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的理论渊源

列宁并不是最早提出和使用民族自决权的人，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就已经出现了民族自决思想的萌芽，在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自决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民族自决权思想在反封建反压迫和创建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列宁在论及民族自决权思想时，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其民族自决权思想的理论来源有二：一是早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思想。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自决权思想。

一 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思想

民族自决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密切联系的，它的形成反映了早期西欧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封建王权、统一国内市场，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政治上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与世俗王权结合反对大一统的罗马教权，到独立反对专制君主的封建王权，最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与此相对应，其指导思想也经历了从“神权至上”到“君权神授”，从“君权神授”到“民权神授”“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社会契约论”的转变过程。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将上述思想付诸实践，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革命影响扩展到中欧。为了实现民族统一，反抗外来民族压迫，欧洲思想家将论证个人独立自主的个人自决思想，发展为民族自决思想，继而实现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完成民主革命的西欧资产阶级对内大行同化之道，对外开始侵略扩张，其民族自决权思想逐渐异化。

（一）从罗马教会“神权至上”到封建君主“君权神授”

中世纪欧洲是一片分崩离析的封建王国，在日耳曼民族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迁徙的同时，基督教开始自南向北、从东向西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众多封建邦国构成的基督教统一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大一统的罗马教会神权思想，它以普世主义和神权至上思想深刻影响着西欧的社会政治生活。普世性的基督教强化信徒的宗教认同，掩盖和排斥人们的民族差别。人民效忠和认同的对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具有地方性，西欧人民认同地方组织如氏族、部落、封建领地等；另一方面具有世界性，都是基督教的信徒。在一个基督教大世界里，国家和民族的观念都很淡薄，一切“民族的”差异几乎都被填平了。

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催生了新的市民阶级，他们要求结束封建割据，统一国内市场。这与国王们战胜教皇和控制封臣的要求不谋而合，二者联合起来摧毁了罗马教廷的大一统，消灭了封建割据的地方势力，建立了专制主义的君主国。外族的不断入侵，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在同入侵者斗争的过程中，从13世纪起法兰西、英格兰和西班牙等君主国逐渐兴起，它们统一了民族和国家，为后来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封建君主国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瓦解了罗马教会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王权与市民阶层联合起来与罗马教会和封建贵族进行对抗，社会观念上出现了拥护王权、争取国家统一、否定教权和消除地方割据的理论，尤以13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表现得最为突出。

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精神对抗神权至上的地位，极大地冲击了教会的统治。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权代替神权，以世俗的权威代替宗教权威，第一次把人作为中心，开始真正关注个人及其群体的利益，他们把效忠和认同的对象从宗教转移到了世俗的权威——对君主的认同，国王统治下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形成，加强了人们的交往和一体化程度，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结起来，促进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觉醒和萌发。

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意大利著名启蒙思想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民族独立统一思想，被认为是自决思想萌芽的典型代表。面对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他积极呼吁结束封建割据对立和分裂状态，加强王权，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实现意大利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是意大利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坚决主张“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

教会的权威在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遭到了决定性打击。宗教改革运动的实质就是为世俗的王权制造合法性。16世纪后期由新、旧教之间的矛盾引发的30余年（1563—1598）宗教战争，中断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进程，人们渴望强大的王权来恢复秩序。随着教会权威的下降，王权开始凸显强大的力量，在不断进行的战争冲突中形成了一系列脱离教会的封建王权和专制君主国家。17世纪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独立，为了替新独立的荷兰共和国辩护，著名的法学家格劳秀斯首次将主权概念引入国际法，从国际法角度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权学说。他在《战争与和平法》中突出强调国家对外主权的独立性、平等性和自保性，成为最早从国际法角度论述民族自决思想的人，成为最早倡导民族自决理念的思想家之一。

（二）从“君权神授”到“民权神授”“人民主权”

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建立促进了国家统一和民族意识的成长，催生了西欧现代民族的形成，但专制君主国还不是民族国家。当时频繁爆发的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蒙古人入侵中东欧、土耳其人入侵巴尔干半岛等战争，起到了催化和激发各民族意识的作用，促进了现代民族的形成和民族运动的兴起。在与入侵者进行战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西班牙民族、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波兰民族。而英法百年战争不仅造就了英法两个国家，同时也形成了英法两个现代民族。

随着生产的发展，绝对专制王权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17—18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使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他们希望废除封建贵族的特权，消除封建割据，发展民族经济，增强民族力量，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族国家。为此，他们发动了启蒙运动，全面抨击君主专制，用政治自由、信仰自由、“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主权等思想，对抗封建社会的专制暴政、宗教压迫、“君权神授”和“王权至上”的思想。由此，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人民决定政府论、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人民有权反抗暴政论等启蒙思想开始大量涌现。

英国思想家弥尔顿（1609—1674）明确提出“民权神授”的思想，认为人们的权力至高无上，统治者的权力是派生的，剥夺人民的权力就是侵犯人民的天赋人权。从天赋人权论出发，弥尔顿得出了完全的人民主权论。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认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中拥有自然权利，因此人是生而自由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后，让渡出部分权利，但自由、平等、财产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保留了下来，这些基本权利的保障依赖于国家制定的法律。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神圣不可变更的。他认为人民的权力至高无上，主权应在人民手中。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他与其国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政府建立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的同意。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被征服者的后裔有权摆脱征服者强加给他们的政权。他因上述民主思想而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是“自由思想的始祖”。

法国的卢梭（1712—1778）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三大思想，一是人民主权思想。全体人民根据自身利益订立社会契约，人民的公益是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是不可分割、转让、限制或侵犯的，政府官员只是接受人民的委托，只能对人民服从。二是人民革命权。当人民主权被人篡夺并用以压迫人民时，人民就有权发动起义，推翻暴政。国家是建立在全民族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中，人民主权是公民紧紧依恋祖国，热爱祖国保证民族共同体稳固存在的凝结剂，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应当根据当地人民的意愿通过全民表决来解决领土纠纷。三是个人自由的神圣性。卢梭表明了集体自由和自决的正当性，他为当时科西嘉人争取民族自由反对热亚那统治的斗争提供了理论声援。他关于民族自由和集体自由的思想体现了民族自决的早期含义。

经过启蒙思想家的论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为传播。人民主权思想的诞生，使得人民的权力代替了王权，全民族的利益代替了王朝的利益。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共同利益，人们建立了国家，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全体人民的利益形成民族利益，国家政权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民族利益。资产阶级要求国家权力从君主专制转移到人民手中，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人民权力和全民族利益代替王权和王朝利益。

（三）从民族独立统一到民族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

西欧北美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准备，为资产阶级奠定了民主革命的阶级和思想基础。17—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掀起的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要求民族独立统一，而且提出了国家间民族平等和独立自主的国际政治原则。他们提出了要求尊重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等思想。

18世纪末的北美独立战争，是近代意义上第一个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标志着民族独立自主思想开始进入国际政治领域。战争期间北美人民首次在政治上清晰地表述了民族自决思想，使其首次作为殖民地人民享有的一项权利变成现实。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继承了英国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法国启蒙思想，抨击英国暴政，塑造美利坚民族精神。他们运用天赋人权说、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学说，讨论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认为一个公正和自由的政治社会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没有经过人民同意和批准的任何政权都是非法的，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随着斗争的发展，北美人民对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在一个以人民主权为中心的新的共同体中，国家与公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战争胜利后颁布的《独立宣言》，阐述了国家独立、民族分离的民族自决思想和主张，指出一个民族要“在世界列强中取得那‘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所规定给他们的独立与平等的地位”，“就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迄今所存在着的政治联系”。在这里，北美人是“一个民族”，而英国人则是“另一”民族。“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他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媾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北美独立是固有的神圣权利。北美独立运动及其《独立宣言》不仅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把民族、国家、主权这些口号运用到殖民地，而且在实践中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提出世界各国是否承认殖民地的独立，是北美人民能否与其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提。这是“民族自决权”第一次作为政治理想在实践中的自觉运用，它从一开始就成为反对殖民压迫的武器。

继北美独立战争之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成为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启蒙思想的鼓舞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王权和神权的斗争。革命者在《人权宣言》中明确提出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认为人民享有“反抗压迫”的权利。1791年宪法规定，“法国决不从事以征服为目的战争，亦决不用其兵力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 1793年宪法重申：“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独立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原则和口号，对广大被压迫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成为全体公民按照人民主权原则结成的新的共同体，代替了国王和臣民。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实现了全体公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重合，民族国家的建立促进了民族共同心理、情感、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文化的发展。

（四）从“个人自决”到“民族自决”

启蒙思想家对于个人自由和自然权利的论述，北美和西欧国家对于民族自由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实践，使得反抗压迫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但是拿破仑的崛起暂时抑制了法国大革命，他对于周边民族的侵略，在客观上激发了当地民族的反抗意识，推动了中欧民族的形成。处于外来民族奴役和压迫之下，内部又四分五裂的民族中，要求实现民族团结统一以反抗压迫的要求尤为强烈。在当时德意志民族和意大利民族中，就涌现出了大量的民族学家，他们积极反对外来民族入侵，呼吁本民族实现团结统一。他们将自决思想逐步从个人自决发展为民族集体的自决。

最先从哲学角度论证自决思想的学者，是18世纪德国伟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康德首先论证了个人具有自决权。他的伦理学的核心是人的“自治”或“自决”，他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一种道德法则，是人的一种天赋权利。社会的安排和秩序是自律的个人的一项自决行动。个人的权利是不受时间约束的、永恒的，不能决定自己目标和未来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个人所受到的限制只是自由意志应该受到的限制。这些限制就是自律，在自律约束下的行为就是自决行为。康德的个人自决理论，体现在政治上就是法律是公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是个人自决的结果。自由的个人是世界的中心和自己命运的主宰，上帝只是人在维护道德、自由过程中的创造物。他的个人自决理论，彻底颠覆了上帝中心论，成为民族自决权思想的直接来源。不过康德的自决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强调的是个体的自决。其次康德认为国家和社会同样具有自决权。国家不能继承、交换、出售或捐赠，只有国家自己享有统治和处置国家的权力。没有建立国家的所有人都有寻求自由的权利，每个社会都有自己进行统治或处置的权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它之上。康德关于个人、国家和社会享有不受外界干扰地自我管理或处置的权利，同后来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命运的权利极其相似。

在康德的自由和自决观念的基础上，新康德主义者提出了民族自决理论。费希特（1762—1814）明确指出个人自由只有在团体（包括社群和民族）的生命中才具有意义，个人只有融入整体才能实现完全自由。因此，个人的完全自决最终要求民族的自决，个人的完全自由意味着完全融入整体。客观世界存在多个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不同整体，这些特殊性和差异性就发展成为民族特性，其主要标志是语言和宗教。个体的自决要通过整体自决来实现，整体自决也即单个的民族要实现自决。

早期的民族自决理论主要强调民族自由、平等和独立的重要性。费希特认为民族自由是民族坚持自己本源性的保证，处于法国侵略下的德意志民族，必须对内进行民族整合，对外争取民族自由。德意志诸国的隔离状态是违反一切天理和理性的，德意志“要么维护住自己的自由，要么在沦为奴隶之前死去，除此之外他们究竟还有什么出路呢”？费希特渴望民族平等，强调民族彼此间的尊重和包容，民族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各民族的民族特点和差异，坚持民族平等。意大利独立之父马志尼（1805—1872）认为“只有通过国民契约才能实现”民族自决，通过自由、平等实现民族的自发团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强调民族独立的重要性，认为“每个国家对别国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大多数思想家在论及与民族自决理论相关的民族与国家关系时，都强调二者完全吻合，追求民族统一和民族成分的单一化和绝对化。他们认为只有单一和统一的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能真正体现民族自然而平等的权利，保证社会的和谐与正常发展。包含异类的民族国家不仅违背了民族的自然权利，而且容易导致社会的混乱与冲突。费希特认为“一个民族就是在社会中一起继续生活，不断从自身自然而然地在精神上产生出自身的人们组成的整体”，必须“将这群人联合为一个自然的和自己组成的整体”。民族国家“为了至少不暂时引起混乱，为了不使自己的均衡发展的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决不会愿意接受任何一个有另一种来源、讲另一种语言的民族，并与它混合”。马志尼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成员如果分离，就不会得到同族兄弟的同情和帮助。如果使用同一种语言民族地区与该民族建立的国家分离，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幸福和安宁。因此，必须以民族的名义建立“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同胞组成的国家”。法国学者托克维尔（1805—1859）认为人民主权学说是维系整个英裔美国人观念的最后一环，“它们彼此平等，同属于一个大家庭，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同样的文明、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宗教、同样的习惯、同样的民情、同样的思想方法和同样的肤色”，他的人民主权学说将黑人和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排除在外。密尔（1806—1873）同样提出“自由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政府的范围应大致和民族的范围一致”。罗素（1872—1970）认为“民族之间的边界必须与国家之间的边界相一致，这一原则在文明社会中是很少有例外情况的”。

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民族自决思想伴随着中欧民族意识的觉醒得以复活，并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推广开来。摆脱外来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逐渐成为中欧民族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德意志、波兰、意大利、俄国和奥地利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制定和实施民族团结统一的计划。19世纪意大利与德国通过民族主义战争，摆脱了异族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这是民族自决权思想在欧洲的又一次成功实践。随着民族自决思想的广泛传播，在国际会议文书上开始出现自决的主张。民族自决成为当时民族主义者的最高要求和最集中的体现，建立民族国家成为其终极目标，“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传统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整合的民族主义都因不同的原因把焦点聚焦于自决的民族国家”。

（五）从主张民族平等和独立自主到对外侵略扩张

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孕育、形成和全面普及的过程，是逐渐脱去神权政治神秘面纱而披上现实政治世俗外套的过程，是告别王权政治而走进市民政治的过程，是国家主权人民化、人民族裔化的过程。从最初的本意上来说，民族自决权就是指民族群体自主和独立之正当性，即民族享有自主地处理本民族命运的权利。它是欧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建构的合法性基础，是早期凝聚民族国家的主要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具有朴素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巨大的包容性，既强调和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又主张民族平等与自由。但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民族统一的实现，民族国家的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思想逐渐发生了异化，主要表现在对内实行同质化，对外进行侵掠扩张。

西方资产阶级在国内竭力追求“一族一国”，极力反对社会的多样性而追求其同质性，实施同化政策。在新兴民族国家上述思想的影响下，当时对社会的同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罗斯等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民族同化政策。密尔大赞同化政策在多民族社会的未来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经验证明，一个民族合并和被吸收到另一个民族是可能的，并且当它原来是一个低等的和较落后种族的时候，这种吸收对它就大大有利”。这种观点不仅局限在国内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化，更严重的后果被蔓延到世界各国。

已经建立民族国家的西方大国对外以“文明”的“传播者”和落后民族的“解放者”自居，认为有义务去帮助和开化那些“愚昧落后”的种族和民族。为了适应帝国主义扩张的需要，民族自决权思想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相结合，变得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以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所谓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社会如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社会进化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一样，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民族自决被认为“适用于任何自称为一个‘民族’的群体”，其唯一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除了完全的国家独立之外，任何形式的自治都无法满足‘民族自决’”。他们利用民族自决口号，任意干涉和控制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浪潮。为了更好地对外扩张，他们大兴武力和推崇战争，将其看作是民族振兴和兴旺的根本。在英、德和法等国兴起了一大批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他们极力鼓吹战争，宣扬武力。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自决权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自决权思想的论述，是和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分不开的，这时民族自决权思想从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东欧和世界扩展。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心是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从同情弱小民族的立场出发，对于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样给予高度重视。他们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新的阐发。

（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民族自决权思想的时代背景

中东欧民族运动兴起。中世纪时东西欧的差异并不显著，民族国家都还没有形成。当中世纪即将结束，西欧各个君主开始致力于摆脱神权的控制，在民族范围内建立世俗权力的统治地位时，东欧却在中世纪以来绵延不断的异族军事力量的侵扰下，进入了帝国时代，东欧各民族遭受帝国统治下的民族奴役。经过多年的征战和兼并，1815年形成了俄罗斯、奥地利、土耳其和普鲁士四国统治东欧的局面，其中以俄罗斯势力最为强大。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到1918年东欧的三大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终瓦解为止，东欧经历了长达四个半世纪的帝国统治。帝国的出现中断了东欧民族发展进程，除俄罗斯外，其他东欧民族都先后失去了民族独立。

19世纪上半期，西欧的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等民族实现了民族自决，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统一了国内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积聚的矛盾和问题开始集中凸显，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阶级对抗严重，阶级斗争在社会总问题中处于支配地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为转嫁社会矛盾，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争夺更多的原材料和倾销数量庞大的商品，西欧诸国开始积极对外侵略扩张。

在西欧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影响下，在他们大肆侵略扩张的活动中，19世纪中叶东欧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他们要求摆脱帝国政制，完成民主革命，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自决。1848年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残余势力的统治，使被压迫民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摆脱民族剥削和压迫，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波兰、意大利、德国、匈牙利、捷克和南方斯拉夫人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摆脱异族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统一。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打破了东方社会的封闭性和相互隔绝的状态，社会分化加剧，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于东方民族的剥削和掠夺，唤醒了东方民族的反抗意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风暴在亚洲大地上酝酿形成。19世纪30—40年代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共同目标，将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立场，对于欧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统治和侵略的同时，充分肯定和借鉴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从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立场出发，主张被压迫民族拥有摆脱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权。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欧洲民族自决权思想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从欧洲民族的现状出发，详细论述了欧洲各民族实现民族自决权思想的方式和措施。

解放中东欧民族的首要条件是推翻以沙俄为首的“神圣同盟”。在当时的欧洲，以沙俄为首的“神圣同盟”是整个欧洲革命人民的主要敌人，它是欧洲的宪兵，不但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而且到处镇压欧洲人民的革命。恩格斯指出：“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即要求实现民族自决。“推翻沙皇政府，消灭这个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祸害……这就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各民族对待“神圣同盟”、本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社会革命的态度，将当时的民族运动划分为革命的民族和反革命的民族，并且制定了对待两种民族运动的基本策略。他们积极支持和赞扬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等民族的革命的进步的民族运动，同时批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方斯拉夫人的反革命民族运动。

中东欧各国民族运动的目的是反对本国封建势力和外部势力双重剥削和压迫，进行民主革命，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马克思认为中东欧各国民族运动负有双重任务，即对内反对封建统治，进行民主革命，对外推翻外来势力的压迫，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只有各民族获得彻底解放，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鉴于此，他对当时中东欧各民族的民族运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德意志必须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把“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除了反对本国封建专制制度和沙俄及其“神圣同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实现国家统一外，还要解放各被压迫民族，其中包括德意志、波兰、意大利等民族。德意志民族要想从沙俄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还必须首先放弃对波兰以及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压迫，恢复波兰的民主、独立和主权。对于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来说，“争取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意大利。

波兰作为东欧的大国，民族命运比较悲惨，它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周边国家俄、普、奥的侵略和瓜分，民族发展进程一再被中断。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波兰人民的激烈反抗，民族起义连绵不断。虽然1830年、1846年、1848年和1863年先后四次民族起义均告失败，但显示了波兰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和无所畏惧的精神。马克思认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此波兰在当时对外反对以沙俄为首的“神圣同盟”，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的任务更为迫切。正是在第一国际召开的讨论波兰问题的国际会议上，马克思首次提出了民族自决权概念，认为“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对内波兰反对本国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波兰争取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两大任务中，主要矛盾是争取民族独立。马克思恩格斯在纪念波兰起义的国际会议上指出，各民族都有独立生存的权利，民族自决权是民族享有的不容争辩的历史权利。恩格斯谈到波兰民族反对德、俄分割，争取独立时，明确指出：“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马克思在讲话中指出，之所以同情波兰的命运，主要原因是同情其被奴役的命运，还有波兰民族反抗奴役的英勇斗争，“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

爱尔兰是一个农业国，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不仅大量攫取爱尔兰的土地，而且强行移民，造成爱尔兰人流离失所。为了永久占有爱尔兰，甚至取消了爱尔兰的自治权，强制要求英爱合并。对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独立问题，马克思的观点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最初他认为，由于强大的英国统治，弱小的爱尔兰要想从英国统治下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在1867年以后他认为爱尔兰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要解决的问题只不过是分离之后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而已。马克思结合英国和爱尔兰的实际认为在现有条件下爱尔兰要立即实现独立比较困难，应当先建立较容易为各方接受的英爱联邦，然后向单一制民主共和国过渡，爱尔兰应当把实行英爱联邦作为将来建立单一制的民主共和国的过渡形式。“爱尔兰人需要的是：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2．土地革命。”

中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心是被压迫民族自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首先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英、法、德三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然后支持和帮助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他在纪念波兰1830年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提出：“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很快意识到，被压迫民族在自身解放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被压迫民族才是解放自己的主力军，他们自身的努力对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说：“对爱尔兰问题做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中东欧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的国际合作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一方面，中东欧民族解放运动对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合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各民族首先必须实现民族范围内的民族自决，建立起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才能在平等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合作。“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才能实现各民族和睦自觉的为实现共同目的的合作。“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另一方面，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也推动着波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将牵制、消耗反动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减轻反动势力对波兰、爱尔兰民族的镇压和压迫，并增强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信心，鼓舞他们不断革命的斗志。

民族解放运动服从和服务于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只有无产阶级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即私有制时，各被压迫民族才能获得最终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和批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方斯拉夫人等将民族运动置于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一味强调民族独立的立场，他们将实现本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在沙俄等封建势力身上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他们的民族运动是反革命的民族运动。而其余民族运动如波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助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德国、俄国与波兰的关系，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为例，阐述了压迫民族只有放弃对被压迫民族的奴役和压迫，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他们认为俄国对波兰民族的侵略和掠夺，不仅违背波兰人民的利益，而且使俄国广大人民在政治上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只要俄国禁止波兰独立，那么俄国人民就不能获得政治和社会的解放。俄国人民要获得解放和自由，就必须首先消除对其他民族的剥削和压迫。

德国和波兰的关系同样如此。瓜分和奴役波兰的德国反而使自己沦为沙俄的工具，“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它在整整的一百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恩格斯指出奴役别的民族的民族是要受到惩罚的，德国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把波兰从德国的压迫下首先解放出来。“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德国只有与民族奴役政策实行彻底的决裂，支持恢复波兰的民族运动，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民族的自由，才能让所有革命的民族对沙俄乃至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开战，从而摧毁俄、普、奥“神圣同盟”，彻底打垮沙皇俄国。

爱尔兰是英国大土地所有制的支柱和土地贵族的堡垒，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常备军的唯一借口，英国要最终获得解放，促进本国革命的发展，就必须撤出爱尔兰。马克思从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视角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尽可能地把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强制合并，即对爱尔兰的民族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有必要还可以使二者完全分离。加速英国社会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取消英爱合并，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在爱尔兰民族真正支配自己命运的前提下结成自由联盟，不仅有利于爱尔兰民族走向单一的民主共和国，更有利于改善两国工人阶级间的关系，加强他们的国际合作，从而推进英国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进程。“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洲民族自决权思想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心，对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深切关注，他们考察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揭露了欧洲殖民主义强国掠夺的本性，热情颂扬了东方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精神，在肯定他们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同时，对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予深切的希望。

揭露殖民主义对中国等亚洲民族压迫和剥削的罪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英国和沙俄等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和印度等东方民族的侵略和压迫是非常残酷和野蛮的，他们是敲骨吸髓式的剥削和掠夺，是趁火打劫的卑劣行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的“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英国人对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比美洲的奴隶贸易还要残忍，危害更大，因为奴隶贸易下人还有存活的可能，但是鸦片贸易不但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而且严重摧残中华民族的肉体和精神。“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他们还揭露了沙俄对中国进行趁火打劫的卑劣行为，在一、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谋取了大量的特权和领土，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人民敲骨吸髓式的剥削和掠夺，中断了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进程和民族的独立，印度人民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之中。马克思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

高度评价东方各民族的反帝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法等西方国家对中印等东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激起了东方民族的强烈反抗。恩格斯给予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马克思认为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十分可喜”，属于进步的民族运动。他们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亚洲的侵略，在客观上打破了亚洲国家的闭关自守状态，促成了亚洲的社会变革。中国开始丢掉唯我独尊的愚昧、落后心态，承认和学习西方，这种进步与变革必将带动整个亚洲走上新生之路，“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推动、不可分割。欧洲革命的爆发有利于东方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运动，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又会支援和促进欧洲革命。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英国人的入侵，引起中国革命的爆发，中国革命又会促进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革命运动，这完全符合革命发展的辩证法。“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起义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英国向印度的商品出口几乎完全停止，并牵制削弱了英国的军事力量，这不仅支援了中国、波斯等民族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解放运动，而且削弱了英国在国内的统治力量，为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为此，他们把印度的民族起义称作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好的同盟军”，认为它是在一定条件下促成欧洲革命的因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东方民族的革命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关系的论述，后来被列宁继承并发展成为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

（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民族自决权思想的论述

通过对欧洲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思想。

坚持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最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坚定不移地坚持和贯彻国际主义。他们高度评价了各民族无产阶级尤其是波兰民族的国际主义精神，赞扬波兰与德国人、马扎尔人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做法，指出“波兰人是没有任何泛斯拉夫主义欲望的惟一斯拉夫民族”，波兰人认为争得自由高于保持民族特征的做法证明它是一个有生命力和前途的民族。波兰民族在争取自身解放的同时，还积极援助美国、法国等民族的解放运动，这就是国际主义。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波兰人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在巴黎、维也纳、柏林，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波兰人都参加了历次革命和革命战争”。

巴黎公社革命体现的最基本精神是国际主义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各国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开辟道路。

坚持民族平等与民族独立，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民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各民族之间没有优劣之分，都是平等的，都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民族平等是开展无产阶级国际合作运动的必要条件，权利不平等的民族如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不会存在国际合作；民族独立是进行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基础，只有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为了使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就必须加强国内外各民族的团结，放弃盲目排外和仇视其他民族的错误思想，克服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民族封闭孤立的状态，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当时的欧洲，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不但遭受本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受到异族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他们联合起来对无产阶级实行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使得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结成了同盟。无产阶级也应当团结起来，在坚持民族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实现真正自愿平等的国际合作，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无祖国”的论断，他们认为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合作在当时十分重要和紧迫，为了同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他们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各民族的自决权只是各民族发展的一个阶段，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才是各民族发展的最终目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完成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具体来讲，首先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将率先取得胜利，然后帮助落后国家和民族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落后国家和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它们的胜利除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外部推动外，还要依靠俄国等落后国家和民族自身的社会革命来从内部推动。如果俄国率先发生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会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火，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反过来又会推动俄国迅速地从民主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

总之，在自由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从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出发，充分肯定了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历史作用，极力主张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有争取民族自决、实现民族独立的权利，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必须承认和支持民族自决权。只有通过各民族的自决和独立，才能建立起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才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队伍，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合作，有效组织社会主义革命，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实现各民族的自决权只是各民族发展的一个阶段，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才是各民族发展的最终目标。这是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原则同资产阶级民族自决原则的根本区别。以上关于民族自决权思想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为列宁进一步提出民族自决权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