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弹性与刚性

在经济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并非历史的必然选项。从20世纪70年代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开始到21世纪初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或者始终处于极不稳定状态，或者深陷于稳定与不稳定状态交相出现的泥沼，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始终无法确立，政治稳定成为天方夜谭。在这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曾总结（和预言）的那样，第三世界国家政权更迭始终以浪潮形式出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1世纪初发生在中亚、北非等地的大规模、集群式街头政治运动等，都导致相关国家政权倾覆、政府崩溃、社会动荡。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如索马里、伊拉克等国，情况则是合法有效的政权无法建立，国家对社会处于失控状态，被西方学界称为“失败国家”。因此，在旧有阶层关系重构、新的利益诉求勃兴、社会价值体系转型、外部政治环境动荡的条件下，如何适应新的环境、稳妥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固，是21世纪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问题的中心议题。

在大时代中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挑战最具关键性。政权是否能够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精心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政策推进来应对这三方面的挑战，直接决定国家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否能够得到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否能够得到维系。在这三方面挑战中，首要的就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阶级阶层格局下，政权如何保持、扩大和更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支持和执政基础；第二，在不断活跃的社会力量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利益诉求下，政权如何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多的新旧社会力量有机融合进国家的治理结构之中；第三，则是因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局，政权如何管控好潜在的反对力量、不稳定因素和适当处理足以引起大规模、颠覆性社会运动的突发事件，以及在旧有的管理结构和控制办法逐渐不再适应时代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和重构新的治理体系，以延续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足够掌握度，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运行的和谐有序。这三大挑战，是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政治国家所需要应对和处理的中心问题。

本书通过深入观察和审视中国自21世纪以来在政权建设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方面的制度、办法和创新，所力图揭示的正是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中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案内容丰富，既有顶层设计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智慧；既有政权自身因应时代变化的自我革新与展拓，也有针对潜在破坏因素的甄别、预防与管控。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诗句所讲的那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国，但永远不会在守旧和故步自封中灭亡，只会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改革自身中日新。

总体而言，在这个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中国方案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前者，笔者称之为国家的“弹性”；后者，则称之为国家的“刚性”。中国得以在过往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根本经验就在于正确处理和适时调整国家弹性与刚性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权吸纳不断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式公共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交融，真正夯实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石。预防式管控，则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潜在挑战力量和潜在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4月谈到网络安全问题时曾指出的那样，“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正所谓‘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21世纪政权建设上对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在维护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实践中能始终做到“政治吸纳”与“预防式管控”双管齐下，最终得以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有效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这应当是“中国故事”里第二个奇迹的奥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