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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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风景这边独好”

1992年早春,邓小平在他那次载入史册的南方视察中,来到一家乡镇企业。当听到这家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他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后这句话,为人们反复引用,时至今日仍然广为流传。虽然这个“硬道理”也曾经遭到过一些人的质疑,但是,在20余年之后的今天,无论从中国人民现实的生活感受,还是从统计数字的凿凿证据,都反复揭示和验证了这个硬道理。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在国际上特别是学者中广受诟病,但是,尽管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历尽各种努力,迄今为止,尚没有找到一个比GDP本身更综合全面的替代指标,用来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绩效。所以,我们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成就时,还需要借助于GDP增长率这个指标,分别做横向与纵向的比较。

依据世界银行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在1980—2011年期间GDP年度增长率的统计数据,我们把中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绩效,分别与具有不同类型代表性的三类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我们可以通过清楚地观察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及其背后的故事,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赶超过程及其成效(图2—1)。

图2—1 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countries?display=default

我们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增长绩效,与相邻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进行比较,具有两重意义。一重意义在于相邻经济体的警示意义和示范效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作出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战略部署之际,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发达国家及相邻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深切认识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感受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实现赶超的紧迫性。

1978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有两个细节,反映了经济落后对邓小平的刺激,以及他迫切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决心。根据傅高义的描述,邓小平下车伊始,就对东道主说,自己来的目的之一,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即寻找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当他乘坐新干线列车时,则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快,真快!”与周边地区的比较,无疑也是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另一方面,历史起点相似的这些相邻国家和地区,其成功经验既给我们以赶超的信心,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启迪借鉴。实际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翻两番”和“三步走”战略的重要参照点。

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与香港联系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和僵化体制阻碍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香港作为闻名于世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一对比似乎表明,当时尚未根本摆脱贫困面貌的中国大陆,在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的经济竞赛中,没有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那个年代,许多广东省居民非法越境,形成了所谓“逃港”现象。据广东省的不完全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涉及56.5万人次引自百度百科“逃港”, http://baike.baidu.com/view/4136252.htm。。因此,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陆发展速度与香港进行比较,尤其意味深长。

这一比较的另外一重意义在于,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后来被普遍称作“东亚奇迹”的一部分,并且与台湾地区并称为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亚洲四小龙”,一度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此外,作为东亚国家和地区,这些经济体在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等方面,与中国大陆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与之进行比较,更能够衬托出中国大陆随后的经济增长绩效。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计算,在1980—2011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韩国为6.2%,新加坡为6.8%,中国香港为4.9%。从世界范围看,这三个亚洲经济体的增长绩效仍属差强人意。但是,由于这些经济体都已经进入到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不能与处于赶超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相媲美。

日本、美国和英国既代表着当时最发达的国家,也在历史上先后充当过世界制造业中心。特别是当时的美国和日本,在列入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中,经济总量分别排名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因此,把中国经济增长绩效与这三个富裕国家相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观察中国经济的赶超特点。

在1980—2011年期间,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2.7%和2.3%。对于这些高度成熟的经济体来说,由于处于新古典增长阶段,每一步的实质性增长都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在长期中实现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是不错的了。不过,日本在1990年之后,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86%,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有其自身的原因,我们会在本书的其他章节加以说明。

2003年,高盛集团从国家规模和增长表现等方面,识别出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值得投资者给予格外关注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冠名为“金砖四国”。2010年,金砖四国一致接受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金砖五国已经成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的代表。然而,中国之外的其他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表现却远远逊色于中国。在1980—2011年期间,南非、巴西和印度这三个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3%、2.6%和6.2%。特别是,这些国家在2008年和2009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中,遭受较大冲击,随后的恢复也不稳定。

不仅如此。南非以劳资冲突为表现之一的社会对立问题、印度严重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不足,以及巴西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从而表现出“去工业化”的趋势,也使这些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表现,不被很多分析家和投资者看好。

国际上也通行把一些国家称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包括亚洲的中国和越南,以及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所以,我们还可以把中国的增长表现与俄罗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行比较。由于后者改革起步较晚,而且大多采取了激进的改革方式,经历过经济增长急剧下滑的时期,在过去的30年中,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

对于这些转型国家,我们可以形象地用L形增长轨迹来描述,即经济转型导致严重的衰退,GDP陷入多年负增长,随后的恢复也不够强劲。在1980—2011年期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和1.0%,俄罗斯在1990—2011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4%。

可见,无论是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自身进行比较,还是与各类有代表性的经济体进行比较,中国在过去30余年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因此,中外人士常常喜欢用“一枝独秀”或者“风景这边独好”这样富有色彩的语言,来刻画中国经济增长的杰出表现。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没有这个经济总量的增长,13.5亿中国人也不会享有今天的生活水平,也不会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表现出的“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