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非王土”遭逢挑战

17世纪初，到达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万历皇帝敬献了自鸣钟、十字架、《圣经》和八音琴等礼物。对此，中国史官径直记录为大西洋人“进贡方物”，将其纳入朝贡范畴。在此之前，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梯山航海的外国朝贡者，带来的不过是农业社会的土特产品或奇珍异兽，而自鸣钟这类体现工业技艺的产品的确令中国皇帝耳目一新，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和工业技艺开始为中国统治阶层所关注。不过，这种新奇感并未对自给自足的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大多被视为“奇技淫巧”之物，藏于内宫取悦皇室而已。

中国的王朝统治者，虽然并不缺乏“天下”“环宇”观念下的山川地理知识，甚至早在14世纪末，明朝就绘制了包括欧亚非大陆的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而且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正确描绘欧亚非大陆形状的地图，也是郑和远航最重要的世界地理知识背景。但是，郑和远航之后的闭关锁国，使这些认识世界的地理知识淹没在皇宫的收藏之中。及至大西洋人进贡方物，明朝皇帝也不过视为“天下”之边缘的“远夷”来朝。皇帝对西方传教士的兴趣不在于这些状貌奇异的“远夷”来自哪里，而是他们观天象的本领。

自利玛窦之后相继供职于中国朝廷的传教士，大都以谙熟天文历算而受到朝廷的重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观不无关系。皇帝的“天子”地位和前途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百姓民众则“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以传教为己任的利玛窦等谙熟中文的教士们，在赢得皇帝信任之后，陆续将数以百计的西方著述编译、改写介绍到了中国，其中精通中文、著述最多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以其《职方外记》一书率先为中国的宫廷打开了世界五大洲的国家视野，这些西方传教士开启了“西学东渐”的第一波进程。所谓“西学东渐”，是指明清时期西方知识体系及其世界观传入中国的过程。然而，这些知识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以“战争—谈判—条约”为模式的西方规则也率先危及了中国的陆路疆域。

中国自汉代形成的“丝绸之路”，随着元朝的覆灭而趋于衰落。这与明朝面对的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在内部，它面对来自漠北、漠西蒙古势力的压力而固守长城；在外部，统治西亚、北非的奥斯曼帝国正在向欧洲扩张。因此，当时“北部的商路实际已堵塞。此后，大部分产品汇集到那时以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况且，15世纪的欧洲人已经开通了进入亚洲的航线。因此，当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从海路打开中国大门之际，缺乏海上竞争能力的沙俄帝国则从陆路展开了侵略中国的行动。

16世纪末，俄罗斯帝国殖民开拓的先锋哥萨克势力越过了乌拉尔山脉，进入了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这一广袤之地，在中国先秦时代成书的《山海经》中已有记载，秦汉以降更以地理方位、群体称谓、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具体内容见诸中国文献。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或被纳入相继崛起的游牧帝国所统辖，或为中原王朝的羁縻政策、边疆军政设置所治理。在贝加尔湖地区和东北江河流域生活着诸多属于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的古老部落，多以狩猎、渔捞、饲养驯鹿和游牧为生。沙俄势力的扩张和哥萨克野蛮的屠杀劫掠，受到蒙古、达斡尔、索伦各部的强烈抵抗，最终引发了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雅克萨之战。1698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即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这一条约的签订，划定了中俄之间在东北地区的边界，中国古代的舆图（地图）传统开始从相对模糊漫散的天下疆域观，向勒石立碑的现代国家边界观转变。这一事件，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国家”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它促使对“西学”兴趣盎然，尤其热衷西方地理测量技术的康熙皇帝决定绘制全国地图。1708年，康熙皇帝委派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n Bouvet）组织了一批通晓地理测绘学的传教士开始勘测和绘制《皇舆全览图》，在全国各地官府的配合下，历时10年得以完成。同期，康熙委派两位藏族僧人负责对西藏地区的勘测和绘图，1717年完成了第一幅西藏地图。1755年，乾隆皇帝平定西域准噶尔之乱后，又对天山南北进行勘测，历时5年完成了西域地区的地图测绘。这次测绘形成的西域图志，不仅弥补了康熙的《皇舆全览图》，而且参照南怀仁所绘世界地图增加了亚欧地区，完成了中国全图的绘制。这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国家观念发生变革的一个标志。

但是，如何守卫中国舆图所昭示的国家领土基业，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只是一个开端，它并没有打消沙俄帝国向中国外蒙古地区扩张的念头。在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冗长谈判中，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即关涉中国外蒙古与俄国边界的划分问题被俄方搁置，其目的就是为了谋求更多的领土和商业利益。因此，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以开辟新的贸易通道为名不断向外蒙古地区渗透，将其商埠性的殖民点推进到了恰克图。这种形势迫使清朝政府于1727年签订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这些条约不仅确认恰克图作为两国的边贸城市划归俄国，而且贝加尔湖南部、西部的大片领土，以及蒙古布里亚特部也随之划入俄国。清朝政府则在恰克图对面建立了一个新的商埠“买卖城”。由此形成了一条通达中俄两国的草原商贸之路。

俄国的恰克图北通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转道莫斯科，进而通往欧洲。中国的“买卖城”南经外蒙古重镇库伦（今乌兰巴托），通往内蒙古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转道张家口直达北京，延伸到中国南方。中国的茶叶、丝绸和俄罗斯的皮毛成为这条商路上易货贸易的大宗商品。而活跃在这个商道上的中国商人则以晋商最为著名，大盛魁在归化城的商号是当时“旅蒙商”的代表，他们如同行走在中国西南、西北“茶马古道”上向边疆地区输送商品的马帮一样，以络绎不绝的驼队向蒙古地区和俄罗斯运送着茶叶等产品，这不仅是中国内地与边疆、农耕与游牧、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茶马古道”，而且是中国与俄罗斯、欧洲贸易中举足轻重的“茶叶之路”。

然而，从这条贸易之路获得巨大利益的沙俄帝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立即加入了“利益均沾”的列强竞争行列，先后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大量割占中国领土，并获取了在外蒙古设立领事馆等一系列特权。在中国东北、北方和西北地区相继遭受沙俄帝国侵蚀主权、鲸吞领土之际，英、法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殖民侵略和征服，也阻断了这些地区与中国传统的朝贡关系，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陆续遭受英、法等国的侵扰，中国的陆路边疆地区出现了帝国主义“南北夹击”的态势。这些帝国主义势力非法入境的考察勘探活动，势必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的抗拒，而以此为由制造的“事件”则成为武力胁迫清朝政府签订条约的口实，目的就是攫取进入中国云南、西藏等地通商等特权。

1643年，当沙俄远征军第一次进入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行劫掠遭到达斡尔人驱逐时，远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地区，也发生了驱逐西方传教士的事件。在西方人“发现新大陆”的殖民主义时代，传教士、探险者、武夫是先行者。最早进入中国西藏地区的西方人也是传教士。但是，他们面对的绝非“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而是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与当地苯教相互影响形成的藏传佛教，其典籍丰富、教义深奥、教派林立、僧团庞大、等级森严，牢牢掌控着西藏僧俗民众的精神世界。因此，前赴后继的西方传教士宣扬上帝福音的努力屡屡受挫，只能以贬斥藏传佛教的荒诞来抚慰传教的失败。他们认为西藏人及其宗教的“错误之源”在于“否认上帝的存在”，而西藏宗教“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以微妙的艺术手法，装饰了这个荒谬的论点”。这种传教活动最终以教会最古老的策略——“嘲弄它无法征服的一切”的自我安慰而终结，在18世纪中叶黯然退出了中国的西藏地区。

不过，这些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述，却引起西方殖民势力对这片土地的兴趣。在英国殖民势力占领印度之后，从西藏打开进入中国内陆的通道成为其贸易扩张的重要指向。1774年11月，东印度公司的使者乔治·柏格尔（George Bogle）作为第一个进入中国西藏的英国人，见到了第六世班禅喇嘛。但是，英国人通商、结盟的要求，却遭到班禅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拒绝，其原因一是西藏地方属于大清王朝，一切要听从皇帝的旨意；二是西藏风闻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穷兵黩武、劣迹斑斑。这类试图绕过清朝政府直接与西藏地方通商的活动虽然屡屡失败，但是其沿途测绘的路线、记录的风俗，尤其是开列的中国内地与西藏地区相互交流的物产清单，却进一步刺激了英国殖民贸易的胃口。

虽然英国殖民者认为“西藏呈现给旅行者的最初印象是天底下条件最差的地方”，但是这一地区潜在的殖民商贸利益空间却令人垂涎。所以，面对西藏“显现出很大程度上的文化之无能”，使充满优越感的英国人萌生了武力征服的欲望。1788年、1791年廓尔喀势力入侵西藏的背后，就隐蔽着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身影。在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通商中国失败之际，清朝福康安的大军在西藏取得了驱逐廓尔喀入侵的胜利。但是，隐藏在廓尔喀背后被称为“披楞”的势力，却使清朝政府一直摸不着头脑。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政府才明白了“披楞即系英国”，而这股势力先后侵占了中国西藏的屏藩和边地，最终将矛头指向了西藏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