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阎小骏教授始终孜孜不倦地在中国城乡开展极富开创性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这部著作，将阎教授在其多年田野工作中所积累的宝贵所得汇集成编——其中绝大多数成果曾以英文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并获得学界认可；此次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必当引起广大华文读者的浓厚兴趣。对于任何真切关心中国基层政治动力及其对政权稳定之影响的人士而言，本书都理应是必读书目。

阎小骏所从事的极富前沿性的田野工作，一开始便集中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共产党为吸纳具有潜在不稳定可能的新型社会群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将农村私营企业主擢拔为村党支部书记即是这些实践中的一例。这些企业家型村支书的教育背景和从商经验都使他们比传统一代的贫下中农干部更能适应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基层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及其组织平台——人民政协，则是另外一个例子。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政策协商提供了平台，亦为党和政府观察及有选择地吸纳社会精英提供了渠道。在过去近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历了深刻变迁，也因之而孕育出各种具备潜在政治威胁性的新社会力量。充分理解和准确评估中国共产党识别、吸纳与化解这些新社会力量的能力，实乃了解中国政权韧性之关键环节。

政权巩固性的另一个紧要环节自然需从国家机器自身中寻找。近年来，阎教授的研究视界逐步从政治吸纳转移到政治控制，其聚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了预先防范大学生和其他关键社会群体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而逐步建设起来的社会面管控机制。在大学校园方面，阎小骏的研究展示了诸如政治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社团管理以及敏感期管控等一系列重要措施如何有助于提高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政治稳定度。而在农村地区——亦如阎教授所解析的那样——地方维稳系统更是由干部考核机制、潜在社会矛盾识别和管控机制、社会纠纷调处机制，以及不同层级、不同辖区的党政部门相互密切配合协调而构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制度性网络。

阎小骏教授的新著在关涉中国共产党执政稳固性的一系列复杂而又相互重叠的关键问题上提供了广博而深刻的知见。在这方面，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西方政治学家当前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研究路径相当一致。尽管过去几代政治学家都曾试图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当下恐怕已经绝少再被提及（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印度与中国相似的人口和国土规模仍使学者们有兴趣对这两个亚洲大国的不同发展战略进行对比）。今天，无论是比较政治学学者还是中国政治专家都更可能将中国与其他过往或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威权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以寻求解答关于政权适应性和政权韧性（而非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的诸多疑问。当下，如何解释中国政治体制所呈现出的非同寻常的稳固性，已经日益引起西方政治学家的广泛兴趣。一些西方学者（如Sebastian Heilmann和Elizabeth J. Perry, Steven Levitsky和Lucan Way，以及Daniel Koss等）试图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革命战争经历来解释当前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另一些学者（如Bruce Dickson, Kellee Tsai和Teresa Wright等）则专注于新的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家群体，被成功吸纳进政治体制的不同方式和渠道；还有一些学者（如Andrew Nathan和David Shambaugh等）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灵活性和韧性提供了制度主义解释；亦有其他一些学者（如Wang Yuhua和Carl Minzer等）试图了解在2008年之后支撑中国安全体制的国家强制力量的运作机制。阎小骏的著作分别探究并充分确认了以上所有这些因素的重要意义。

本书揭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广泛的历史、制度和实践特征；毫无疑问，这些特质在维系中国政权超乎寻常的稳固性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我完全无意于否认或者轻视所有这些因素所发挥的极端重要的作用；但我还想就中国共产党治理的另外一个特征提醒大家的注意。我认为这个特质在支持中国政权稳固性方面亦扮演了主要角色，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创造性地运用从本国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来的各种象征性资源（symbolic resources）的高超能力。这种对象征性资源的娴熟运用使得整个政治体制在文化上与中国的民族主体形成共鸣。尽管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在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和胜利后完全从苏联引进的，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仍不断对之进行文化上的诠释和再诠释，以期令人感到这些制度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中国化”的。考虑到中国政治系统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根本不同，我们似乎可以把新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管理”实践看作是英国历史学家Eric Hobsbawm所称之为的“被创造的传统”。毕竟，无论怎样，政治局常委会不是军机处，而中共中央总书记更不是一位现代社会的皇帝。尤其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红色革命”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向旧中国的“封建”文化宣战。但即便如此，只要当下中国人民继续认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在文化意义上而言是令他们感到熟悉和内生的——而非从外国移植而来，公众对于政权的支持度就会大大巩固。这个情况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正好相反：在1989年，正是因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政权被人们视作是由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植而来，民众最终在文化和政治双重方向上开始疏离政府，而这些政权也因此未能逃过失败的命运。

新中国则始终致力于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最正当的继承者和保护者。尽管中国共产党曲折的革命历程往往使得其在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方面时或力有未逮，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理论家经常表示要从过去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养分以处理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这些重要的政治表态是不能被简单忽略的。毕竟，专制皇权治下的中国是世界史上生命力最为长久的威权主义政治体系；而皇权时代的中国显然为现代威权主义政权的韧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考经验。

历史学家们认为，中国的皇权政体得以长期存在的一个关键原因，即在于由儒家科举考试孕育而生的国家与学者群体之间强大的文化和制度联系。因此，当我们发现当下的中国共产党仍相当专注于通过国家赋予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利益来赢得大学学生和教授们的支持时，或许应无需感到惊讶。传统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地方缙绅的吸纳；与此相似，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岗位或者人民政协平台来拉近党和政府与地方社会精英之间距离的实践，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清楚认知到精英吸纳对于政权稳定的积极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把成功企业家吸收到党内的重要价值，也在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重新开启社会整合（societal cooptation）的实践提供了可能性——这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得以稳定传承两千多年的重要经验。

中国当前的经济放缓，再加上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也对未来的政权巩固性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新中国至今近七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与一些威权主义政权的生命周期相比较时——仍然显得十分夺目。事实是，与其他政权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往几十年间书写了经济和社会成就的辉煌纪录，这包括但不限于不断提高的识字率和人均预期寿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世界领先的交通基础设施等。这些成就令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固性显得更加引人注目。阎小骏的著作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辉煌成就背后的制度原因。他冷静而又清醒的分析源自在不同地理区域和行政层级所进行的极为深入和极富原创性的田野工作，为当前主流的政治韧性理论增加了新的实证证据和新的理论阐释。同时，他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政治吸纳（国家弹性）和政治控制（国家刚性）二元一体为标志的独特政治实践，定会促使和鼓励学界同仁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不限于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或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比较，亦包括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及实践之间的比较研究。

我非常高兴亦非常荣幸地早在阎小骏于哈佛大学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攻读博士学位时便已结识他。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非常清楚地感知到阎小骏所拥有的如刀锋一般锐利的思想，以及他对其祖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深刻关怀。这两方面的特质都得以在本书中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阎教授的作品将关于中国政治的第一手知识和世界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得以回答我们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在快速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保持了总体政治稳定？而对于任何一个若非如此巩固的政权来讲，这些深刻的经济与社会转型都将会是致命的。阎小骏教授给出的答案来自于他长年不懈的田野调查研究，应该受到中国内外任何关心这个国家政治前途的读者的高度重视。本书的出版将阎小骏教授里程碑式的论著以中文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正当其时，也必将裨益学界。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哈佛大学亨利·罗佐夫斯基政治学讲席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2016年11月于麻省坎布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