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挑战与机遇：中国道路探索的外部境遇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回答了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的问题。他是这样解释的：“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时至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在新千年里行进了十多个春秋，世界变化的速度不言自明，新科技革命的影响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在新的时代主题下，各国对发展道路的探索需要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全球意识”，以审视自身与全球各方面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离开当今时代的世界环境，这又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探索的外部境遇”。总体上看，在这个外部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危险与潜力同在。

一 融入世界，参与竞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发展经济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大国竞争中，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贸易自由化加快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流动；新科技革命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技术和信息产业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一些研究者将科技革命称为经济全球化的引擎，将管理创新称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将市场经济称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前提，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称为经济全球化的政策条件。的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客观的历史潮流，席卷全球。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后来居上的契机，又充满着无数的挑战和压力。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始于何时，目前仍存在着争论。无论是S．奥斯特雷在1990年提出的定义，还是T．莱维在1985年提出的定义，至今也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全球化的历史却已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续了数百年。150年前，当资本主义因机器生产、商品交换和分工协作的扩大而使世界普遍联系时，马克思就指出了世界历史蕴含着更大范围的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该时代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知识经济取代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从生产社会化手段的角度看，知识经济是以信息的交换作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形态，因而又被称为“信息经济”。以前的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工业经济，其基本形态表现为大规模的商品、劳务及资本在国与国之间流通。20世纪50年代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迅速。不断更新的运输动力和通信方式克服了运输手段局限性所造成的地理隔绝等障碍，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突破了跨国经济活动的时空限制，对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全球市场取代垄断市场。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在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由于生产的国际化发展，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明细，实现了劳动力、技术资源在全球的最佳配置。作为实现经济全球化重要细胞的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最适合的土壤上滋生出来，于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打破了边界。一些较为复杂的产品则按照各国的地理、传统优势和生产能力被分解成许多部分来生产，最后再组装在一起进行销售。而贸易的国际化发展，则实现了世界市场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空前提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

合作与对话取代冷战与对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为人类进入合作与对话阶段提供了条件。各国间频繁的经贸往来也使得全球交往的频度和广度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不断加深，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当面对诸如能源、环境、贫困、粮食安全、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一些国际问题时，需要各国之间的通力协作，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原有的冷战、对抗性思维已不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之间日益加深的合作与对话。

经济全球化浪潮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重新配置，一国的经济运行打破了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使资金、技术、管理、劳动力的按需分配和最优组合得以实现，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加强。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其经济迅速增长的催化剂。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又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经济全球化还使得国际分工进一步精细，国际协作进一步加强，从而促进了世界生产体系的形成。长期以来，在旧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是高新技术的生产国和供应国，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原料的供应国和初级产品的加工国。随着生产、贸易的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实现，随着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善。

经济全球化影响大国关系的变化。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对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和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西方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多，利益摩擦也随之而生。但是，无论哪个国家，也不管其经济实力多么强大，也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一些经贸问题上，即便是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矛盾双方向对方施行经济制裁，也要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得失，作出一定的让步甚至妥协。对于一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会在利益的影响下，逐渐达成共识：只有和平相处，和谐发展，才能为整个世界经济创造出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运行环境。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更多从自身利益出发，为追求实效而尽量避免直接的对抗和冲突。

经济全球化促进人们经济观念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都会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经济观念走向开放。由于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世界经济的联系，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经济运行规则日益趋同，一种开放式的经济观念正在逐渐形成：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世界经济之外独立发展，只有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不断吸收当今世界先进的文明成果，制定既符合国际标准又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另外，经济全球化也促使人们的经济观念不断更新。传统的经济观念单纯将经济利益作为发展的目标，破坏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其后果是人类的发展受到了挑战，人们不得不面对威胁自身的全球性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人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种新经济发展观即实现经济和资源环境科学、和谐发展的新观念得以形成。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不得不与世界经济接轨。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经历。然而这两次经历却截然不同：第一次对外开放是从19世纪40年代到新中国的成立这一时期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强行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被动过程；第二次对外开放是在国家拥有高度主权的前提下，自主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主动过程。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到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外经济交往的规模和范围很小，在发展战略上仅处于一种调节国内余缺的从属地位。

1978年末，共和国百废待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国政府作出了影响深远的战略抉择：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既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是中国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战略，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就是走进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从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总的发展趋势出发，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逐步将对外开放确立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基本国策，从战略上把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发展统一于一体，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上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三位一体的道路，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

前20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特点是在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逐步提高开放程度、扩大开放领域，通过特殊政策来启动经济开放。从举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城市沿海到全面开放内陆；从一般加工工业的对外开放到基础设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从借用外债到利用国外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多种融资方式，使中国的企业经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等都发生了向开放型经济方向的根本性转变。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作出如下评价：“中国改革以来更快更有效的经济增长明显得益于日益增加的开放程度。贸易的迅速增长加快了经济增长。大量储蓄的低工资劳动力和广大日益增长的市场所吸引的外国投资，推动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专业化的加快，并且在就业和收入日益增加的同时减少了贫困。”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充分肯定。

如果没有20年开放过程的政策积累和体制转型，中国经济体制与WTO规则之间的距离仍然是漫长的。中国加入WTO是世纪之交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亮点，它表明了一种质的飞越，即从自主选择的开放政策转变为按照国际社会统一规则的开放方式。表明了中国彻底走出国门，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WTO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舞台，中国加入WTO的基本理念就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15年“复关入世”谈判的漫长历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历程。加入WTO后，中国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加入WTO以及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改善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促进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二）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世纪更迭只是瞬间的事情，经济全球化却在人们不经意中深入到经济生活的不同领域。在全球化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将自己置身于全球化之外，逃避、退却、闭关自守的态度只能导致经济的落后；完全的盲目和乐观的态度更不可取，因为全球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有利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忽视了不利的一面，就很可能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在全球化浪潮面前，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敢于超越自我的决心，正视自身目前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作为后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力差距逐渐拉大的情况下，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国际挑战显得更为严峻和紧迫。

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运行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由发达国家建立的，主要体现和表达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其制定的相关条款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和利用外资极为不利。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积极的努力，但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存在。发达国家依靠自身的经济和科技优势力图维持这个旧秩序，保持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这些都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发达国家具有的科技和经济优势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发起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科技革命，使其生产力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和发展。目前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7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贡献率一般只在30%左右。发达国家实行高度发达的、高度集约型的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的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经济。而且在被称为是“经济全球化引擎”的、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高新科技方面，发达国家也占有绝对的优势。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逐渐完善和壮大。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二者在社会组织原则、社会凝聚力整合方式、经济运行机制、精神价值体系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异，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很少，因而这一体制转轨的过程极为复杂，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来自经济运行规则的压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对外开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贸易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经济运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备。国内改革的任务原本已经很繁重，如果再按照国际规则来重塑经济体制，势必会增加其中的难度。

来自经济安全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的内涵不再局限于过去的资源安全，而且包括金融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活动空前活跃，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活动缺少确定性、公开性和可预见性。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国际金融管制机制的滞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导致人们的心理更加脆弱，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被削弱。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更应该增强抵御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干扰和侵袭的能力。我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在数量上的表现相对超前，但在结构和整体竞争能力方面则显得滞后，随着国际垄断势力的加强和我国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风险会越大。

市场的开放性、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号的敏感性和经济波动的传导性，是以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运行机制。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了机遇。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国内资源构成和比较成本的制约。中国生产要素的一个巨大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当前中国人口多、资金少、技术相对落后的要素结构决定了中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仍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积极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对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传统的比较优势仍需要积极利用而不是过早放弃。另一个优势是“后发优势”。发达国家经过了很多科研上的努力、市场上的波动等等，形成了经济规则，我们要借鉴、吸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必悲观，要看到前途。抓住机遇，我们就有了竞争力。利用后发优势，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国际组织、政府间、政府和企业间的安排减免一些费用，又可以通过学习获取先进的技术、经验，极大地节约了科研成本，迅速地走到前沿去。

经济全球化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实现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为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拓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旗帜，更不是美国的旗帜，它只能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旗帜。”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投资方式多元化以及国际分工与合作程度的深化，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经过30多年的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一个由沿海、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及符合条件的市县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发挥优势的“走出去”与弥补劣势的“引进来”政策并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

（三）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应用辩证的观点对待。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了我们对待经济全球化所持有的态度：“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全面分析判断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历史一再表明，机遇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丧失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中国能否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决定于适应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能力。对于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根据具体国情，顺应历史潮流，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努力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走出一条自我发展之路，在趋利与避害中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

发展经济是“硬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和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雄辩地证明了“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强大，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这个硬道理。要使中国在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最根本的还是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在参与新的国际分工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利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部分生产环节，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将部分高技术生产环节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发展壮大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就需要在开放式的国际合作中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中国的电信通讯产品、计算机、半导体产品、生物制品、精密仪器等许多高新技术领域的民族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只有在与掌握高新技术的跨国公司开展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才能找到学习吸收先进技术的捷径，实现高起点赶超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

坚持“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既不是单纯指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也不是单纯指生态持续，而是指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可持续性，是指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发展、资源的永续供给和生活之路的提高。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和共享，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充分利用好全球化所提供的资源和市场，同时要谨防环境污染的跨国扩散问题。“科学发展”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关键在于发展要有新思路，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要力争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只有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

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以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世界近现代史告诉我们，世界各个强国的兴起无一不得力于对外开放，只有善于交往和开放的民族才能走在历史的前列。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多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要深刻理解和坚持对外开放，从更高层次上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进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要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入世”不仅意味着今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的竞争将空前激烈，而且也意味着今后中国千百万劳动者的命运将与国际市场的发展动向紧密相连，因此要积极做好应对工作。同时，要认真学习并熟悉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则，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增强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提高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的能力。要抓住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要抓紧清理、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要加强世贸组织贸易争端的应诉和起诉工作，抓紧培养和造就一支精通国际经济和法律的人才队伍。

扩大对外开放，要注意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和要求紧密相结合，着眼于国民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使对外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即外贸出口的发展和外资的引进要与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同样进行转变，把依靠投入扩张、资源消耗、追求规模的数量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注重依靠产品质量、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方式。

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国家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这三大国家安全要素中，经济安全起着决定性和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呼唤经济安全，综合国力的竞争呼唤经济安全，加快对外开放更要呼唤经济安全。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安全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也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要努力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加强市场体制建设，完善各种制度与经济立法，规范市场秩序，减少经济运行中的内在不稳定性。加强对经济运行中诸如呆账、坏账等不健康因素的清查，防止这些因素在经济波动中的恶性推动作用。还要严格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做到能够运用货币政策对资金流向进行宏观引导。在资本项目开放问题上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握节奏，循序渐进。

从系统输入因素出发，政府不仅要自己不断完善决策机制，理性做好科学决策，同时还要保持政策的透明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并通过与微观主体的信息交流与反馈，使微观经济主体决策尽量“理性化”，以防止经济系统内部因子的非良性变化。面对外界市场的波动及各种国际突发性事件，政府应及时、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通过各种方式明确或重申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以防止国内经济主体的非理性预期和盲目跟从。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国际经济关系网中各种外来输入因素通过“蝴蝶效应”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的消极影响。

二 增强国力，维护和平：政治多极化与中国的国际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两极格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世界两级格局最终走向终结，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政治多极化中的“极”不同于两极格局中的“极”。多极化中“极”的概念主要是借用了“磁极”这个词的含义，比喻那些在全球或者地区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目前的世界政治格局表现为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五极格局”，或者美国“一超”、欧俄中日“多强”的格局。具体说，当今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基本态势是一个超级大国和多种力量并存。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格局中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重任，包括发展经济、履行政治责任以及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一）政治多极化与中国政治

政治多极化从本质上说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及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冷战后国家利益多样化和独立性倾向以及在新科技革命影响下国家实力的变化。中国是多极化格局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从近代史上的任人宰割、积贫积弱到拥有真正的国家主权，再到改革开放、加入WTO，中国从一个政治弱国逐渐发展成了政治大国，并成为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经历了从政治弱国成长到政治大国的转变过程。旧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那一段历史深刻说明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积极发展对外关系。首先是争取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特别是积极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兄弟友谊。外交关系的建立和相互间的友好往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60年代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出现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联合亚非拉国家进行反帝、反修的运动。70年代实现了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其中，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得到改善，1979年中美建交，1972年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同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与更多的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时期，无论从中美苏的战略关系来看，还是从整个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国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外交战略，中国外交出现了新局面。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世纪伊始，中国加入了WTO，实现了15年漫长的复关和入世的梦想，完成了与世界接轨的重要一步。同时，随着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上，中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且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现在已成为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如联合国安理会，WTO, APEC，核不扩散机制等。特别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一些重要的区域性和世界性的会议和国际活动也是在中国举行的。新中国国际地位和外交战略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了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是国际地位提升的物质基础这样一个道理。

中国是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证明了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迅速、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中国在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各方面稳步迈进，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在多极化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极。

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思想、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制度创新，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中国2007年的GDP为32801亿美元，从1979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至1978年年均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国民经济迈上了大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国际组织中积极发挥大国作用。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平衡、稳定、民主和非对抗的国际新秩序。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解决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长期以来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等多边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领导人积极开展高层外交，表达国家理念和主张，拓展与各方之间的外交关系。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已向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两万人次。在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中承担重要的责任。中国带头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本国经济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仍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无私援助。中国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密切合作，为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而努力；就联合国工作的有关问题与其他国家保持经常性磋商并协调行动；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巩固新世纪的集体安全体系。

在外交方面，政策更显成熟，多边外交活动进入空前活跃的全方位发展阶段。中国在全球外交舞台上不仅叙友谊、谋合作、促发展，还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仗义执言，展示出一个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坚毅身影。30多年来，中国同各大国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也得到新的发展，在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继续处于主动的有利地位。同发达国家加强对话，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稳步向前推进，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利诉求和共同利益；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好的时期之一”，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原则，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二）政治多极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不断加强。中国是政治多极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为推动政治多极化的形成而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着内外的压力和挑战。

在多极化格局中履行政治责任的艰巨性。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在积极推进政治多极化进程时，既要考虑到自身的发展，用心维护国家利益，也要顾及到在国际社会中所担负的责任和大国形象，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平衡。同时，作为亚太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磨合和完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扩大和改进，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利益的复杂原因，仍与许多国家存在主权权益方面的分歧。如边界线划分、海岛归属及200海里经济区的使用权等。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高速增长，有些国家是由衷地佩服，但也有国家心存“中国威胁论”的疑虑。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在多极化格局中履行政治责任充满了艰巨性。

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存在和阻碍。当今世界的发展并不平衡，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符合其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产物，带有很大程度上的西方化特征。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是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并坚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协调机制。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受益最大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受到了许多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中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呼吁各国通过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力求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使新秩序能够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迫切要求。

“政治大国”与“经济弱国”之间的尴尬。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都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面对中国的发展，国际上流行着不同的论调，持“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并不罕见。的确，中国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以政治大国的身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发挥和某些政治诉求的实现受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虽然我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人均收入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民族工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许多挑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弱国”，这与我们的“政治大国”地位是不相协调的。要摆脱这种尴尬，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发展经济，并且要坚持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欧盟国际问题专家戴维·埃普顿曾对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作了分析：“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失，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大国关系正在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开创了国际政治发展的新阶段。

国际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互相促进，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极之间实力的差距缩小，有利于政治多极化形成；政治多极化又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各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作用加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全球性和地区范围内的危机和冲突得以缓解，从而有利于维护世界形势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国际政治多极化调整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多极化趋势下，大国之间的关系朝着多元化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性重大问题上，各国更注重平等协商，达成利益共识，进行合作，这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进步。这种面向21世纪的新型关系更加突出战略协作的色彩，主张平等互利，互惠共赢，不敌对，不结盟和不针对第三国。

国际政治多极化还为我国争取到较长时期的良好周边环境提供了条件，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与复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邻国多、人口密、差异大、历史和现实矛盾复杂，变数多。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顺应时势，共同协作，终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良好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关系，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周边环境最为良好的历史时期。通过签署合约、确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合作组织、为我们富强国家、振兴民族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外部条件。

（三）积极应对政治多极化

虽然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国内外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持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们仍然要充满信心，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它，并通过自身发展来推动多极化目标的最终实现。

首先，坚持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过“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他给中国人留下的最重要告诫之一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尤其是把综合国力搞上去，等到实力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才好说话。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只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充分的重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才能得以保障和维持，所谓“弱国无外交”。国力的强盛是国家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石，是中国继续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保证。回首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受人欺压羞辱和紧张的革命战争中度过的。真正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7%～8%之间稳定增长，这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并非易事。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按照汇率计算已经进入世界前六位。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硬实力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活水平，道路交通的发达程度，教育配套设施的齐备状况，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等；软实力包括制度的创新能力，服务业的综合质量，理论研究的进展程度，文化道德和民族精神的感召力等。

其次，坚持独立自主和民族自决的原则，解决国内事务。世界政治存在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但多极化的格局并没有完全形成，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一定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还将继续存在。中国是政治多极化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多极中不可忽视的一极，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对持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综观历史上的政治干涉，民族问题往往成为干涉的导火线。因此，维护中国国内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融洽、和睦与否关系到改革和稳定的大局，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大计。近年来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受人利用，在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中煽动分裂思想，甚至爆发了武装冲突，这些影响了少数民族区域的稳定。就在2008年3月，达赖集团还策划了拉萨地区的暴乱，这种对祖国的公然挑衅和破坏行为得到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支持，甚至影响到了北京奥运会圣火的境外传递。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很好地处理了这起暴动事件，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和统一。这样的民族分裂事件在过去存在，今天存在，可能明天还会存在，因此，面对西方反华势力的这些挑战，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独立自主民族自决的原则解决国内事务。国家内政不容干涉，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再次，坚持永不称霸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被称为“亚洲文化的智慧之花”，也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外交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印谈判时首次完整地提出到今天已有59年。在这59年里，世界历史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五项原则的精神却与时共进。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大国之间尽管仍然存在着各种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已经不再是全面的对抗性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也会尽量避免这种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共同利益的领域不断增多和扩大，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象。基于此，中国应该继续坚持永不称霸和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竭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现存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大国间的实力分配以及利益诉求，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建立、维持和转变都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因此，中国作为多极中的一极，应该努力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既要做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于其中有助于这个体系的稳定、和平、健康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安排和国际准则，应该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同时，又要对现存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勇于修正，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动政治多极化目标的实现。

三 坚守信仰，深刻反思：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对中国的冲击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在这段时期里，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经历了从战争夺取政权到和平建设、从少数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到若干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从一个统一的阵营到独立探索和实践的曲折过程。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受苏联影响到独立自主地发展的过程，在实践探索中逐渐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命运也将对今后中国道路的探索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作一个明确的分析。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与多样化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

20世纪中叶，占世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欧亚大陆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50年代末，古巴也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升起了社会主义的红旗。由十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显示了时代奔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昭示了人类未来的方向。但是，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一旦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僵化，即会出现反复、失败和倒退。在内外矛盾的激化下，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面对这一挫折，有的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有的国家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纷纷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我们需要进行客观地评价，以消除萦绕在人们思想中的疑团。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不能简单地以进步或者后退来衡量。实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身发展过程中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解体的原因也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上来分析。

从内因来看，曾经组成社会主义阵营的诸国自身确实存在很多缺陷和隐患。

一方面，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起点较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像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基础上建立其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发达的工业基础。其他国家大多都是在极端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各国创始之初，尽管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却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封锁和威胁，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使得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得到很好的改善。在物质生活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只能依靠制度和人心的优势来发展社会主义，以便与资本主义相抗衡。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展不平衡，出现“一强多弱”的局面。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而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在军事、经济上对苏联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力量对比不均衡现象的存在，使得各国之间在政治上缺少了一种制衡力量。苏联作为阵营中最强大的力量，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发展进行了干涉和控制。可以说正是这种干涉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1948年，苏联干涉南斯拉夫内政导致了苏南冲突，1956年也是由于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导致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种大国主义的蔓延又带来了苏阿关系的破裂和中苏关系的恶化，特别是1969年苏联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引发的边界武装冲突，使两国间的关系几近中断，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从外因来看，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结果。一个国家如果长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当时的状况也正如此。西方的一些敌对势力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例如，美国的对苏战略就是通过加强国防力量，在军事上与苏联竞争，从而达到在经济上将其拖垮的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实行长期的军事和经济封锁，目的在于经过长期的工业化和战争的破坏，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肉体和精神上疲惫不堪，削减人民的斗志。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积极培养和扶植“反对势力”，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制造事端，达到离心的作用。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后来的苏东剧变都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挫折。面对这些挫折，中国共产党作了深刻反思，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其中也走过许多弯路，最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苏联为戒，走自己的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建设基本上照抄了苏联的模式。但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受到严重的挑战。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对苏联经验进行全面审视。1955年底到1956年春，毛泽东曾两次指出要“以苏联为戒”，打破常规和迷信，走中国自己的路。在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形成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和政策，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也有过失误，在一段时间内使“左”的思想占据了上风，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小的后果。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春天。“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开始领导全面整顿，他在思想上的突出贡献是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思想上的重要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被果断地放弃了，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邓小平“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概念是在1980年提出的，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又对其进行了完整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并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等十个方面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具体的方向。

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起来。同时，对经济结构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趋于合理和优化。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工业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通过西部大开发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逐渐完善。现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也能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吸取有益的、可以借鉴的经验，去实现自己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增添新的活力和生机。

世界上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曾走过曲折的发展道路，都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先是把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做法照抄，结果碰了壁，后来在教训中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本国的国情、地理条件、资源情况、民族特点出发，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现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上，越南和古巴提出了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其中，越南将外国投资作为多种经济成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巴也放宽了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限制。在革新和开放的实践上，各具特色。越南从1986年越共六大开始实行革新开放路线，越共认为，革新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不革新则灭亡”，但“革新”不是“改色”。因此，以社会主义目标和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五项原则为指导，确定“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作为越南的基本经济体制。越南在探索中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符合越南国情的发展道路，2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在1991年召开的五大上确立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调整革新，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力争外援，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古巴在苏东剧变后，提出“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在发展经济和打破美国封锁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古巴的改革开放注重改革的渐进性和谨慎性，克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强调社会公正。因此，稳步发展是古巴改革的最明显特征。朝鲜在苏东剧变和金日成逝世以后，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但是他们坚持以主体思想为指导，调整了国内外政策，实行有限的对外开放，沿着朝鲜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今天，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老挝、古巴和越南，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减少了，这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挑战，其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今天的发展状况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后来的苏东剧变都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严重挫折。面对这些挫折，一些人难免会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产生忧虑。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以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为背景，指出未来的世界是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终结的。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历史不会以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社会制度而终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也不会过时。苏东剧变后，坚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国家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困难，有时甚至还会面临危机，但它们能够坚持下来本身就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面对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邓小平曾经说过：“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国家20多年的革新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预见的正确性。

中国是当今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国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否关系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也说过：“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因此，中国肩负着引领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重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振兴的希望和起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但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苏东剧变后，原东欧的华约六国和苏联都走上了改变国体、政体的道路，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很大的转型，也初步取得了一些发展。这些国家今天和未来的发展状况仍然值得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加以关注。

俄罗斯联邦的发展状况。苏东剧变后，俄罗斯进行了长达10年的政治经济转轨，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的一切。在政治上实行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效法西方国家实行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俄罗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政局并不稳定，总统、政府与议会以及联邦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甚至发生了“十月流血事件”和车臣战事。俄联邦的政治控制力与社会凝聚力下降。在经济上，俄罗斯听命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误导，实行“休克疗法”的激进式经济改革，背离了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国情，导致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上的大衰退，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幅度达40%以上。俄罗斯的绝对贫困人口激增，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1999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84500亿美元，俄罗斯约为4000亿美元；在人均月收入方面，美国为2800美元，俄罗斯仅为65美元，是美国的1/43。

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促使以普京为首的领导人担负起崇高的历史使命感。通过吸取经验教训，普京推出了被称为未来俄罗斯复兴之路的“第三条道路”。在经济上，放弃了效法西方的激进式改革，把民主原则与符合现实的、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实施社会保障政策，稳定民心。在政治上，把俄罗斯政治传统的有益之处及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优点与俄罗斯具体的国情结合起来，积极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但同时仍存在权威主义的政治倾向。普京2000年至2007年在联邦议会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蕴含着“强权”与追求“民生”的双重目标。既要实现俄罗斯富国强兵的梦想，又要积极改善人民的生活。

经过几年来的“拨乱反正”和励精图治，特别是近几年国际油价提升给俄罗斯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实现了苏联解体以来的初步繁荣和稳定，普京总统梦寐以求的大国地位得到承认。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今日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俄罗斯仍然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衰弱是相对的，拥有大国的潜力是绝对的。

东欧其他国家在刚刚脱离了原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后，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纷纷走上了制度转轨的道路。经济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激化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治上，从原来的共产党“一党执政”向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对外关系上，以融入西方、融入欧洲一体化为核心。近年来，特别是伴随着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东欧各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独联体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区内经济的增长，欧盟东扩为新成员国家经济注入了兴奋剂。当前，东欧已经战胜了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很多国家实现了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轨，但发展状况仍不平衡。

当初，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刚刚获得政权，尤其是经过苏联帮助夺得政权的各国无产阶级，在它们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初期，把国际团结看得至高无上，把苏联看做旗帜，从而形成国际联盟，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不该否认的一种正常现象。事实上，这种联盟在一定时期内对各国的和平、安定、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也为后来各自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建设道路，提供了前提和依据。但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它独自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最重要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需要每个国家结合自己的具体国情各自探索。

首先，摆脱“模式论”的束缚。同任何事物存在着内容和形式一样，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实现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模式。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多种实现形式一样，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多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一条成功的公式，需要各国独立自主地去探索自己的道路。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凡是无视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而教条主义地遵循模式论的做法，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都遭遇了挫折。但是也不能对传统的苏联模式进行全盘否定。因为苏联模式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一定时期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包括采用这种高度集中模式的一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模式的弊端便暴露了出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一些原来效法苏联的国家也不得不放弃这种模式，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今天，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寻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新路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其次，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既是苏东剧变的教训，又是今天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新发展的经验。同一切事物一样，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出现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因此，只有改革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就会陷于停滞和僵化，造成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秩序难以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也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重组的信心，正如卡斯特罗所说的：“社会主义肯定仍然是我们这类国家和平与生存的唯一真正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今天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结合自己的国情采取了不同方式的革新。无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越南的革新开放，老挝的有原则的全面革新，古巴的稳步改革，还是朝鲜有限的改革，都使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生机和活力。

（三）对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反思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苏东剧变后的社会主义世界，我们既要认真去深思历史变迁的原因，又要积极去实践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既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又要敢于从发展中开创未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只有不断创新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抓住机遇，才能使社会主义加快发展，并在新时代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首先，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需要不断的改革和创新。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特定实践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模式，当然体现和包含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但是这种体制是存在严重弊端的。在苏联由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国以及后来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战后新科技革命和新的国际环境下，这种体制便越来越僵化，表现出更多的负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没有很好地对这一模式进行改革，而是将之彻底摧毁和全盘否定。中国的改革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苏东国家的改向却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崩溃的悲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国家发生演变，说到底是这些国家党的领导者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邓小平同志说过，“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苏联东欧国家恰恰是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只有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方向，才能使改革和国内的经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其次，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事物的发展不是简单地沿直线笔直发展的，而是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历史的规律总是这样，既是曲折的又是前进的，在前进中有曲折，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对其发展的长期性、曲折性要有充分的估计。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三件大事：其中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前进中遇到的挫折，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则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这50多年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并存。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应该成为我们认识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列宁曾经强调，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艰巨的，就像“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 “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苏东剧变是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遭遇的挫折和反复。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主义社会将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将具有远远超出资本主义文明之上的文明形态。目前，各国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经济还不够发达，只有在坚定信念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能使社会主义更具生命力和吸引力。

再次，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江泽民同志曾经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和生命力所在。从十月革命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发展，其间也经历过徘徊和失误，但更多的是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反思和执著。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将之固定化，反而束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道路探索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能将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发挥出来，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在理论上创新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完善。如果要突破前人，有所成就，就必须对以前的条条框框进行创新和发展。客观地讲，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其发展过程和发展程度与马克思最初设想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还有很大的差距。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要求我们不断结合新的实践增添新的理论内容。当今时代，更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来系统、全面、深入地剖析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以更科学地预测其未来。

在实践中创新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新科技革命内在要求不相符合，两者之间的矛盾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日益激化。传统模式存在和运行的历史条件逐渐消失。在实践中，这种模式在经济上的低效率、在政治上的不民主等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并且其谨小慎微的改革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如1985年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及其“改革与新思维”的思路，彻底地把传统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推到了终点。这一模式与历史发展的不相适应性以及领导者的最后决策完全倒向西方的策略，就使其终结成为必然。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要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

四 审慎借鉴，批判创新：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对中国的启示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在历史上，资产阶级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至高的程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下，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长期繁荣的景象，这不仅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资产阶级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断言构成了挑战，也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压力。

（一）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现状分析

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370多年的发展。回溯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段历史，繁荣与危机并存。它充满活力，创造了资本主义的辉煌，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它也充满了矛盾和周期性的危机，给社会带来了动荡和萧条，甚至带来了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更新和调整，使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资本主义进入了国际垄断阶段，并将还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资本占有形式多样化。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主要原因。随着现代生产社会化趋势的加强，与资本主义传统形态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资本占有形式打破了单一的私有制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除了保存着私人资本主义，还存在着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利益攸关者经济”，股份制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又被称为公私混合经济。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就曾指出，股份公司的发展将推动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而今天不仅仅有股份制，还有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出现，资本的占有形式已经向社会化方向发展了。

经济运行有序化。经济生产的无序运行曾是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了全面的计划性调节，增强了经济活动的自觉性和有序性。美国虽然没有对经济实行计划性调节，但是从罗斯福新政开始，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干预。这种宏观调控依靠不断提高政府的总体宏观控制能力来提高国家的总体竞争能力，消除了纯粹依靠市场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联邦德国也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从空间上看，尽管各国宏观调控的领域和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家已经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干预者。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组成区域及国际经济组织来调节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经济管理、协调与合作的加强，对于缓解国家内、外部矛盾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强化了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资本主义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分配方式公平化。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剥削劳动的分配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可能真正具有公平和均等的特点。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来，资产阶级为了促进生产和缓和矛盾，对分配关系进行了积极的调适和改良，使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在：在剩余价值规律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收入分配兼顾大众公平；在阶级剥削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福利制度普遍化的趋向；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同时，某些西北欧国家中出现了收入均等化的趋势。产生这样的变化一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控制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并向低收入阶层进行了政策上的倾斜；二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明显地改善了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者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三是实行了工资收入激励机制。为了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企业中采取了新的激励机制，出现了“利润分享”、“工人持股和股票期权”等新的分配形式。

企业管理科学化。企业管理随生产过程的社会化诞生，又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在内容、功能和重点等方面都发生了变革，管理的重点已经转向经营，而经营的中心问题则是决策，即科学的管理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与外界交往的频繁，生产过程需要更多的依赖科学的管理方式。以“科学管理”取代“经验管理”的“泰罗制”。这种劳动组织形式要求生产要素不断精确化和标准化，对生产劳动过程进行科学分解，使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协作范围越来越广，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在经历了科学管理、现代经营管理、行为科学、系统理论、决策论等发展阶段，以及当代的质量管理、业务流程重组等之后，企业管理进入了注重平等和尊重、创造和直觉的“人性化”管理新阶段。由原来的以物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生产组织管理形式的这些变化，使得生产力的三要素得到了有效融合，极大地提高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作用力。

阶级结构复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上述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发生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预料到的变化。在两大对立的阶级中，各自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意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特殊性的阶层，而在两大阶级之间则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些阶层的出现，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经济资本家的大量产生，成为当代资产阶级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由于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工人阶级呈现多领化的趋向。第三产业的工人比重也大幅度提高。“新中间阶层”的崛起是知识经济最显著的社会成果之一，这一现象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化”。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一共有过三次对外扩张。一次是殖民主义时期的资本扩张，一次是新殖民主义时期的对外投资，还有就是后殖民主义时期金融资本的国际垄断。当代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金融资本的国际垄断基础之上的，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呈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是国际化大生产的形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垄断组织是国际化生产中经济活动的主体。它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和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使生产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这样，跨国公司的投资、生产、销售和研发各个环节都是全球性的，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着某种或者某些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经营活动遍及全球，影响也扩及全世界。

其次是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相互融合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实现了国际垄断。表现为跨国银行的超规模发展，银行业务、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的相互贯通，国际垄断资本在国家间流通的加快。

第三是经济调节和协调的国际化。由于经济生活高度国际化，对于国际市场也就有必要进行调节和干预。如果只对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进行干预，而不对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进行干预，那么，国家干预的效果是有限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对国际市场进行有效的干预，而必须由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干预，因为这涉及了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本国经济干预和调节的延伸。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自我调整、改革和完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进一步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阶级矛盾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我们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因是新科技革命。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是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动因。在新科技革命的带动下，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相应引起了劳动方式、产业结构、社会就业和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现今，这种发展趋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普遍。这也说明，历史是在进步的，而不是在倒退。

资本主义新变化中依然隐藏着深层次的矛盾。透过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面纱，我们依然会看到其更深层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矛盾在国家企业中有独特体现。资本主义企业的权力，依然掌握在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企业领导机构手中，企业同职工的关系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运行也体现出了与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的矛盾方面，如政治权力与金钱至上之间的矛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金钱特权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人民民主之间的矛盾等，这些又必然导致其他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和物质空前繁荣的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存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同在，生活方式的危机，个人主义精神匮乏等等。而且，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依然是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发生的，私有制没有消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无法克服。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创造的文明前提日趋“完善”，也显示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最终胜利的客观历史趋势。在两种制度的对立和竞争中，这些新变化给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

资本主义的繁荣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发展着的东西都不能没有继承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无疑是人类文明成果积淀、传承的结果，资本主义也不例外。这些文明成果本身并不带有阶级色彩，而是各个世代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和智慧的结晶。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这些成果和宝贵的财富是必需的。和过去任何一个阶段相比较，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这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这个角度来说的。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肯定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今天，综观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战后50多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不断推动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在更高的程度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准备着越来越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即资本主义的繁荣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它只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产生。但是20世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均是在世界上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也缺乏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生产力基础。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有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批判利用，通过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发挥后发优势，避免少走弯路，才能壮大自己，最终超越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重重，一度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局面。但是，在斯大林逝世、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与挫折，发生了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借助新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自我调节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诸多方面的新变化。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欢欣鼓舞，却使社会主义立场不坚定者陷入了困惑和迷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两个必然”的基本历史规律是否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还是资本主义统治全球？这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这些问题都会有很好的答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和自我改良，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相对稳定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地、局部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从而延缓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但是，这些新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质变。因为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与统治地位，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根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实质，也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出现诸多新变化的同时，资本的剥削与统治没有改变，两极分化依然存在。160多年来，从《共产党宣言》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都对“两个必然”作出了科学的合乎逻辑的理论论证，而世界历史的发展，也用事实证明了人类社会基本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挑战。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苏联和一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很好地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却出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资本主义今天的繁荣发展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挑战。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高度发达、高度集约阶段，其劳动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水平非常高，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发展阶段和质量上的。特别是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高科技方面，西方国家占有极大优势。当代新科技革命无疑将各国卷入了全球性的激烈竞争与角逐中。这不仅是一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较量。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在某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整体水平上还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国家唯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才能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与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位居世界前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指标，如住房、交通、通信等生活条件和医疗、教育等社会发展水平都有了很明显的改善，北欧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达到了非常完备的水平。这些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社会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体制上的弊端和领导上的失误，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稳定发展后，相继出现了社会动荡和发展停滞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革新，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开放，完善促进经济发展和满足广大人民利益要求的体制，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三）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新变化

资本主义发展和变化的两重性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存在和继续发展下去，但它的发展也不是永恒和毫无止境的。因此，我们在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在实践上，按照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思想方略，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同时，学习、借鉴它们成功的经验。

首先，走出意识形态对立的围城，借鉴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从十月革命至今，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上，与社会主义并立的始终是资本主义。在整个20世纪里，这两种制度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和斗争，也存在着彼此的借鉴与合作。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应该走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根本对立的围城，正确认识和评价资本主义的成就，借鉴资本主义的长处。资本主义在长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完备的公平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破产机制等，这些都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杠杆，也是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机制；资本主义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调节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运行的有效手段；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筹集资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效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民主形式、权力制衡原则、依法治国制度，是防止个人集权和腐败的有效办法；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公务员制度，是政府依法管理社会、依法行政的有效形式。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但又有不少共同点，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借用资本主义制度的经验。

其次，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最终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专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否则没有吸引力，就会失去群众的信赖，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因此，要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加快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同样，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也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此，我们对生产力也应该有更广泛的理解。科技是生产力，教育是生产力，具备高技能、高素质的人也是最活跃、最重要的生产力。另外，马克思认为，管理也是生产力，分工也是生产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几方面近几年都有很大的发展。而我们与其在相关方面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应当加大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重视科学管理，注重各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和互补发展，减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等。

再次，客观评价资本主义的现状，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作用的评价，应该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断，对于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持续发展要有明确的认识。资本主义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推翻封建统治、解放思想、弘扬知识理性、发动科技革命等重要的进步作用。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每次重大调整一样，都将使资本主义获得新的活力和动力。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虽频繁地动荡起伏，但总的说仍是逐步前进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发展，不仅在速度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多超过了前一个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表明，资本主义对内在矛盾和外在危机具有一定的适应和调整能力，它的活力和生命力是不可低估的。然而，资本主义在发展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始终具有它的生产关系产生的自我破坏、自我限制、自我否定的消极属性。这种属性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内不可能得到根本克服。它的适应调整能力，它的活力和生命力，又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即是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论断，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积累就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物质基础。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内部也滋生出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国有经济、股份制、合作社、经济计划、社会福利等促使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要素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三，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6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出发所作的科学预测。时至今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已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所无法想象的。当代资本主义较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更趋成熟，生产关系对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相当的容纳能力，因此，它还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和生命力。而且现在看来，这样的生产力发展高度仍达不到消除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水平。但历史毕竟是在不断前进的，人类在逐步接近这个目标。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质前提越来越充分。在考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还必须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即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要坚定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没有消除就改变不了它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宣言》发表160多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应坚持的立场和态度。

五 迎头赶上，跻身前沿：泛舟于新科技革命的大潮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再次掀起新高潮，并以信息化、生态化和全球化的趋势推动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给资本主义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但同时社会主义运动却因苏东剧变而走向低潮。如何回应新科技革命浪潮，是摆在社会主义各国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道路探索不可回避的外部境遇。

（一）新科技革命的意义

新科技革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核能、电子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以信息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工程为主要支柱。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这场新科技革命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它不仅使产业结构，而且使社会结构、阶级结构产生了变革；它不仅对生产领域，也对思想领域产生了冲击；它不仅对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对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产生了影响。中国对新科技革命的回应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卷入到积极应对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成就显著。

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促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了新的调整和变革。

新科技革命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新科技革命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推进工具和手段，使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生产和资本国际化阶段。生产和资本国际化，也导致整个世界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条件，从而成为全球化的根本力量。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施一种打破民族、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积累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使世界范围内各国和各地区以市场为纽带，在经济上不断交织和融合，逐渐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运行，促进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实现。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各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各大国之间力量的对比带来巨大的变化，进而引起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彻底崩溃。分析起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技方面的落后。两极格局终结后，以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和中国五大力量为基本框架的世界多极化格局初步形成。多极化的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历史发展的新要求，总体上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新科技革命推动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的嬗变。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继续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新科技革命首先发起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的未来学家们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纷纷提出对未来社会形态变化的各种预测。如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都对此作了描述。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都从科技进步、产业变化的视角来审思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些理论也都回避了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场全方位、加速度的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永远存在和发展下去。当我们用唯物史观预测未来的世界图景时，我们看到，新科技革命的出现和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相反，却加速了当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

（二）新科技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对正在步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来说，一方面将会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给我们提出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不仅担负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而且也面临着追赶西方科技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挑战。这些压力和挑战在产业结构调整、社会转型以及如何处理好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和明显。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一般说来，工业化初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重工业阶段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在工业发展进入深度加工阶段则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影响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产业要遵循WTO的贸易体制来制定产业的行为规则和发展政策，因此面临的挑战也比较严峻。

来自国际竞争的挑战。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高新技术产业、产品发展迅猛。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产品正在向高新、高效、高质、集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密集的程度不断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这主要包括各国经济结构与政策、不同程度的体制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等等。以上两个趋势的发展将会导致世界市场在人才、技术、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要想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必须把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逐步转移到技术和知识密集，这将有助于降低资源的消耗和减少贸易争端。

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新科技革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配合下使智能化的生产变为可能。智能化的生产要求现有的产业技术与技术设备有极大地提高。而中国的装备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很大，导致许多创造性的设计没有合适的工艺技术和制造设备与之相匹配。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导致信息产业群的发展变化，直接推动产业体系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还使产业组织形态发生重要变革。今天，中国的产业组织还处于工业经济中期的状态，与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尚不相称，中国产业组织的发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不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还通过改造社会存在与运行的物质基础对人类社会的体制和精神层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科技革命被看成是社会转型的驱动力。新科技革命也不例外，它推动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体现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的“双重社会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尽力保持中国特色的双重压力。

与国际接轨的外部压力。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离不开世界发展的大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并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要加入到一个更大的、整体上更强的、对自身影响更加深远的大环境之中去。WTO的规则要求中国在生产交换领域、在信息及其管理领域以及在生态环保领域都要与国际接轨。而中国中西部发展的地域差别显著，这样一种不均衡发展的现状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更加复杂。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促使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企业高级化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东西部协调发展仍是社会转型中的重点问题，制约着与国际接轨的实现。

保持中国特色的内在要求。以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参照系来定位，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全方面进行比较，中国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途中。当代中国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进程，是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的目标，但是各国又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现代化之路。因此，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而单独实现，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的特色。如果说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是从零开始，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一个强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的，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转型，继而体现为制度与观念的更新，这些可能更能体现出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艰辛，而不仅仅是科技的引进或者原创性的缺乏。因此，中国的特色需要保持，还要运用科学技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加以充实和改造。

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共同弘扬。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双重效应表现在：一方面它造就了当代人类文明，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人性的扭曲和压抑，这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对立的根源。当代新科技革命使科学和技术的功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极大地强化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因此，应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努力探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通与共建，这是当代人类实践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道路发展必须要面对的世界性问题。弘扬人文精神是科学发展本身的要求。科学在追求真理与知识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科技发展中出现的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人的“物化”和生态的失衡正是科技发展偏离正确指向的表现，需要人文精神的规范和引导。人文精神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意识，情感体验、生命追求、理论阐释、评价体系、价值观念和实践规范，是人类以文明之道大化于天下的生命大智慧。只有强化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才能防止、克服或削弱高科技带来的非人化的后果。弘扬人文精神也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代表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二者结合起来体现了发展的全面性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尺度。因此，中国融入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不仅要努力追赶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更要发扬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自觉推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统一建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促进自然—人—社会的协调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观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了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趋势，指的即是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类近代社会已经完成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如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时逢第四次科技革命，这将对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境遇面前，唯有迎头赶上才能抓住发展的机遇。

第一，新科技革命为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条件。新科技革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既是知识经济产生和形成的前提条件，又是知识经济成长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以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信息网络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带动了新的产业群的发展。这种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新经济发展方式完全可以为中国所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信息产业，带动传统工业，能够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科技革命对中国这样经济发展基础欠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次经济腾飞的良好契机。

第二，科技革命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积蓄了后发优势。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旧有的工业模式已经落后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站在新兴知识经济的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发展经验，既可以少走弯路，减少现代化道路上的不必要的苦痛和迂回，而且还可以依靠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技术升级，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通过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充分利用我国多年来已经取得的科技优势和成果来发展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实现后进国家的跳跃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第三，新科技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创造了历史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强势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复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必然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出来。当前，环境问题、生态危机问题之类的全球问题愈加严重，成为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利益的协调，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这些与人类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的全球性难题是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解决的问题。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将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推动人类追求更民主自由更充满活力的崭新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正是新科技革命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必然要求。因此，新科技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三）积极汇入新科技革命的潮流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因此，中国只有融入新科技革命，提高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首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改革开放的30多年实现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时也激活了科学技术的生命力，为科学技术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开辟了广阔空间。1995年我国正式颁行“科教兴国战略”，这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落实与发展，为中国驶入现代科技革命的快车道起到理论促进作用。十几年来，科教兴国战略成就显著：科技的经济功能日益明显，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进展突出，基础研究发展迅速，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为更好地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坚持人才为本、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因此，要优先发展教育特别是要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和国家高等教育。目前我国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学质量仍亟待提高。只有努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教师教学质量，学生科研能力和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及教育与实践的应用结合等方面仍需加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只有把教育放在兴国的突出地位来大力发展，才能为国家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时代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二要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途径。对中国企业来说，只有通过集中优势力量、加大投入用于技术突破与创新，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才能在知识经济竞争中形成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国家应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给予更多的引导和鼓励，建立完整的知识产权制度；另一方面，要走产学研一体的道路，支持科研机构建立各种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服务和指导机构，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三要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人才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又是缩小与发达国家距离的必要条件。借鉴发达国家的人才强国经验，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有利人才成长的环境。在人才选拔机制方面，要实现公平竞争。在人才激励机制方面，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法则的个人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社会功能。在资金投入方面，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为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

其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可见，依靠科学技术创新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规律。从工业化国家进入知识经济的历程同样可以看到，科技创新在当代社会和未来发展中已占据主导地位。新科技革命出现之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充分证明，走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或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发展模式，都无法实现追赶目标。中国不可能走传统的工业化老路，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实现跨越发展、持续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借助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跃升，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一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形成科研、开发、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开发体系和以科研机构、高等教育为主的科研体系以及社会化的科技服务体系，提高科技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

二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先导，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源泉。选择一批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拥有一定基础又能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大项目，采取竞争招标的方式，组织推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企业，集中力量、联合攻关。

再次，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长期以来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在世界各国发展模式对比中完善自己的必然结论。对于人口数量众多，而人均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来说，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唯一的选择。

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和技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帮助人们达到一定的目的，具有某种工具价值。但如果仅仅是夸大科技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了其他的社会价值，在实践中往往导致科技的无用和异化，这些负面效应最终的受害者是人类自身。因此，要利用法律和道德来规范科技的发展，只有把人的生存安全放在科技发展的首要位置，才能谈得上促进人的发展，才能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落实科学发展观，还要处理好科技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关注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追求的不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而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有清醒的认识，进而理性地对待发展与环境如何协调的难题，提出适当的应对策略，包括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发展思路。特别要完善相关政策与法律，建立生态治理机制。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科技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

六 求同存异，和谐发展：文明的冲突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进行了重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定位将取决于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文化的“软权力”作用也正在逐渐扩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已悄然转变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特别是“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新的战争也将体现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东亚儒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可能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最严重威胁，尤其担心它们在对抗西方文明方面的联合。“9·11”事件后，“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急剧升温，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也受到很多中国学者的反驳。亨廷顿本人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尽管在实践中，中华文明还没有作为一种利益实体而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在理论上，这种挑战已经存在并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一）“文明冲突论”的产生及其影响

文明与国际政治关系密切。“文明”好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改造着社会，支撑着国家，牵动着主宰着人类的历史，也因此影响着历史中的国际政治。“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基于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同时这一观点的提出也对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任何重要学术思想的提出都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文明冲突论”是在以下国际背景下产生的：第一，两极格局的瓦解和冷战的“和平”结束。冷战的结束是以苏东剧变作为标志的。这一巨大的政治变动在事先既没有明显的预兆，在进行过程中也没有爆发特别激烈的革命性事件，称得上是和平的“历史性重大变革”，在崩溃之余却没有提供任何可供选择的“新模式”、“新规范”或“新方案”，这样也给新理论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亨廷顿认为，在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根据意识形态和经济来划分的各种利益集团来理解国际政治，但是冷战的结束，各种意识形态变得不再重要，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框架来理解国际政治。文明的冲突模式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满足了这一模式的需要。

第二，全球范围内宗教力量的增长。20世纪下半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宗教的复兴过程中，最典型的就是各类“原教旨主义”东山再起。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还是犹太教、印度教、东正教等区域性宗教，都经历了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洗礼——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这样，这场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运动为冷战后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们寻求新的认同提供了基础，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造成的空缺。当人们不再重新认同意识形态时，宗教就成为相应的精神寄托和认同归属。

文明的冲突对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影响作用相对下降，为文化因素的地位上升提供了契机。把文化作为一种战略来实施，在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

文明的冲突加剧意识形态的对立。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制关系中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把社会主义的存在看做是对资本主义最大的威胁。从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起，这种危机感就一直存在。冷战期间的和平演变战略主要就是进行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冷战结束后，东西方的理论家们将文化研究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无论是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丹尼尔·贝尔与布热津斯基的“文化矛盾论”，希拉克的“文化欧洲论”，还是俄罗斯的“欧亚主义”，伊斯兰的“复兴运动”和“亚洲价值观”都是在为各自提出的各种文化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利用文化间的互动来达到扩张影响和维护主权的目的。

文明的冲突阻碍和谐世界的实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变暖、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重大自然灾害等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这迫切要求人类改变旧的生存和发展观念，学会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在世界上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来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各种严峻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自己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有各国合作才能解决面临的困难。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共同发展，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信任，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必需条件。但是冷战结束后，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凸显，导致地区冲突、局部战争一度增多。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分裂势力危害上升以及作为冷战思维继续的“文明冲突论”的出现，使世界的和谐发展受到了挑战。

（二）文明的冲突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现代化的进程加快，这使得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也日益强大。在全球文化体系中，中华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体系完整，影响深远的文化，但是仍然面临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而且随着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提升，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诸多揣测，民族分裂分子不失时机地对中华文明进行破坏和颠覆，这些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羁绊。

第一，现代化对中华文明的时代要求。

文化可以具有历史继承性，但是相对独立留存下来的文化传统则必然是可以与当代文明相互匹配的。中国社会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文化是农业文化，而现代化则主要是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国家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我们的体制正在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必须经过必要的扬弃或转型，以适应现代文明的需要。

现代科技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要求。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科技不发达，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对科学精神的培养不足，这使得国民的文化性格中缺少探索事物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行事的特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科学精神，因此，它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型为一种现代化的文化。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后，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长期的摩擦和冲突，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科玄论战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近代时期，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偏重的是引进科学思想和更新人文观念，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更需要与科学精神的交融和贯通。科学文化讲求“理”，传统文化注重“情”，合情合理方能实现天人合一的良好状态，既求真又求善方能形成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

全球化对中华文化的要求。全球化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民族、国家彼此隔离的自我线性发展过程向多维的整体化与多元化矛盾并存的全方位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作为一个在信息、交往、利益等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整体而存在。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全球化也随之出现。文化全球化要求各文明之间加强交流，力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达成更多的关于人类价值观念的共识，但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被纳入同一个模式之中，也不是要以西方文化去统一其他民族的文化。全球化趋势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体现在：一方面全球化为我国传统文化借鉴吸收外来文化、更新和发展自身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遇；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使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缺陷暴露无遗，带来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挑战和冲击。所以，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坚持走引进来与走出去、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道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要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增强了人们创造新生活的信心，而激烈的竞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使人们的情感世界产生了某些躁动和不安。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情感层面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与反映，而且情感对伦理、信仰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和谐社会的建设呼唤传统文化的当代人文关怀。

第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渗透。

西方文明向全世界的渗透是以其经济、科技、资本等优势作为依托和背景的。西方的文化价值一方面强制性地向全球倾销，另一方面却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筑起了文化的壁垒。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西方文明作为文明的中心或者“主流文明”，始终对“边缘文化”进行影响和控制。在后冷战时期，西方的文化侵略表现为一种全新的模式。

一是全球性的文化输送，发达国家利用各种现代的传媒手段和信息交流方式向全世界倾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将文化侵略和经济掠夺结合在一起。例如，发达国家利用各种书籍、广告和影视作品把西方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传播渗透给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运用电台和网络的传媒手段，兜售他们的民主和价值观，并在标榜自身公正客观的同时，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无中生有，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妖魔化”，歪曲、丑化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刻意报道中国存在的困难和所谓“阴暗面”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与言论，严重威胁我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

二是通过含蓄、温和的手段，以“对话”、“交流”、“援助”的方式，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巧妙地输送到发展中国家，企图“改造”人们的思想，增强对现存秩序的认同，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文化价值环境，进而彻底消除反抗现存秩序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斗争从表面上看正趋于缓和，但这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刻也没有放弃意识形态武器，其手段越来越隐蔽并逐渐由直接转入间接，通过学术思想、价值观念、治国方略、制度建设乃至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西方资本主义对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从一个侧面可以折射出资本主义体系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第三，民族分裂分子对中华文明的破坏。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民族和宗教问题十分复杂，目前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受到西方集团支持的民族、宗教分裂势力。随着地区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升级，藏独和疆独势力越发猖狂，影响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分裂活动多披着宗教的外衣。在世界范围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鼓吹“信仰安拉独一”，挑动民族纠纷，制造暴力恐怖事件。近年来，这些势力在内地制造了多起爆炸、杀人等恐怖事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2008年3月发生在西藏的“拉萨3·14打砸抢事件”以及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期间达赖集团的分裂行为都是以宗教作为幌子发动起来的。

分裂活动受到外国反华势力的指使。外国势力对“西藏问题”的干涉，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通过发动侵藏战争和扶植西藏上层亲英分裂势力等方式，插手西藏事务，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试图把西藏作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和保证英属印度安全的“战略缓冲区”。第二阶段则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一直支持达赖集团，企图把西藏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分化”中国的突破口。

民族问题的起因归根到底是民族认同问题。当民族的联系、信仰的纽带比国家观念更加强烈时，民族主义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民族认同是指各民族通过长期的交往逐渐取消民族的偏见和隔阂，产生政治上、文化上和感情上的归属感。要达到民族认同就必须消除民族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所造成的，因此，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政策扶持力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在文明冲突与价值碰撞中的正确定位

汤因比指出，正是存在挑战，才迫使一个民族起而应战，从而焕发其新的生机。亨廷顿也表明自己提出“文明冲突论”意在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从而促进整个世界展开“文明的对话”。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文明冲突的挑战，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的发展渊源，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曾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一代代薪火相传的历史中得以积淀。因此，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中华文明吸引力和抵抗力的题中之意。因此，要在维持自己风格和底蕴的“民族特色”的同时，积极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样才能提高中华文化的吸引力。

第一，以先进的科学文化作为转型的基石。科学精神、科学气质、科学理性是科学作用于人的心灵的结果。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这种基本方式有利于人类对世界进行实践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哲学的把握；从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来看，科学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一个特殊的子系统，它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弘扬现代理性精神，对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价值观念和个人权利与责任应该给予尊重和肯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同时通过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抵制个人尺度的过分张扬和道德失范、价值迷失、社会失信、人文精神失落等给我国文化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赋予中华文明体现时代精神的“全球意识”。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极有可能激起新的矛盾冲突，也有助于缩小差异、消除仇恨。不同文化与价值观需要相互选择、融合和创新。通过加强文化整合，使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不断突破本民族的地域和局限性，从全人类性的批判和取舍中得到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但是文化整合必须立足于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的保护、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之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理由，都具有别的民族所欠缺的优势和长处。文化的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文化的民族性。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要以世界的眼光和现代化的科学体系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重新进行梳理，挖掘出更深更新的文化内涵。

第三，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文明，在文化的交往中，各种文明都会不同程度地相互排斥或相互吸引。相互排斥是保持文明个性的表现，而相互吸引表明了文明的可塑性和可变性。只有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我国的文化才能在保持民族特质的同时，走向现代化之路并铸造出现代化的新质。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是实现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但是，作为现代化精神的理性精神还未深入人心，所以应当大力弘扬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为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

其次，增强中华文明的民族凝聚力，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

各族人民群众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事业的决定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各族人民的团结就是民族分裂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族人民，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分裂势力。

一要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把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同中华民族意识统一起来。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是一场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斗争，只有团结和依靠各族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在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同时，要强调和呼吁理性爱国，防止滋生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要增强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任务和共同利益所在。

二要加大对少数民族的帮扶政策。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比较落后，这是民族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强调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是汉族和其他先进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进步的原则下，不断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当今世界的民族冲突，都与宗教有着直接关系。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宗教关系与民族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边疆民族分裂分子往往打着宗教旗号，竭力鼓吹“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宗教化”，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使宗教问题的性质发生转变，发展成政治问题。因此，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民族、宗教问题一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加以解决。

再次，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抵御外来文明的冲击。

中国外交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永不称霸，在文化领域仍然应该秉持这样的态度。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为了谋求全球霸权，而是为了增强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力量。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我们的对策首先应该是顺应它，同时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它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文化真正与国际（而不是西方）接触。

一是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安全”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词，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文化安全问题主要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渗透，是一种文化的压力。因此，捍卫自己国家的文化，也就是捍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才能使中华文明获得更好的发展，才能为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创造前提条件。

二是要积极参与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文化的特色和差异性，将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中建构起文化间相互认同、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观的根基。只有文化间的广泛交流，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全球文化的发展。一种文化含有全人类的因素越多，它的全球性也就越大，对它的认同也就越来越多。同时，应加强文化间的交流，让真正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所了解，是对“中国威胁论”等观点的有力回应。当今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存在着人类共同认同的普适价值，但所谓的普世文明并没有最终形成，各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在一段时期内还将存在，只有相互学习借鉴才能有助于解决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困境。

三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意大利政治家马基亚维利说过，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因此，通过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能够增强社会成员的民族归属感和凝聚力，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就要切实将这种价值观融入教育的过程之中，并使之内化成为个人的自主行为和价值追求；要充分占领文化阵地，利用网络等传媒加强对正确价值观的宣传和引导；同时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并形成社会思潮，达成思想上的共识和情感上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