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增长的核算

立足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并以此为基础跟踪中国的经济增长轨迹（经济增长蓝皮书2015）。最新计算的结果表明“结构性减速”挑战依然严峻：①资本和劳动要素供给增长与要素边际生产率都在下降，特别是劳动增长在“十三五”期间增长为负，而资本要素供给由于城市化的提升，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到个位数；②产业结构非效率变动，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工业、服务业等现代部门的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约占GDP的93%），通过从农村部门向现代化部门转移的经济结构性配置效率下降，而现代部门由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导致了结构非效率配置，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③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从经济高峰期增长贡献3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了现在贡献17%的水平，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化制度改进下降，同时通过引进先进设备获得“干中学”的技术进步贡献也逐步缩小；④分配要素则倾向劳动者，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产出弹性上升到0.5的水平，按此加强更加速了减速趋势；⑤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中的食品消费比重不断下降，物质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一般性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下降，而提高居民文化水平、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服务业，如科教文卫、体育、金融等部门比重上升很快，可归纳为“一般性通用技术的生产与服务”部门收入消费弹性小于1%，未来占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而有关人的素质，即“广义人力资本和品质提高”的生产与服务消费需求弹性大于1%，消费比重不断提高，这也引致了工业化的物质生产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

（一）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下降

人口结构转型及相应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呈现于世界各国的典型化事实，尽管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差别。WDI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收入国家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由80年代以前的年均增长1.2%下降到现阶段的0.6%；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中下等收入、中等收入和中上等收入国家组，但其下降幅度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组，截至目前，中等收入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仍处于1.5%—2%的水平。低收入国家组在1960—2000年经历了人口红利的加速上升，但2000年以来出现向“S”形曲线顶部趋近的态势，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处于2.5%—3%的水平。从区域角度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转型尤为显著，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正在面临快速下滑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根本上受益于自身有利的人口结构，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窗口正好重叠，而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减速与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密切相关。1985—200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1.58%, 2008—2015年下降到0.61%，根据年龄移算，2016—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 -0.4%。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富裕人群闲暇追求倾向的增强，以及低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或劳动参与率也呈现越来越显著的下降趋势。例如，1985—2007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增长幅度为 -0.07%, 2008—2015年为 -0.24%，未来五年估计为-0.50%。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增长速度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由1985—2007年的1.5%，下降到2008—2015年的0.36%, 2016—2020年估计为-0.9%。

（二）经济发展阶段与资本投入变化

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大规模投资行为赖以发生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廉价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工业投资扩张，二是交通运输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两种投资相互补充，使得工业化时期的投资可以获得丰厚回报，投资意愿也在这个时期较为强烈。如1985—200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持续增长，全社会资本形成率接近40%。同时，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为11%，人均资本的增长速度为9.4%，充分体现了资本驱动的工业化高增长方式。

2008年以来，有利于大规模工业投资的条件逐渐消失。随着中国人口转型的发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压低了投资回报，城市化时期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越来越倾向于生活便利，投资回报递减问题发生。同时，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也进一步压缩了投资回报空间，因此削弱了民间投资意愿。从数据上看，2008年中国的高投资，主要是源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拉动，政府干预的色彩比以往更加浓厚。

但是，根据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一个基本判断是，经过近二三十年大规模开发，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高潮已经接近尾声。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城市化开始向成熟时期迈进，工业、服务业资本积累速度将持续降低。根据城市化率与投资增长率的倒“U”形关系预测，2016—2020年中国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估计为9.5%。

（三）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资本驱动的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系统的下降趋势，1985—2007年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接近30%, 2008—2015年下降到20%以下。TFP贡献的这种系统性下降，在于中国低成本工业化模式使然。

从效率改进角度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依赖于“干中学”而非内生的技术进步因素。以“耗竭”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禀赋而不是以“培育”人力资本提升效率，是这种模式的特征。WDI数据显示，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人力资本呈现出典型的中等教育主导增长的特征，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高等教育劳动力比重均显著低下，这种问题成为中国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增长转型的主要障碍。

（四）产业结构变化与效率变动

要素结构和生产率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发生变化，服务业以其高就业吸收能力日益成为城市化时期的主导部门，同时，鉴于中国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特征，劳动力和资本向服务业部门的集中，不可能取得像大规模工业化时期那样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结构性减速是必然趋势。

如果说中国工业化阶段的效率增长拼的是规模和低成本的话，那么，城市化阶段的效率维持，拼的是人力资本及相应创新。这时候生产创新和消费创新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产业结构变动仅仅依靠以往供给面因素驱动已经不可行，需求面的创新和多样化能力，成为经济服务化时期的重要轮轴，但前提必须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在产业间、产业内联系中的增强。

根据我们的估算，1985—2007年与2008—2015年两个时期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均出现了下降，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因此出现了下降。这验证了一种共识，即中国过去30年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得益于大规模工业化的“干中学”和“投中学”效应，但是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形成，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是一种必然。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不能得到有效改善的前提下，我们预期“十三五”时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还会持续降低到8%以下。

（五）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

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和生产函数的计算，得到“十三五”时期中国潜在增长率大致维持在6%，这里隐含了人口、劳动生产率、分配效应等多项假设。实际上，从中国经济近几年的表现看，很多因素都比我们的假设显得严重，实体经济低回报导致的投资增长下降、中等人力资本过多导致的创新路径阻塞、服务业整体效率的低下等，都有可能加剧经济的结构性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