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继承与转折：近现代中国的价值观建构

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它融合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种文化，并吸收了周边国家、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成果。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拥有一个充满生机的、开放的文化系统，在兼收并蓄其他文明成果方面，有着极大的灵活性和广阔的胸襟。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是整个东亚文明的文化导师，其文明的影响超越国界，惠及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因此，人们很容易以为华夏文明才算得上文明，至少是最高级的文明，或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由于持续处于东亚文明的中心，近现代以来，我们逐渐产生了故步自封的心理：兼收并蓄的灵活性逐渐让位于固守家业的心态，民族文化的创造力蜕变成唯我独尊的偏执。正像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的：“清朝的前二百年，整个地说，是中国内部和平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文化有了重大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个时期滋长了文化的和社会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文化心态，不把历史看成发展进步的过程，不把传统看成继往开来的起点，结果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整个19世纪，中国人对挟持现代工业文明的西方文化的挑战毫无准备。直到20世纪初，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加使得社会结构的沉浮和统治阶级的无能暴露无遗。

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肩负“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进行了见仁见智的多种求索，最终选择了符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许多曲折的探索，步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