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迄今的增长源泉

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人口红利是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储蓄规模、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等途径实现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显著地获益于人口红利。这既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又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可以得到统计印证。我们可以从经济增长源泉的以下几个方面，看人口转变创造的有利人口结构，如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被兑现为人口红利。

首先，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高速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提供了人口基础，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储蓄率即固定资产形成与GDP的比率就非常高，改革时期继续提高，在21世纪的前10年达到空前的水平。1995—2010年期间，该比率的名义值从32.9%提高到69.3%，提高了1倍多。而如果分别对GDP总量和固定资产形成额按照价格指数进行修正的话，由于GDP的缩减指数大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则该比率的提高幅度会更大，绝对水平也更高。

此外，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一定时期内阻止了资本投入的报酬递减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在资本报酬递减律之上，前提是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这个假设无疑对于理解西方发达经济体是必要的，但是，却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所以，很长时间之内，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特征的作用，中国的资本回报率都是很高的。因此，在分解经济增长源泉时，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这两个因素，都表现为资本投入的贡献率。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并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了明显的同等素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也就是说，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竞争优势不仅表现为劳动力丰富和工资成本低，而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素质较高。

例如，200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印度高33%。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表明，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7%。因此，劳动力的丰富与素质双重优势，使中国得以长期享受单位劳动成本优势。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表现为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变量的增长贡献。

第三，因农村在人口转变上滞后于城市，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累积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改革时期他们大规模转移出来，创造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如果把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做进一步的分解，则可以把这个贡献部分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分解出来。

较早的一项计量分析表明，在1978—1998年期间，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1%，而在这种分解后所余下的未被解释的残差，或者可以被看作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因素，贡献率仅为3%。

第四，因人口转变而产生的人口红利贡献，并非可以全部为上述几种变量所囊括。统计上，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显性代理变量，可以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作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或者与人口红利有关因素的残差。在既往的经济学文献中，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做的人口红利计量分析，大都选取人口抚养比，即纯粹消费型人口(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与生产型人口 (15—64岁)的相对比率，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以人口抚养比做变量，估计了在1970—1995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3。此外，他还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在1870—191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大陆人均GDP增长率优于旧大陆的部分，几乎全部可以由较低的抚养比来解释。

利用生产函数的方法，我们尝试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增长，进行更加全面的分解，以便观察改革开放期间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对于这些理论上可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因素，我们选择固定资产形成、全社会就业人数、就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人口抚养比和残差作为变量，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项分解，观察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有多大的部分来自于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展示这一分析结果。首先，如果从精确的计量分析结果看，在1982—2009年期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71.0%，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的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9.6%。另一个模型的估计是，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中，大约47.1%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图2—2 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其次，我们还可以基于各种计量分析的结果，用示意图的方式作出更加简明扼要的说明，即大体上，从图2—2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经济增长的各种源泉，在改革开放期间对中国经济奇迹——GDP的高速增长，所作出的相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