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治理阶层

西方研究学者对中国农村政治和地方精英阶层的学术关注迄今已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无论是传统的乡绅阶层、小康的地主或是后来由国家政权赋予其权力的革命化农村干部，亦无论朝代轮替还是政治革命，一个自传统上即由农村乡土社会自然萌生的政治精英阶层已持续治理中国乡村长达数千年的时间。然而，在中国从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如此史无前例又内涵深刻的变革究竟是如何影响或改变乡村社会既有的治理阶层和治理结构——特别是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作为21世纪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又是如何应对农村地区这种系统性的社会经济变局的？对于这些问题，之前的研究者提出了相互迥异甚至对立的研判。

理查·拉瑟姆（Richard Latham）早在1985年即指出，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不仅削弱了基层贫下中农出身的队、社干部一向拥有的特权及政治优势，更令他们在新的经济生活中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因此严重威胁到他们原本安稳的领导地位。倪志伟（Victor Nee）更提出所谓“市场转型理论”，阐释了相近的论点。他预言，脱离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将会大大增加农民创业的诱因与机会，而政治权力的分配亦将逐渐倾斜于在市场改革大潮中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并取得成功的致富能人阶层，而非那些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仅仅依赖于政治上根正苗红、对上级领导驯服听话而上位掌权的农村干部。简而言之，正如阎云翔所言，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即将在那些距离中央权力遥远的、处于政治边缘地位的地方和领域催生出完全新型的政治精英。

魏昂德（Andrew Walder）却提出相反观点。他在研究中国干部阶层于改革开放年代所经历的种种转变后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对党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基础所构成的影响微不足道。他指出，未有证据显示“农村政治精英因为市场经济所营造的机遇而舍弃他们已有的职位”；甚至断言“私营企业家是所有农村社会群体中最不可能成为干部的一群人”。以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而闻名的阿克斯·若纳-塔斯（Akos Rona-Tas）则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从时序上区分为“社会主义衰微期”（the erosion of socialism）和“社会主义转型期”（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尽管党的基层干部在“社会主义衰微期”所获得并享有的优势或许微乎其微，但这些最初的优势却能帮助他们在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转型期”——占据更巨大的资源优势，并迅速接管和控制私营经济部门，一跃成为后转型时期新的经济精英。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不少中国研究学者亦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时期，党的干部阶层在国家从上到下经济生活各个层面所持续发挥的影响力。这些学者亦都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转型既未摧毁中共基层干部的权力基础，亦未消除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深度干预。

究竟市场经济转型对于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区的基层组织产生了何种影响？无可否认，在21世纪，政治稳定和政权巩固的核心要素在于执政党能否顺应时代变化而不断改革创新，能否因应随经济社会变化而改变了的社会阶层结构，发挥体制弹性、扩大政权的组织边界，从而巩固政权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提升政治认受性。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而实现党的基层组织的“自我更新”，是其保持执政地位的重要环节，值得深入研究。

本章撷取华北庆县的私营企业主及其他致富能人在政治上成长为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历程，并将之作为一个截面，检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先富起来的新社会阶层得以进入中国共产党基层领导核心的政治及社会过程，并探讨这一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这些直接来自田野的第一手观察展示中国共产党作为“学习型政权”，其基层组织如何观察分析变动中的社会政治实践、调适自身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的各类致富能人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通过政治吸纳将这些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化为己用，进而将其整合进基层政权的既有治理结构，鼓励他们带领民众致富以及为农村社区服务，以期增强党在新时代的代表性、扩大执政基础和提高社会支持度，从而有效保证政权对基层农村社区的号召力，以及国家基本政治秩序在基层社会的安全。

基于笔者自2005年以来在华北庆县的田野调查，本章将以往学界对于中国新兴私营企业精英的政治研究扩展至乡村场域。现有的大多数政治学文献集中讨论城市的企业精英如何透过商会组织、政治协商机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或入党等不同渠道间接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然而，有别于已有文献，笔者在本章将考察农村私营企业主在中共基层组织如何获得主要领导岗位（如村党支书职务）。这反映中国农村的先富阶层或许拥有比城市私营企业主群体更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去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也反映中国共产党对于吸纳城乡私营企业主阶层而采取的不同方式和策略。

笔者的研究展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大变革年代保持农村地区的基本秩序平稳，归根结底在于执政党积极地鼓励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推行渐进改革，不断吸收新涌现的社会力量，以适应急速改变的社会经济环境。当然，党对致富能人的种种吸纳举措并不会令新兴经济精英自动及顺理成章地接管党的基层组织；在改革开放年代新涌现的农村经济精英政治权力增长的背后，乃是诸多力量交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既是根植于市场改革所驱动的结构转型，亦是由党跟随社会经济情势变化而调整适应方针所造就；此外，这些来源于乡土社会的致富能人与村民社区平日的各种互动，以及他们对农村社区的贡献与服务，也是推动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内生社区力量。以上各个组成的动力——特别是社区内生的基础性支持力量——在这个复杂多面的过程中均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