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没有关系，但得交往有道
著名企业家、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就如何处理政商关系说：“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王健林的认识是清醒的，正如他所说，没有党和政府，中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成就，任何人都不会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正如2015年5月16日，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的署名评论文章——“良性政商关系：有交集而无交易”，阐述如何形成良性政商关系指出，在我们国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特色，也是最本质特征。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不理政府不理党”的想法是幼稚的，在行动上更是行不通的，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俗话说，民无商不活，国无商不兴。政府工作需要企业支持，社会建设需要企业参与，商人作为财富创造的最重要群体，其存在的意义毋庸多言。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商人，政府官员要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提升经济，作为地方政府，要发展地方经济，要招商引资，都离不开企业；反之，一个企业的发展，无论是批地报项目或是融资、获取公共资源等，更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经济发展避不开这一客观存在。
无论什么社会，政府与企业、官与商如果一定要“一刀两断”，显然不可能。即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要办许多事，也同样需要获得企业的支持，企业也常通过公关公司游说府院，彼此不可能不发生关系。在亚洲，日本的大企业、韩国的大企业，都是在该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由于要跟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进行竞争，政府与企业之间必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不然它不可能走出来，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只不过，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以及机制体制改革没能及时跟进，部分政商关系出现很大扭曲。比如，在一系列反腐典型案件中，常常会看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况：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常常串在一根绳上，浮出水面。官员和企业家“结对子”，甚至一个贪官背后牵出若干个企业家，这种畸形的“政商朋友圈”背后，是钱与权的纠缠。这些人，因为交往“无道”，最终两败俱伤。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就曾告诫各级领导：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确立了原则，指明了方向。
“道”即规则，是治理政商关系之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此可视为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思路。官商交往要有道，此“道”非“小道”，如何构建一种正常的政商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健康蓬勃发展，也关乎一个政党如何发展、如何执政，乃至一个国家能不能建立起清正廉洁有序的政治生态。
商有商“道”，官有官“道”。党员干部和商人，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人，要遵守两种不同的规则，这本是天经地义之事：政府依法行政，该办事的办事，该放权的放权；企业守法经营，该纳税的纳税，该减免的减免——但偏偏有人放着阳关道不走，希望换一种运行规则，那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历史说明，凡为官羡商、以权勾商、在任谋商，必然滥用权力，官商一道必然滋生腐败。那些国际上廉洁指数高的国家，大都要求政府部门公务人员不得涉及商业活动，并且，有的甚至要求连政务官、事务官也不得兼任，要么只做政务官，要么只做事务官，二者必选其一，不可兼得。
正如王健林所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合作，企业家不能跟官员“勾搭”得太近。而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也称，他与体制内多位高层领导都有良好私交，但做生意从来不会动用私人关系。他的逻辑是：“让他们给你办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条子，违反纪律，出了事也会害我，所以我不害别人也不害自己。”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刘永行兄弟堪称是比较会处理政商关系的典范。研究刘氏家史，很快会发现刘氏兄弟与其他同时代富豪最大的不同，就是：刘氏兄弟知识分子出身的背景。知识上的优势，让刘氏兄弟参透了人世间的利害得失。现在看来，能够正确处理政商关系，使企业健康经营与发展，正是刘氏家族生意长青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刘氏兄弟的护身符首先就是听党和政府的话。刘氏兄弟稳重，做事讲究水到渠成，一步步都配合政策节奏，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从不让政府处于被动之中。这样，也就能够避开政策调控对企业的冲击，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1982年，刘氏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刘永好特地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兄弟俩才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家当筹集资金。
刘氏兄弟辞职，也是在正式向单位打报告之后经政府部门同意，才先后辞职经商办企业。
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为此，他们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得到正式批准后，才成立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
刘氏兄弟做事不冒进，一般都是在政府鼓励做什么的前提下来规划企业的投资行为。政府没有明确鼓励的，就寻求正规体制内的途径，去打报告让政府有关部门“背书”，从而减小投资风险。
1993年，刘氏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三年后的1996年1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刘氏兄弟是其主要股东。
与政府走得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近，避免相互“绑架”。因为房地产市场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刘永行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他这样做，虽然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但刘永行认为，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事实上，在过去30年中，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很多企业家与政界走得很近，并且互动良好，从来没有爆发丑闻，这些有“道”之人是：吴仁宝、柳传志、鲁冠球、王石、马云、尹明善等。这些企业家都是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他们处理政商关系的“道”在于：与政府走得很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对价输送关系。
政商交往，不怕政府有资源审批权，而怕不透明、不公平、无界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是要明确权力的边界，规范、简化、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权，确保权力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这样才能使政治新常态促进经济发展新常态，使企业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新常态中发展壮大，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再发展，取得齐头并进、互惠共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