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元王朝奠定中国历史疆域

公元13世纪的世界，在因海洋隔绝的各大陆之间，人们的相互认知十分有限。即便欧亚大陆之间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安全畅通的坦途。沙漠戈壁的严酷，漫长旅途的煎熬，使充满商机和利润的希冀，始终伴随着死亡的挑战。何况这条道路不仅经常受到轮番崛起于内亚草原游牧民族铁骑的袭扰、劫掠和控遏，而且“欧亚之门”也曾在几个世纪中被崛起于中东、扩张到西亚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帝国势力所控制。“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有了再一次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这些蒙古人不仅是内亚草原游牧社会兴衰嬗替历史的继承者和终结者，而且也建立了中国自秦汉以来疆域最辽阔的“中原大国”, 即元朝。

在元朝建立以前，匈奴、鲜卑、柔然、回鹘、突厥、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地跨越了长城，包括来自西南的吐蕃、西北的西夏，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和王朝，大都形成了问鼎中原的力量，但是也大都以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结局而告终。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最终以主动着汉装、讲汉语、改汉姓、行汉俗而融入了汉族之中。契丹建立的辽朝、女真建立的金朝，都以中原王朝的规制实施“因俗而治”的统治，而且利用汉字的形态和笔画创制了契丹文、女真文。迁入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在元朝被视为汉人，最终也消融于汉文化之中。

这些王朝虽然没有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并非没有这个愿望而是能力不济，但是它们都载入了中国古代官修的王朝编年史（《二十四史》）。其他强势的政权，如吐蕃、西夏，同样与中原王朝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著名的西夏文也是模仿汉字形制和笔画创制的。利用汉字创制符合本民族语言表达习惯的文字，在南蛮之属的群体中也十分多见，如壮、瑶、苗、白、水等民族中的方块字。不仅如此，蒙古人的文字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借助回鹘文字母创制的，而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又利用吐蕃字母创制了方体字型的官方八思巴蒙古文。“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由此可见一斑。

蒙古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历史疆域最广阔的全国统一，吐蕃地区被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辖治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以辖制台湾。蒙古以武功争得天下，以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治理天下，巩固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虽然有上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痕迹，也有契丹建立都府、女真建立中都的基础，但是成为古代中国的国都则始于元朝，至今在北京市区的核心地带仍保留着元大都遗址。元朝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修建了贯通南北、直达首都的京杭大运河，设立了星罗棋布、通达全国的驿站，而且发展了海洋运输能力。交通运输的发展，也为西方人深入中国内地创造了条件，马可波罗（Marco Polo）能在中国四处游历即得益于这种条件。

13世纪的元朝，是西方传教士、商贾、工匠大量来到中国及其北部蒙古地区的时代，很多对中国的记录也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广为人知的马可波罗。他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17岁时随同父亲和叔父踏上了东方中国之旅。在历经千辛万苦的旅途后，他们终于进入中国的西域地区，并于1257年抵达了元大都，觐见了中国皇帝忽必烈。在此后的17年中，马可波罗的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这段奇特的经历记录在了他口授的《马可波罗行记》（又称《东方闻见录》）一书中。这是西方世界获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例如，有关元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和管理，马可波罗记述称：“此土番州是一个极大之州，居民自有其语言，并是偶像教徒”，他强调说“惟关涉土番者，君等应知其隶属大汗”。虽然今天西方学术界对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仍存争议，但是这部古代“根据原稿传抄传译的大约140种抄本”，当今“在世界上流传的120多种文字的刊本”，已足见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几乎与马可波罗来中国同期，出生于元大都的畏兀儿人列班·巴·扫马（Rabban Bar Cauma），以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的身份，开始了西行游历，并于1287年出使罗马教廷、法国和英国，他在欧陆的见闻经后人整理为《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传世。当时，西方国家派遣到中国的使者，也多为教士。元朝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促进了中国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兼容发展，也促使来自西亚、中亚、欧洲的各色人等留驻中国，元代统称的“色目人”多达几十种，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基督教系统的“也里可温”等都成为人口统计的口径，足见其数量之多，其中“回回”这一群体也成为后来中国回族的来源之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和扶持，不仅对吐蕃地区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北京的白塔寺即是由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主持建立的著名寺庙。

忽必烈时期依靠色目人不花剌、札马剌丁汇集天下“万方”的图集，包括了当时波斯等地的“回回图子”，以及通过福建沿海从事洋路贸易的“回回”人收集的海路地理信息。这一绘制元朝全图之举，不仅涵盖了元朝设治的疆域，而且包括了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的疆域。可以说，元朝打开的世界视野是前所未有的。其实，多着笔墨述说元朝的统一，不是为元朝的历史歌功颂德，而是为了说明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研究蒙古和元朝这段历史时，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坚守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这种“‘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将这个梦想变为了现实。元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宋、辽、金、夏的王朝分立、疆域割据的历史，而且其“领土之大，超过汉唐盛时，奠定了后来中国疆域的规模”，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在当代有关蒙古帝国和元朝历史的研究中，质疑元朝是否属于中国王朝的声音一直存在，特别是在美国的“新清史”学派声名鹊起之后，有关元朝历史“非中国”的观点也再度响起，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观点最为新近。他认为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在本质上是对“蒙古世界帝国”的改造，“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只是把中原王朝的体制做了“部分引进”，等等。事实上，忽必烈建立元朝，实行中原王朝的制度并非引进，而是顺应和适应。元朝虽然将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以彰显蒙古人的统治地位，但是在国家统治制度和治理方式上仍承袭中原王朝的规范（包括“因俗而治”），甚至蒙古草原地区也纳入了名义上与内地统一的行省之制。这种适应，是对中原王朝制度的接受，因此也必然维护了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

事实上，自窝阔台汗以后，蒙古帝国已经因汗位争夺而发生裂变。所以，元朝皇室作为蒙古帝国汗位继承的“正统”嫡系，并没有花气力去关心“蒙古世界帝国”的命运，而是在因袭中原王朝皇权的顺应中，逐步废弃了蒙古帝国汗位传承之根本——忽里勒台。除了维护纳入元朝统辖的岭北行省家乡故土，元朝皇室与分封建立、相互疏离的四大汗国之间，形成了维护蒙古汗位等同于维护大元皇权的激烈斗争。自元朝建立后，统治钦察、斡罗思地区的钦察汗国，走上了突厥—伊斯兰化的独立进程；受封统治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伊利汗国“自帝一方”，与元朝形成“同盟”关系；而位居中亚的窝阔台汗国，因挑战皇权汗位被元朝击溃；时服时叛的察合台汗国，或为宗藩进贡，或起兵挑战，最终陷入四分五裂。因此，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并非对“蒙古世界帝国”的改造，而是在蒙古汗位的“统一”转变为中原皇帝的“一统”过程中，解构了“蒙古世界帝国”。

作为“蒙古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统治钦察、斡罗思地区200多年的钦察汗国，不可否认是促成古代俄罗斯从公国林立、封建割据的分立局面，走向统一的外部动因之一。而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延续300年的王朝分立，并且将吐蕃地区纳入统治。“蒙古世界帝国”占领的疆土，随着元朝域外的汗国覆灭而回归异国他乡。元朝治下的疆域，却奠定了中国历史版图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杉山正明对明朝的“中华统一王朝”评价是客观的，即明朝的“‘中华’以大元汗国为镜，吸收了其他国家模式变身为‘巨大中华’，以至明清及民国、当代”。

在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历史过程中，新的统治者都要面对王朝的合法性及其对前朝法统继承性的问题，而且在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中也会出现争议和抗拒。元朝统一江南后，南宋遗民中就有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些精英，誓死效忠前朝旧主而不在元朝供职。如果说，这其中包括了视蒙古为“北狄”之属的“不共戴天”观念，那么元朝覆灭以后，除了一批留驻中原的蒙古、色目遗民坚守对元朝的忠诚外，一些著名的汉族知识分子也“皆不肯屈节仕宦”于明朝的现象，则反映了中国历史过程中的“王朝认同”。这些被载入史册的忠烈之士，并不因统治者是“夷”是“夏”而改变其信念和节操，而是以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坚守了对其所供职的中原王朝的效忠。这种政治文化的认同，产生了中国王朝后继者编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编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朱元璋虽然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建立了明王朝，但是却编修了《元史》，这就是中国古人承袭中原王朝法统地位的历史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