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方之民”共天下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这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因此，解读中国古代文明的绵延传承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多样性构成了统一性，“大一统”包容了多民族，无疑是“中国特色”的历史背景。在中国远古的历史中，文明发祥具有类型多样性、分布广泛性的特点。在当代中国的地理版图内，已发现的远古人类化石遗迹数以百计，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数以千计，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则数以万计。这些分布广泛的人类文明遗迹，反映了中华文明多源多流的历史格局。

从中国新石器时期各个文化系统的分布、交汇和传承情况来看，它们与早期人类群体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勾画出这样的脉络：在仰韶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龙山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华夏人群；在大汶口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东夷人群；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南蛮人群；在新乐下层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北狄人群；在马家窑文化和西部其他新石器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西戎人群。这就是先秦历史概括的“五方之民”。

在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中，“五方之民”共天下。其中“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华夏之属为“中间之国”或“中心之国”，位居四方的群体统称为“夷”，这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中心—边缘”观。据文献记载：“五方之民”各有特性，他们的资质才艺因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而相异，他们的饮食、衣着、民居、器物、工具各不相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不一样，“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相互之间的交往需要翻译。这段描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献对人类群体文化多样性最早的民族志记录。这些群体之间表现出的不同文化因素，正是古今中外识别不同人类群体最基本的要素。这类群体，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统称为“民族”。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是最基本的分类标准，称为“类族辨物”，即以“族”作为自然万物的分类口径，如水中的生物归为“水族”，鸟禽之属称为“羽族”，等等。对人类则区分为家族、氏族、宗族、部族和更加广义的民族。人类社会群体形式的发展，经历了由家庭扩展而成的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具有地缘联系的部落联盟、酋邦，诸侯林立的城邦国家，进而形成君主统治或皇权至上的帝国，这是人类社会群体形式和古代国家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

正如世界各民族都有远古祖先的神话传说一样，中国也有“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的历史记述。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国古代纪年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在夏、商、周的传承中，夏代一般被认为属于部落联盟的酋邦时期，商代以殷墟古城遗址、甲骨文和青铜礼器（鼎）而著称于世，周代的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则是以礼乐制度折服天下诸侯的时代，“周礼”成为统治权威合法性和人伦仪轨的制度标准。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之于诸侯“共主”的权威地位已被束之高阁，思想激荡、百家争鸣，各个强势的诸侯国开始争夺继承“周礼”的法统地位，最终形成七国争霸的局面。

在“周礼”的思想体系中，地处中原农业社会的华夏对周边“四夷”的天下共处之道，概括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意思是说以中原的文化礼仪教化四方，要入乡随俗；以中原的政令法律统一四方，要因地制宜。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思想。在实践中，“修其教”之“礼义”、“齐其政”之“刑禁”产生的正统观念，成为“夷夏之辨”的分类认同标准。遵循和维护“周礼”，“蛮夷”可变“华夏”，反之“华夏”也可视为“蛮夷”。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展现了中原“诸夏”争霸、“四夷”内化为“夏”的激烈互动过程。当时，所谓“周之同姓诸侯而克永世者，独有燕在焉”，而“吴、楚、秦、越皆蛮夷之国”。秦国即是吸收了西戎成分的诸侯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