。米利都学派有三个代表人物。第一个代表人物是泰勒斯，主张“水为万物的根源”，任何东西都有产生与消亡，唯独水是常存在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前610—前546年），认为世界万物的始基是物质性的“无限者”（或译“不固定者”）, “无限者”内部蕴含着对立面，从而形成千变万化的世界。第三个代表人物是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70—前526年），认为气为万物始基，由于气的不断变化，引起世界的变化。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30—前470年）是赫拉克利特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火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原，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用某种物质性的东西解释世界的统一性。
稍后的唯物主义（前5世纪）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前460—前370年）的原子论唯物论，它已经不满足于把某种直接可以感觉到的物体，如水、火等看作世界的基础，而认为一切事物的最初根源都是原子和虚空。运动是原子本身的属性，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有根据的、必然的。后来希腊化时期（前4世纪）的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年）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唯物论。古罗马时期（前2世纪）的卢克莱修（Lucretius, Carus，约前99—前55年）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唯物论。
古希腊以及古罗马哲学的唯物主义力图用唯物论、辩证法解释世界，看到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的，试图从世界多样性中找到统一性。然而他们的唯物论、辩证法是自发的、素朴的、猜测的，缺乏科学根据。
古希腊最早的唯心主义（前6世纪）有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前者因创始人毕达哥拉斯而得名，后者因活动于爱利亚城而得名。毕达哥拉斯学派断言，世界万物的本原不是物质，而是“数”；世界一切都是由数产生的，数是一切事物的决定者，是事物的根源。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灵魂不死。爱利亚学派否认事物的“多样”与“变化”，企图证明世界上的事物是“统一”与“不变”的。其代表人物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6世纪末—前5世纪）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要达到真理，只能靠思维，用空洞无物的“存在”概念反对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学派的唯物主义。
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繁荣时期，也是希腊哲学的繁荣时期。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年）是古希腊唯心论的集大成者，反对唯物论，特别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唯物论，主张“理念论”，把脱离个别事物、又完全独立于个别事物的“理念”看作是第一性的，是事物的本原，进而创造了客观唯心论体系。柏拉图唯心论路线的奠基人是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他在伦理道德上主张对神的绝对服从，宣扬客观唯心主义。当然，古希腊哲学又花开一枝，苏格拉底开启了哲学对人的研究。
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代表了古希腊哲学的当时成就。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大哲学家，恩格斯把他看作“古代世界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特点是动摇与混乱。一方面，他“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从自然界本来是客观存在出发，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是他又把具体事物，如人、马、桌子等称为“第一实体”，把关于具体事物的概念称为“第二实体”，认为这两个实体又各自独立，有时第二实体又似乎从属于第一实体，表现了他哲学认识的二重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的思维”是独立于身体的，是“不死的、永恒的”，把神看作一切活动的目的因，这又回到了柏拉图“灵魂不死”的神秘主义唯心论先验论上了。历史上唯物论哲学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如个别事物不能离开个别而单独存在；历史上的唯心论则发展了他的唯心主义。
古希腊哲学虽然从主要方面摆脱了宗教信仰和神话的束缚，但还渗透着宗教神话的因素，甚至原子论唯物论者伊壁鸠鲁在强调神同自然和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同时，毕竟还在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为神留下了一块地盘。到了西方古代哲学的后期，新毕达哥拉斯派和新柏拉图派等更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哲学，他们的哲学后来被基督教所利用。
——中世纪时期，是经院哲学，即神学唯心主义的天下。哲学从属于宗教，唯心主义统治着哲学。
哲学成为用抽象理性解释信仰的工具，成为神学的婢女。如果说，在古希腊时期，特别是它的早期，哲学与科学尚未明确区分开来，那么在中世纪，哲学则是与宗教神学合为一体。唯名论与唯实论（或译实在论）之争是中世纪最大的哲学争论，同宗教上关于普遍教会与地方教会、普遍教义与个人信仰、原罪与个人罪恶何者实在、何者从属之争，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
延续几个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虽然是在经院哲学内部展开的，但“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唯名论与唯实论争论的中心内容是一般（共相）是否真实存在？例如，一般的狗，即不问大狗、小狗、公狗、母狗，作为狗的一般（共相）是真实存在还是仅仅只是具其名。唯实论认为，一般（共相）概念是实在的，它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唯实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唯名论则认为，一般（共相）概念仅仅是一个名词，个别事物先于一般（共相）概念而存在。唯名论强调具体事物的实在性，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表面上看似抽象的讨论，实质上却体现了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谁为第一性的争论。马克思、恩格斯把唯名论看作是“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唯名论的唯物主义倾向对西方唯物主义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经院哲学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过程中，纯粹抽象的逻辑推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样的论证，虽然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但却有系统的逻辑历练，显示了深厚的逻辑功底。
——近代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与近代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的。
17—18世纪，自然科学进入了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和对各种事物进行分析解剖的阶段，它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得唯物主义开始批判并逐渐取代中世纪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推动了哲学的进步。与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这种状况相适应，17—18世纪的哲学便以唯物主义哲学认识的上升和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主导为主要特征。这就产生了17—18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又称为机械唯物主义。英国是近代工业和自然科学的起步点，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唯物主义发源地，产生了17世纪英国近代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同时带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性，间或带有神学不彻底性。
17—18世纪，西方哲学一直贯穿着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内含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宗教的斗争。
经验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需要，从经验出发，批判宗教神学。经验论分成两派：一派是唯物论经验论，其代表人物是培根（Bacon, 1561—1626年）、霍布斯（Hobbes, 1588—1679年）、洛克（Locke, 1632—1704年）等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批判了经院哲学长期统治带来的神学偏见，对实验科学的方法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提出人类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物质是生动的、可感的，经验和实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霍布斯是一个彻底的机械唯物主义者，虽然坚持唯物论，但把物质世界看作是机械的集合，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是没有区别的，心脏不过是发条，神经不过是游丝，关节不过是齿轮，甚至欲望、愤怒、爱情、恐惧等感情活动都是纯粹机械原因引起的。洛克从唯物主义出发，论证了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他认为，天赋观念是不存在的，一切观念都来自于经验，认识开始于经验。但什么是经验，经验是从哪里产生的，却显示出洛克哲学对唯心主义的妥协，陷入了“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
到了18世纪，经验论的另一派，即唯心论经验论，放弃了唯物主义，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把任何事物都看作声、色、味、触等感觉的集合，宣称“存在就是被感知”，认为“一切都只是知觉，此外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知道的”。其代表人物是贝克莱（Berkeley, 1685—1753年）和休谟（Hume, 1711—1776年）等人。
唯理论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反抗经院哲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武器，以理性为标志，反对盲从，反对迷信。然而唯理论不承认人的理性认识来自感性认识，认为只有理性认识靠得住，感性认识不可靠。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Descartes, 1596—1650年）、斯宾诺莎（Spinoza, 1632—1677年）、伽桑迪（Gassendi, 1592—1655年）和莱布尼茨（Leibniz, 1646—1716年）。毛泽东指出：“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
唯理论也分为两派，一派是唯心论唯理论，一派是唯物论唯理论。笛卡尔是欧洲第一个唯心论唯理论哲学家，唯心论唯理论者还有莱布尼茨等人。笛卡尔有一句主观唯心主义的格言“我思故我在”，就是说，我在怀疑、我在思想，所以我存在，从思维引出存在。笛卡尔对经院哲学、对宗教持一定批判态度，这是他进步的方面。但他最终还是借“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借助上帝，肯定客观世界的存在。笛卡尔是唯物与唯心二元论者。他从思维的“自我”开始，肯定精神实体的存在，再求助于上帝来“保证”物质世界的存在。当他肯定物质世界的存在，物质就是唯一实体了，没有上帝存在了。德国的莱布尼茨继承了笛卡尔的唯心论唯理论。
唯物论唯理论一派，如荷兰的斯宾诺莎，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力图克服笛卡尔哲学的物质与精神同为本体存在的二元论。他反对笛卡尔的唯心论唯理论，反对宗教神学，恢复伊壁鸠鲁的原子唯物主义，主张一切观念都是通过感觉印上去的，是由存在于理智以外的事物落于我们的某一个感官之上而生起的。当然，他的唯物主义也是不彻底的。
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然科学发展需要更为彻底的、战斗的唯物主义哲学，18世纪的法国哲学则是公开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18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年）、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年）、卢梭（Rousseau, 1712—1778年）为法国哲学成熟的唯物论和彻底的无神论做了准备。18世纪中叶百科全书派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把法国唯物主义推向成熟，其代表人物有狄德罗（Diderot, 1713—1784年）、达朗贝尔（D' Alembert, 1717—1783年）、爱尔维修（Helvétius, 1715—1771年）、霍尔巴赫（Holbaeh, 1723—1789年）。百科全书派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百科全书派的撰稿人一致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如狄德罗至死拒绝承认有上帝，他们多数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但也有不是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而拉美特利（La Mettrie, 1709—1751年）虽然不属于百科全书派，但他是坚持唯物论的，他公然宣布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真理。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不是宣扬纯粹理性的哲学，而是同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它的特点之一。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当时西方哲学的最高成就，但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和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在各方面的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前一世纪中盛行的分门别类的、机械的形而上学方法被代之以联系的、发展的、进化的观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成就，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结构的新发展，都表明自然和社会的一切现象是辩证地发生的，过去那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动摇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这些成就反映在哲学上便是从康德（Kant, 1724—1804年）到黑格尔（Hegel, 1770—1831年）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形态。从古希腊的素朴辩证法阶段，经过17—18世纪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阶段，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阶段，这一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和整个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过程相一致的。这个时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总结了前人的思想，特别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创立了以康德、费希特（Fichte, 1762—1814年）、谢林（Schelling, 1775—1854年）、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的“星云假说”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一个缺口，用“感性” “知性” “理性”建构了全新的认识论体系。黑格尔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费尔巴哈（Feuerbach, 1804—1872年）则把唯物主义推向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然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却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到了一边。
——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哲学进入了现当代哲学的发展时期。
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大工业生产更加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面对社会上新的矛盾和自然科学上新的发现，人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和新的哲学概括。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全面展开，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为了完成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最终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需要新的哲学世界观来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生产、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社会阶级斗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也是整个人类哲学在19世纪中叶的重大创新与革命。到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已失去光辉，黑格尔学派已经解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也逐渐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道扬镳的其他各种哲学派别（我们把这些流派姑且称为“现当代西方哲学”）。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统治的确立，资产阶级越来越走向反动，西方哲学日益趋近唯心主义，它们或者发展了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方面，或者批评甚至反对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方面。当然他们的哲学认识也有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反映了对现当代社会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的有益的哲学探索。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出现了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支派，如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用主义、历史社会学派、日常语言哲学以及科学哲学等。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现象学、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西方哲学更加多元化，更富多样性。西方哲学既是西方高新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概括，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反映。唯心主义是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当然也不乏对人类哲学认识有相当价值的哲学成果。
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始终贯穿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不同流派的发展。
东方哲学以中国和印度为主要代表。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以逻辑、概念的方式探讨“终极本原”不同，在关注世界本原、世界存在方式问题的同时，更为关注的是人生方式的可能、人生价值的善恶和伦理道德。
在与古希腊时期大体相当的中国春秋时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百家争鸣，开启了中国哲学鼎盛时期。值得说明的是，这时的中国哲学既是开端也是巅峰，为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设立了基本的理论范式与标杆。像秦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中国哲学的演进大致体现如此。与唯心主义学派相对应，中国哲学进程也形成了相当实力的唯物主义学派。中国哲学宝藏中的辩证法思想极为丰富。
在中国商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周易》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复杂多样的事物、现象、属性中概括出阴与阳两种事物、现象和属性，以此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阳”是指称那些积极、进取、刚健、阳性的事物、现象和属性，“阴”则代表那些消极、退守、柔弱、阴性的事物、现象和属性。阴阳两种势力相摩相荡、交互作用，生成了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并进而生成了万事万物。《尚书·洪范》认为构成物质世界的是五种基本元素——“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洪范》用“五行”这些当时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常见的具体物质形态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在自然物质本身中寻求事物的根源，当作自然现象无限多样统一的基础，概括世界上复杂的事物，揭示自然万物的生成变化，表现了一种朴素、直观的唯物主义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是在与信奉上帝创世说和天命论的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反映在哲学思想上，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主线的斗争。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唯心主义，主张畏“天命”，维护唯心主义天命论，在认识论方面主张“生而知之”的唯心论先验论。以老庄为代表的另一派唯心主义宣扬宿命论，主张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从另一角度宣扬唯心论先验论。荀子（约前313—前238年）和他的学生韩非（约前280—前233年）代表了唯物主义，反对把“天”说成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上帝的唯心主义，把天解释为物质的天，即自然界。认为“气”才是构成万物和人的最根本的物质。否认人们必须服从“天命”，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思想，主张发挥人的能动性。在认识论上，反对唯心论先验论，主张唯物论的反映论，提出知识和才能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墨子（前468—前376年）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实在性，主张唯物论的经验论，他强调“耳目之实”的感性认识，把对外部事物的直接感觉看作认识的来源和根据，但他过分夸大了感性认识的作用。
封建社会制度代替了奴隶社会制度。为适应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巩固，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董仲舒（前179—前104年）还把谶纬迷信神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建立了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歪曲了唯物主义“五行说”的性质，把阴阳五行说成是天的恩德刑罚的表现，与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伦理关系联系起来，认为五行的运转是有道德的，整个自然万物都是为了体现上帝的意志。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27—约97年）针锋相对地反对董仲舒的目的论唯心主义，提出元气自然论理论。他认为，世界万物的发生、消灭都是由于元气的自然运动聚散的结果，并不是天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天没有意志、没有目的，事物产生都出于自然。他一方面继承了朴素唯心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坚持无神论，把中国古代哲学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魏晋玄学主张“贵天论”，以抽象的“本体”代替了神学的“上帝”和目的论的“天人感应”，使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更狡猾、更隐蔽、更思辨、更精巧、更具欺骗性。他们认为，具体事物虽说存在，但是在具体事物之后、之上，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本体存在，这个本体虽然看不见，但它却是一切看得见的东西赖以存在的基础，万事万物都不外是这个精神性本体的体现。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226—249年）把这个精神本体称之为“无”或“本”。“无”“本”（本体）是第一性的，而一切具体事物和现实世界是“无”“本”（本体）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450—515年）提出“神灭论”，对“神不灭论”和佛教因果报应说做了有力驳斥，对形神关系做了唯物主义分析。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是这一时期唯物主义的代表思想。
宋明理学则把孔孟哲学和魏晋玄学以来的唯心主义发展到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顶峰。他们把“道”、 “理”、“太极”等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并与整个封建伦常道德密切联系起来，由它来囊括整个自然和社会，为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提供了哲学依据。宋明理学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程颐（1033—1107年）、程颢（1032—1085年）、朱熹（1130—1200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另一派是陆九渊（1139—1193年）、王阳明（1472—1529年）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
王安石（1021—1086年）、张载（1020—1078年）、陈亮（1143—1194年）、叶适（1150—1223年）、王夫之（1619—1692年）、颜元（1635—1704年）、戴震（1724—1777年）等在与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哲学斗争的过程中，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强调，物质的“气”“器”是第一性的，是本原，而“道”“理”只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坚决反对和驳斥了超越事物之上的“道”“理”为本体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他们针对唯心主义本体论提出的体用、心性等问题，做了针锋相对的解答，从而把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哲学各个方面贯通起来，构成了中国古代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虽然在自然观方面坚持了唯物论，但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仍然是唯心主义。
到了近代，由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严重的两面性，致使资本主义没有条件发展起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倾向于机械唯物主义、庸俗进化论，唯物主义不彻底，而且缺少革命辩证法。
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本来应该是一家，但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却长期分裂。往往辩证法与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却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其辩证法思想又为唯心主义所闷死。有些唯物主义兼有辩证法的思想，而有些坚决的唯物主义又往往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中国的《易经》、《洪范》就包含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阴、阳两种势力是推动世界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推动力。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思想包含了大量的辩证法思想。孔孟的儒家、老庄的道家，还有墨家、兵家、辩家、阴阳家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道德经》、《孙子兵法》是辩证法的上乘之作。汉初的《黄帝内经》、唐朝李筌的兵书，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佛教思想也包含有大量的辩证法思想。宋明理学也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的思想。从王安石、张载到王夫之等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把中国古代素朴辩证法思想提高到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新的水平。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进程中，也长期存在与辩证法思想对立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形而上学观。
——印度哲学则主要体现在其佛教中，尤其是大乘佛教所蕴含的哲学的精致与深邃，像法相唯识学、《华严金狮子章》的圆融无碍观等等，其论证之严谨、思维之缜密、探究之深入，让人叹为观止。
东方哲学学说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千奇百怪，但始终贯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而且这种争论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目前人类哲学发展的制高点，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世界观的最高成就。但人类社会在发展，哲学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需要、当然也在发展。列宁哲学思想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哲学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西方哲学，又是东方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
哲学的历程深刻地说明：顶峰不是终点，发展没有止境。
哲学的问题
研究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自然科学的问题只要获得了解决就不需要再去关注。自然科学是不断提出新问题，不断研究新问题。像物理学，牛顿力学解决了的问题，量子力学就没有必要去碰了，因为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像医学上，曾经害人无数的天花被征服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后来再出现天花只要接种牛痘就可以了……
但哲学面对的问题好像与它们都不尽相同。近三千年来，世界哲学的发展虽然白云苍狗，潮起潮落，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常存常新。哲学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可表述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贯穿了哲学发展的始终，哲学的主要问题都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机械地还是辩证地看待二者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分水岭。
哲学基本问题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指导线索，为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确定了科学标准，是反对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则；是引导我们更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工具。
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相伴，还有发展观的问题，即世界是否运动、变化、发展以及如何运动、变化、发展的问题。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此，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同时，始终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也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贯穿于哲学史的始终，并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基本派别的斗争。
此外，哲学还关注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像基本问题、发展观问题那样具有根本性，但也贯穿哲学发展的始终：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人类对自身的不断追问构成了贯穿哲学的又一大问题。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箴言“认识你自己”的提问，古今中外的哲学已经给出了不少深刻、有洞见甚至已经可以称之为真理的答案，但直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完全释然，也没有终极解答，这充分说明了对人的认识的不可终止与没有穷期。
还有，关于“善”与“恶”之类的道德评价问题。哲学不能回避对人生和对社会的评判，不能回避对人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什么是“善”、什么是公平正义，以及人们应当怎么做等，这是伦理学面对的问题。当然，哲学还涉及美与丑的美学问题。什么是美，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美是怎样产生的等等，这是美学面对的问题。由于美学不仅要研究什么是美、还要研究什么是丑，所以在西方哲学中美学还有一个名字叫作“丑学”。而以上这一切关于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是否应该之类的问题，可以统称为价值论问题。
面对这么一些熟悉的哲学问题，大家可能已经有一个感觉，即哲学的问题好像就是一些翻来覆去的老问题。确实如此。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而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的变化和解答问题的不断深化或升华。古老的问题总是不断地以新面目向人们进行一如既往的提问，有的新问题看似崭新，不过是古老问题穿了一件时装罢了。而有的新问题则是哲学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实践而提出来的，它往往也与那些老问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哲学问题一以贯之但又常问常新、常新常问的奥妙所在了。
四、哲学的左邻右舍
哲学家冯友兰做过一个比喻。画一个月亮，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直接画一个圈，告诉大家这就是月亮；再一个办法是画一大堆云彩，中间留一个空白，这也就是月亮了。第二个办法我们称之为“烘云托月”。如果说前面我们主要是从正面来讲哲学是什么的话，那么这里我们将通过梳理常识、科学、宗教、信仰这些与哲学一样都是解决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的左邻右舍”，辨析它们与哲学之间的异与同，厘清哲学的边界，勾勒出哲学的面貌。
哲学与常识
公鸡打鸣后天就亮了，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穿上棉袄人就暖和了……这些都是人亲身经历过的真实事情，从来没有骗过任何一个人。天长日久，这些就都成为了常识。
常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客观事物的经验感受和认识。常识是人类社会世代经验的积淀。常识的特点就是“经验”，是不需要经过大脑理性处理的。
常识不完全是错误的认识。常识有两种：一种原本是科学的发现，但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而转变成为常识了。比如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在哥白尼（Copernican, 1473—1543年）时代是伟大的科学发现，今天则成为常识；一种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比如，开水会烫伤人、海水是咸的。常识反映了事物现象，对事物本质往往没有深究。不能把错误的认识一概归入常识，但常识也有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天不是公鸡喊亮的，太阳也不是东升西落，棉袄本身是不会发热的。常识体现出来的感觉的真实、现象的真实与背后的真正原因、真实情况往往有很大差距。
哲学是对常识的理性超越，仅仅用常识是理解不了哲学的。从现象来看，哲学好像一种“胡思乱想”，甚至还是对常识的一种颠覆。所以当我们简单地把常识与哲学搅到一起的时候，不仅得不出有用的结论、明确的答案，反而会滋生出莫大的迷惑，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约前490—前425年）曾提出过两个著名的论断：
一个是“飞矢不动”。从常识看，在空中飞行的箭怎么能不动呢？但芝诺说，箭在每一个时间点肯定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所以从这一个一个的时间点来看，箭当然是停止的。
另一个是“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芝诺说，假如让乌龟先爬上一段路，哪怕这段路很短，让一个古希腊跑得最快的人阿基里斯去追也还是追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阿基里斯追上乌龟之前，必须先到达乌龟先前到达的地方，可是当他到乌龟先前到过的地方时，乌龟又往前爬了。不管乌龟爬得有多慢，你都先得到达它先前已经爬过的地点，这样当然就不可能追上乌龟了。
这两个论断从常识上讲不值一驳。亚里士多德说，阿基里斯会追上乌龟的，只要准许他越过界限就可以了。我们普通人没有亚里士多德那么儒雅，但会很直白地说，你芝诺既然认为飞矢是不动的，自己站到箭头前面试试。这种辩驳固然不错也很有力量，可已经不是芝诺的逻辑了。芝诺的问题是如果你去反驳他的逻辑推演过程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列宁曾经讲过，“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它”。这句话点出了哲学与常识的差别。
常识作为经验永远只能停留于有限，哲学可以在有限中去体察无限。我们都知道芝诺是错的，但在这一点上哲学的错误是深刻的错误，常识的正确却是肤浅的正确。哲学如果不能超越常识，哲学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哲学。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哲学如果不能最后变成常识，就只能在故纸堆里自娱自乐，只能在小圈子里孤芳自赏，这样的哲学有也等于没有。在评价中国佛教禅宗时，有句俗语“真佛只讲平常话”，说得很深刻。佛讲的当然是哲学层面的东西，但讲出来的时候要变成百姓都能听懂的话。能讲平常话的就很容易为百姓所接受，哲学也应该这样。
从根本上讲，哲学并不是必须与常识对立。如果把哲学与常识的关系比作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固然会有一些现象似乎显得与本质没有关系、相背离，但更多的时候现象还是在忠实地反映着本质。甚至可以说，看似与本质不相关、相背离的现象，并不是真的不相关与相背离，很有可能是人的臆想与幻觉罢了。需要改变的不是现象本身，也不是对常识的信任，而是对某一旧常识的放弃。所以，哲学其实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要让哲学的认识不断地变成常识，用新常识去替代旧常识。
超越常识，又回归常识，这既是哲学的悖谬，更是哲学的责任。
哲学与科学
经常会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哲学是不是科学？”应该说这一提问是很有水平的，因为它看到了哲学与科学之间那种难分彼此又确有彼此、若即若离又不即不离的关系。
笼统地讲，哲学包括许多流派、有各种体系，众多流派和体系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有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有科学的与不科学的，极而言之，还有进步的与反动的之分，所以不能统而概之地讲一切哲学都是科学，科学的哲学才是科学。
哲学显然具有科学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毫无疑问是科学。哲学不等于具体科学，哲学也不能取代具体科学；哲学指导具体科学，又来源于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为哲学提供养料。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首先是历史性的。
在古代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科学是包含在哲学里面的，哲学在当时是包罗万象的知识大全。像我们曾经讲过的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之所以能用天文学的知识证明哲学家的本事，就是因为当时天文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
后来，科学不断地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每一门学科的分化就意味着这门学科的成熟。尽管如此，与各具体学科相比，哲学的地位依然高高在上，所以直至近代前期，哲学还被视为“科学的科学”，甚至还肩负有指导各门科学的使命。
进入近代后期、特别是进入现代之后，科学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不断地成熟、不断地分化，越来越多的哲学“世袭领地”被侵蚀、被瓜分，哲学不断地退让，好像都要退无可退了。但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哲学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益发兴盛。正像一位哲学家所讲的，哲学“无家可归”的时候，正是“四海为家”的开始。
哲学在科学频频“攻城略地”的同时还能悠然地“四海为家”，是因为科学和哲学的领地是共荣共存，而不是此消彼长的。曾有一位哲人形象地用“圆”描述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科学好比圆内的部分，哲学则是圆圈本身。圆的面积扩大，科学的领地就扩大了；圆圈内部延伸了，哲学的地盘当然也增大了。
之所以能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是因为哲学与科学研究对象不同，科学研究世界的具体对象，哲学则关注“关注世界关系”的思想本身；科学研究世界各领域具体的规律，哲学则关注世界最一般的规律；科学坚持逻辑与理性，哲学在坚持逻辑与理性的同时，也给直觉与非理性预留了空间。像中国禅宗哲学的“顿悟”不能说是非理性的，至少也是超理性的。
哲学与具体科学是有区别的。具体科学虽然也有一套理论体系，但它们只是物质世界某一领域特殊规律的科学，而不是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最一般的规律。哲学是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观点、原则。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科学，但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南。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代表一个时代的哲学，是该时代实践经验、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虽然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但不是任何哲学都是正确的、科学的。
但是，不管我们对哲学与科学做多少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分得多，联得更多。
哲学不能取代具体科学，而具体科学也不能取代哲学。哲学之所以没有被具体科学所取代，是因为哲学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科学越发展，越需要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科学越发展，越会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譬如信息科学的发展就为哲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从哲学层面上给予回答。哲学问题往往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现实、来自科学。科学越发展，哲学就越发展，新的哲学问题就会不断出现。
科学发展会引发对哲学问题的重新认识，甚至会改变哲学的形式。在量子力学出现之前，哲学关于物质存在的认识是很确定的。当我们说一个物体存在的时候，当然是指它在某一时间点上肯定就在某一空间点上，不会因为你不去观察它，它就不存在。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某一个粒子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既可能在A点，也可能在B点，这就是量子力学著名的“测不准原理”。把这一原理再往前延伸一步，就是同样著名的“薛定谔猫”：一个封闭的盒子里放一只猫和一个衰变的粒子，衰变的粒子对猫的生命是有威胁的，但在打开盒子之前，猫是死是活是不确定的。量子力学的出现，需要我们对传统哲学的存在观作出新的阐释。
哲学的思维则会成为形成科学的范式，影响着科学的发展。恩格斯曾经讲过：“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他们实质上做了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数千年来人类发展的历史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自以为摆脱了哲学，殊不知陷入了更深的哲学洞穴。就不用讲那些平庸之辈的可笑境遇了，就连牛顿（Newton, 1643—1727年）这样的大科学家都难逃机械哲学的羁绊。牛顿用万有引力解释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前无古人，到晚年却一定要找上帝来做“第一推动”。他相信一切行星在外力推动作用下开始运动的观点，受到亚里士多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好像顺其自然地离开了科学走向了宗教，这背后的推动其实不是什么上帝而正是他的哲学。不彻底地告别唯心论，线性机械的哲学思维不管走多远，不管走多久，迟早会与上帝相遇。当然，牛顿晚年虔心为《约翰启示录》做注，也是为了求得精神的慰藉。
正确的、科学的哲学指导具体科学，而错误的、不科学的哲学误导具体科学。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某种哲学世界观，受到某种哲学世界观的引导和影响。
哲学与文化
关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黑格尔有段话讲得很好：“某一特定哲学之出现，是出现于某一特定的民族里面的。而这种哲学思想或观点所具有的特性，亦即是那贯穿在民族精神一切其他历史方面的同一特性，这种特性与其他方面有很紧密的联系并构成它们的基础。因此一定的哲学形态与它所基于出现的一定的民族形态是同时并存的：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制和政体、伦理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技术、风俗习惯和物质享受是同时并存的。而且哲学的形态与它所隶属的民族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努力与创作，与这个民族的宗教、战争胜败和外在境遇——一般讲来，与受过一定特定原则支配之旧国家的没落和新国家的兴起（在这新国家中一个较高的原则得到了诞生和发展）也是同时并存的。精神对它所达到的自我意识每一特定阶段的原则，每一次都把它多方面的全部丰富内容发挥出来，宣扬出来。”正因为如此，“哲学是这样一个形式：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
黑格尔这段话，把哲学与文化之间相生相依、相得益彰的关系讲得很到位。
文化包括哲学，哲学也是文化，二者源源不断的源泉都是人民群众火热的现实生产和生活。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没有脱离文化的哲学，也没有脱离哲学的文化。哲学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文化，是对一定文化的概括、总结、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的进步，是以哲学的进步为前提的，同时文化的进步又推动哲学的进步。
文化和哲学这种互相交替的前进就好像一个人的双脚在地上行走一样。一定的文化必将产生一定的哲学，同样，一定的哲学也必将推进和发展一定的文化。没有哲学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哲学深入到文化当中，融入到文化当中，文化才有生命力和活力。同样，一定的哲学必将产生于一定的文化，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产生于这个民族的根和血脉之中，这种哲学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指导、推进、引导、发展该文化。
哲学与宗教
按照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施的信的说法，哲学与宗教都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哲学与宗教都属于更高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哲学一样，宗教在“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结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宗教离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同物质生活不相干，但它是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远古时代生产力很低，人类畏惧自然力，就会产生对自然的畏惧，形成对神的崇拜。宗教“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宗教越来越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成为与私有制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等级制的宗教。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而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当然宗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同新兴阶级也曾联系在一起，如欧洲新教同正在兴起的新兴资产阶级相适应。但它随之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工具。
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恐怕是剪不断理还乱。据考证，哲学与宗教同源，都是从上古的神话演化而来。西方在中世纪时期，哲学甚至丧失了独立，成为了宗教的婢女。可是到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又成为批判神学、冲破禁锢、进行启蒙的秘密武器。
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立足于理论论证和逻辑分析，有一整套理论观点，用讲理的办法使人们接受它对世界的总看法。宗教也是一种世界观，它对世界的本原、本质也有自己的看法，它认为世界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的，是神创造的。但宗教需要用内心信仰、个人对超自然力量的顶礼膜拜来听信它对世界的总看法。哲学诉诸理性的沉思，宗教则让人沉醉于情感的狂热。
哲学与宗教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哲学让人更为理性，而宗教让人麻醉。宗教是有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坚持无神论，从根本上是反对宗教神学的。当然宗教除了麻醉的功能外，对哲学、道德、艺术、音乐、建筑、文化都有所贡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如何解决达到目标的方式上，哲学与宗教也是各奔东西的。哲学坚持通过人自我的反思、省察、认识，通过对人本身、人的关系及人的现实活动的理性思考来寻找人生的意义、来求得人的解放。尽管有些哲学宣称反理智，可是意识到这个“反”靠的还是理智。
宗教则恰恰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马克思把宗教称之为“鸦片”，其实正是深刻地看到了鸦片麻醉功能的负面作用。然而，这种负面作用对于身处其中的百姓信徒来说，这样的麻醉似乎又是“美好的”，至少不用像哲学那样，过分的清醒、过分的理智、过分的反思。对于剥削阶级统治集团来说，宗教却是欺骗、麻痹、统治人民的一种有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不过，哲学也不尽然拘泥于理智。有些哲学为神秘留有空间，对权威也保持敬意，像康德明确表示理性要有边界，要人承认对边界之外的无可奈何；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最终还是托付给了高高在上、人不可能望之项背的绝对理性。尽管如此，哲学始终不愿意承认有一个人格化的、外在的神的权威。哲学没有“上帝”，没有“真主”，但是宗教必须要一个人格化的“神”，如上帝、真主、佛。唯心主义是精致的、理性化的宗教，而宗教则是神圣化、神秘化的唯心主义。
哲学始于感性，但是坚持在理性中展示并深化、提升自己；宗教虽然也需要理性为它增加说服力，但最终一定要止于感性，要看到“神”或者说看到“神”的神奇。
哲学与信仰
谈过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就一定要接着讲哲学与信仰的关系。
如果说哲学与宗教同为河流，泾渭分明的话；哲学与信仰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泾渭可合流，但终是两支。我们前面讲过，西方中世纪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也似乎合二为一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环境一变化，文艺复兴一萌动，马上就分开了。
哲学与信仰的问题比较复杂。首先要区别日常用语中“信仰”的含义与哲学用语中“信仰”的含义。日常用语中的“信仰”相当于“相信”，而在哲学用语中的“信仰”是与理性相区别的，当然与理性也不是没有关系。其次要区别哲学信仰与宗教信仰的不同含义。宗教信仰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带有浓厚感情色彩，宗教信仰是哲学所反对的。而经过哲学理性充分认识了的哲学信仰，虽然与理性相区别，但又以理性作为基础和前提。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上看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正是建立在这一理性判断基础上的信仰，却又是为哲学所支持的。可见要区别两种信仰：一种是宗教信仰，一种是哲学信仰。信仰是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是对超越性的承认与尊重。宗教信仰超越了知识、超越了理性、超越了当下、超越了现实。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未来的信仰同样具有超越性，超越当下、超越现实，但不能说超越知识、超越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信仰是以知识为依据、以科学为依据，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现实必然性的理性判断为依据，而不是非理性、非科学、非知识、非现实的。
谈论信仰最多的是宗教，宗教谈论的信仰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像“经院哲学之父”安瑟尔谟（又译安瑟伦，Anselmus，约1033—1109年）讲：“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 150—230年）明确宣称：“对信仰来说，什么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一切。”但不能把信仰完全等同于宗教，更不能把信仰完全归之于宗教。
只是由于宗教的“神”是超越的，必须以信仰来为之论证。所以，信仰与宗教在一起不是在“神”的意义上的结盟，而是在“超越”意义上的殊途同归。信仰也确实为宗教的“神”找到了一个相当稳固的“安身立命”之处。
谁都没有见过上帝，谁都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子，人们为什么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呢？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这样的质疑似乎已经很有力量了，但他们还不满足，甚至拿出了理性的终极武器——“悖论”来否认上帝的存在：“上帝能不能造出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提出这一命题的人自认为很得意，因为如果上帝能造出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就证明他不是万能的，因为有他搬不动的石头；如果上帝造出的石头他都能搬动，就说明他还是没有能力造出他搬不动的石头，他也不是万能的。反正不论怎么说，上帝都不是万能的。
然而，信仰上帝的人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你这套逻辑不过是俗人的理性罢了，只能在理性里打转转的人，怎能想象和沐浴上帝的光辉？上帝的万能、上帝的光辉是人用理性不可能理解的，只能用信仰去拥抱。
确实，宗教尊重信仰，拥抱信仰。恰恰宗教由于排斥理性，宣扬蒙昧主义、宣传迷信，是反理性主义的。由于自身的特点是依靠信仰而不可能尊重理性。当然，理性也是有局限性的，理性的局限性是相对于人的情感而言的，因为人不仅仅需要理性，也需要情感，情感往往与非理性因素，如情、欲等联系在一起。毕竟理性只能解决它能解决的问题。
理性可以有局限，哲学不能因之局限自己。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理性的局限性就是认识的局限性。任何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总有存在于人的认识能力之外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交给信仰，而是依靠实践不断提升人的认识能力来解决，这就是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科学地说明了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关系。而有些哲学家看不到这一点，又堕入宗教神学的泥坑。大哲学家康德为理性大唱赞歌之后，坦然表示：“限制理性，以便为信仰保留地盘。”在这里康德又为宗教信仰保留了地盘。哲学信仰与宗教信仰是有很大不同的。
宗教信仰是要为他们的“神”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哲学信仰则在于追求真理本身。
五、怎样学哲学用哲学
由于哲学的魅力，很多人也想走向哲学，做不到游刃有余，哪怕是用哲学包装一下也有好处。但哲学实在不是通俗小说，于是就有人想出了学哲学的捷径，通过时不时从嘴里冒出一些哲学大家的名言警句来装点门户，以显示自己懂哲学。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这种做法，但把这当作通向哲学之路恐怕是缘木求鱼。黑格尔曾经意味深长地讲过一句话：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义是根本不同的。要想走向哲学，拥抱哲学，不经过哲学方面的艰难跋涉是不行的。一般来说，下面几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
掌握知识
虽然哲学不等于知识，哲学也特别强调与知识的界限，但离开知识也不会有哲学。黑格尔针对一些人对哲学的误解与对哲学知识的轻视，不厌其烦地说了一大段话：“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可以高谈哲学，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他们对于哲学的常识还无充分准备，然而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特别当他们为宗教的情绪所鼓动时，走出来讨论哲学，批评哲学。他们承认要知道别的科学，必须先加以专门的研究，而且必须先对该科学有专门的知识，方有资格去下判断。人人承认要想制成一双鞋子，必须有鞋匠的技术，虽说每人都有他自己的脚做模型，而且也都有学习制鞋的天赋能力，然而他未经学习，就不敢妄事制作。唯有对于哲学，大家都觉得似乎没有研究、学习和费力从事的必要。”黑格尔的这段话怨气与火气都很大，看来哲学家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
但是，黑格尔的“怨气与火气”无非想表明，掌握基本的哲学知识是学习哲学的第一步。哲学知识体现在哲学史中，历代哲学家的著述是学习哲学的必经阶梯。同时哲学知识还体现在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社会实践知识上，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是学习哲学所必需的。需要强调的是，哲学论述与其他学科的著述还不一样。其他学科的著述有过时和错误一说，有了最新发展的成果就不一定非得去看过时的成果，有正确的就不一定非得去看错误的。哲学并不这么绝对。从思想激荡传承的角度来看，甚至没有哪一个哲学家的著述是过时的，也没有哪一个哲学家的著述是完全没有价值的，甚至一些被认为是错误的著述在哲学发展中也有它的意义，能够给人以启迪。有时候要想真正了解某个哲学家的思想，只看他自己的著述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去看与他对立的、专门批评他的某个哲学家的著述。
学哲学绝对不能停留于知识层面。没有哲学知识不行，拘泥于哲学知识更成问题。仅仅掌握知识绝对成不了哲学家，恐怕不能说是懂哲学的人，有时候甚至连哲学的门都没有进入，最多只是哲学教书匠罢了。掌握知识这一阶段必须得有，但又必须跨越，跨过了这一阶段，才算走向哲学之门。但如果陷入其中便成了玻璃箱中的苍蝇，四处乱撞没有出路。
追寻智慧
不管你是哲学专业的学生还是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上大学哲学的第一课，听到的第一个断言肯定是：哲学就是“爱智慧”。这不仅仅是由于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文，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两部分组成。更主要的是哲学从诞生起就是以爱好、追寻智慧为目标。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都是博学多才的学问家，但最让他们引以骄傲的不是他们的学问，而是他们对智慧的热爱追寻，对人生宇宙的探求。
智慧是什么？不是知识，不是结论，不是技能，而是对人生、对世界、对宇宙的一种自觉、反省、质疑、批判、拷问、追本溯源、刨根问底等等状态。苏格拉底解释为什么自己被德尔斐神庙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时说，“因为我知道自己无知”。满腹经纶无所不知不是智慧，知道自己无知的这一行为才算得上智慧。
从知识上升到智慧本来已经是一大跨越了，但哲学绝对不停留于智慧。哲学爱智慧，重点在“爱”上，不是在“智慧”上。所以哲学的爱智慧强调的是追寻智慧的这一过程，而不是智慧本身，或者说不仅仅是智慧本身。
可是，爱智慧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是想当然的冲动。爱智慧是要有条件的，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三个条件：闲暇、好奇与自由。
所谓闲暇，就是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追寻智慧。一个整天忙忙碌碌，被事务性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一个从早晨一睁眼就忙到天黑的人，就算他想追寻智慧也是有心无力。
所谓好奇，则是一个人对世界、对宇宙、对人生一种由衷地、没有功利地、不可遏制地探求。对于一个人来说，闲暇容易，好奇难得。饱食终日往往会是无所用心，满足了荣华富贵就不去想其他的了，宇宙星辰、江河大地与我何干。但好奇则把这一切都轻轻带过，不排斥荣华富贵，不留恋荣华富贵，只是面对这一切不断地发问。这是为什么？这又有什么意义？而这正是好奇。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由于好奇，人们才开始哲学思考。”我们可以再加上一句：有了好奇，人的哲学之旅才算真正开始。
至于说自由，更是哲学必备的条件。自由是哲学的本性，自由也是哲学的保证。哲学所需要的自由是思想自由，即思想不为一些教条、传统观念所束缚。解放思想，则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前提。只要思想解放，敢为追求真理而献身，就会冲破一切固有条件的束缚。
当然，在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本中引用亚里士多德爱智慧的三个条件，即探寻哲学真谛的认识途径，虽然能给人一定的启发，但显然是不够的，也不一定是恰当的。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研究哲学、学习哲学，“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就一语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目的。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出真知的基本观点来看，爱智慧的最根本的条件，应当是参与社会实践，脱离了社会实践，根本谈不上爱智慧，谈不上探索哲学真理。实践需要哲学，实践造就哲学。人们的哲学之问是实践提出来的，正是实践的需要引起并推动了哲学的发展，活生生的实践是哲学发展取之不竭的动力源。
涵养境界
学习哲学、掌握哲学，也需要一种很高的境界，但完全归于境界又过于狭隘。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都超出了单纯的道德涵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通过改造主观世界来改造客观世界又大大超越了道德境界。道德境界不过是中国传统哲学人生伦理哲学所提倡的。但道德高尚、境界宽广、心胸开阔、视野远大、立场坚定，毕竟是掌握哲学的一种涵养境界。
哲学否定了片面地对知识的获取，变为一种爱智慧的追寻状态。这种追寻的状态让我们得以进入了哲学之门，开始了哲学之旅。但如何检验我们的哲学之旅走得好与坏，如何判定我们入哲学之门入得浅与深？这就要看哲学的境界。哲学境界需要哲人的修养。
进入哲学之门后便开始了哲学境界的涵养，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修养过程。在这一哲学之旅中，有的人可能终生跋涉不已但了无所得，有的人则可能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一朝顿悟。那么什么才是哲学的觉悟与进步呢？
中国禅宗大师曾经讲过一段话，对境界的阐述可谓极致：在没有觉悟之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在追求觉悟的过程中，发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了；在觉悟之后，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普通人可能认为这是瞎说，哲学不这么看。
绕了个圈，又回到了原地，但再回到原地的时候已经全然不同了。有人说我装觉悟了行不行？我说，你可以去装，但中国哲学有句真言叫“境由心生”，没有觉悟的“心”恐怕很难装出觉悟的“境”来。哲学从来没有一个评价境界的标杆，但境界的有无却如红炉白雪、高下立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不过这样的境界观对于未入门者来说，确实有些过于难以把握。好在哲学家也体谅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苦恼，也会说些大家能明白的话。
例如，哲学家冯友兰在他的《贞元六书·新原人》中把学哲学的人分为了四种境界：最低的是“自然境界”，完全是基于本能的活动，尚难说有对哲学知识的掌握和哲学智慧的追寻；第二层是“功利境界”，意识到了要建功立业，并且有了改造世界的行动；第三层是“道德境界”，已经达到了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自觉；最高一层则是超越世俗，物我两忘，和光同尘，与万物为一的“天地境界”。在冯友兰的这四种境界中，前两层是普通人已经具备和经过努力可以具备的境界；第三层则需要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事上磨炼、不断精进始有可能，“君子”、“贤人”与这一境界比较接近；第四层则是圣人的境界，一般人是达不到的。
实际上，冯友兰所讲的学哲学的境界用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党人身上，第一种境界是以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的立场和感情学习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立场、感情不对头，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可以增强立场、感情的自觉性、坚定性。第二种境界是以改造世界，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任务为目的学习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学习哲学是为了掌握谋取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根本利益的思想武器。动机不纯，目标不对，也不可能真正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种境界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学习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私利，只有把个人的幸福与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献身于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才能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第四种境界就是以工人阶级伟大领袖的宽广胸怀和远大志向为榜样学习哲学。要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精神境界学习。当然，一般人是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但我们必须向这个境界看齐，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精进
哲学的涵养与觉悟仅仅是为涵养而涵养、为觉悟而觉悟吗？不是。哲学的涵养肯定要体现在哲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哲学的觉悟肯定要体现在哲人的行动上。
哲学家们从来没有把哲学的涵养当作一个自娱自乐，不与世界、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行为，“诚意正心”最后是要“治国平天下”的。
像西方的柏拉图，他的哲学最终构想的是一个理想国，在这一国度内，哲学家要成为国王，要去决定、掌管国家运行的一切大事。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哲学王”的说法。
中国古代圣哲宣扬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讲的也是哲学的追求探究可以至高至远到先天未化之时，但哲学的指向绝不会离开日用常行的现实生活；至于说“内圣外王”，同样是强调通过哲学的修养，对内让自己成为圣人，对外则要去主宰天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以实践的哲学实现哲学的革命与创新，目标明确指向要去改变世界，解放人类。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把自己与旧哲学划清界限的同时，也为自己设立了使命。
哲学从来就是生活的、现实的、实践的，有什么样的哲学自然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真正的哲学从来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有人会问，孔子（前551—前479年）曾经说过他是“述而不作”，这难道不是哲学与实践分离开了吗？其实不然，当孔子说他“述而不作”的时候，他已经在以述为作了。为了“吾从周”的理想，劝说当时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的君主们回归上古圣贤的规矩，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不忌讳“惶惶若丧家之犬”，不畏惧被嫉妒者设圈套暗杀丧失性命的风险，甚至也不回避被一个君主的风流小妾诱惑败坏清誉名节的风险，真可谓九死而无悔。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走向实践，哲学家的最高抱负是实践哲学。当然，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哲学家都能办到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就做到了。
哲学本身也会为自己走向实践开辟道路。有人说哲学世界观看不见摸不着，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就算我假装又有何妨，谁又能发觉，于是欣欣然地挂羊头卖狗肉。殊不知，哲学的世界观是做不得一丝假的，内在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外在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犹如朗风霁月，纤毫毕现。自私的人必贪利，迷信的人必拜神，心中有鬼的人总是不敢去正眼看人。“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再怎么“满口仁义道德”也没有用。
以一些腐败官员为例。他们常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又还必须装得像模像样，不被组织与群众发现，这种煎熬真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甚至有些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有些渴望“有一说一”，以至于有一些因腐败被抓的干部，入狱后竟然长长松一口气说终于解脱了。分裂的世界观导致内心迷茫与行为变异的力量之大可见一斑。
只有哲学才让我们知道所应做和所当做，只有具备哲学涵养的人才知道有所不为与有所必为。为什么应该有“哲学王”，为什么可以期待“内圣外王”，柏拉图早就说出了道理：“哲学家非但不痴爱政治权力反而最为轻视之，但政治权力就应该掌握于这样的人之手。”一些政客们以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囿于私利做些苟且之事已让人不齿，更可悲的是去干一些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鼠目寸光、一叶遮目，甚至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蠢事，对社会之害难以尽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哲学来自实践，哲学又用于实践。让哲学走向实践，在实践中实现哲学，这既是哲学之幸，更是实践之幸。
结语
要把哲学从书斋、讲堂中解放出来，从晦涩难懂、玄妙抽象中解放出来，从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中解放出来，让哲学走向坚实的大地，让哲学走向火热的实践，让哲学走向平凡的大众，让哲学成为大众改造世界、获得自由、实现全面发展的锐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