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概略

儒学发轫于孔子，但“儒”的出现却早得多。孔子是春秋晚期人，上溯经过西周，就是商朝，那时已经有了儒。

什么是儒？胡适先生说，儒是商民族的教士。教士是沟通神与人的中间角色。商朝的神主要分两类：一是上帝，一是祖先。相应地，教士也有两种：与上帝联系的叫巫，与祖先对话的叫儒。东汉学者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这样解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寥寥七个字，为儒定了性。教士是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而精神是软件，所以儒是以柔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孔子一向不喜欢兵战，见不得好勇斗狠，视其为“恶勇”，反对以强权压人的暴政，追求温和的仁政，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柔的注脚。这里的柔不等于顺，孔子也有着刚的一面，“知其不可而为之”式的执着就是勇，而且是大勇。

孔子主持过丧葬仪式，是所谓与祖先对话的人，而他的学说又强调包括丧葬制度在内的礼，所以他开创的学派就被称为儒家。

春秋和战国时期，儒学尽管是“显学”，风头在诸家学派中最为强盛，但并不得势，在当政者眼里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到了西汉时期，大一统天下的格局在汉武帝手中已经最后确立，经学博士董仲舒适时提出以儒学为正统的建议，由此开辟了“独尊儒术”的先河。这离孔子去世已经过去了大约350年。从此，儒学便由民间走上庙堂，在朝野均发挥着指导作用，逐渐成为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儒家的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分期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主要以历史朝代为顺序，另一种是以思想特点为区别。前者可称为多期说，后者为三期或四期说。

多期说一般将儒家思想分为：第一，先秦儒家，即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儒家；第二，两汉儒家；第三，魏晋儒家；第四，唐代儒家；第五，宋明儒家；第六，清代儒家。三期说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的观点，将儒学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先秦儒家的第一期；第二，宋明理学的第二期；第三，以当代学者熊十力、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第三期。不同观点提出四期说，即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为第一期，汉代儒家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未来为第四期。第四期应该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但又具有现当代特色。

下面我们就以三期说为线索，看一下儒学在各个时期的特点。

儒学第一期，代表人物是先秦的孔子和孟子。这是儒家的创立和传播期。儒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做人和如何治世，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前提则是“周礼”。周朝是一个以“礼”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朝代，它渗透到生活、政治以及宗教的方方面面。礼，通俗地说就是规矩，譬如，子女对父母怎样说话、怎样行礼、怎样照顾饮食起居，有着一套详尽规定，用以维持、巩固家庭内部关系。这些规矩就是子女对父母的礼。对这些具体规定进行提升、概括，就是“孝”的行为规范。孔子所做的就是对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进行梳理、完善，然后通过教育、言谈，将制度性的礼转化为思想上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克己复礼，表现在人生观上就是理想人格，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责任。

儒学第二期，代表人物为宋代的周敦颐、张载、程颢（hào）程颐兄弟、朱熹、陆九渊以及明代的王守仁。先秦儒家偏重于具体问题，是一种朴素的学说，理论形态不够丰满，与道家和佛家相比，理性思维尚显薄弱。为此隋唐时期的儒家开始了整合儒、佛、道三学的尝试。其后，佛学发展迅速，不同思想的相互激荡蔚为壮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宋代儒家继承了隋唐以来学术融合的潮流，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其根本标志就是突出理性精神，由此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并带动了中国文化的整体进步。其理论成果被称为宋明理学。由于它与先秦儒学在理论形态上不同，又被称为新儒学。

那么，宋明理学是如何突出理性精神的呢？其基本做法是从宇宙本体的大视野中为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神提供论证，构建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将人性、人心与宇宙本原统一起来，由此解决道德的根源性、合理性和永恒性问题。

儒学第三期，即当代儒学。可以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其思想旨趣又别具一格。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之一是“打倒孔家店”，把国民从儒家思想文化的沉重束缚下解放出来，而当代儒学的学者却主张尊孔崇儒，但同时也反对思想僵化。为区别传统，他们给自己的儒学前面加上一个“新”字，称为新儒学。新在哪里？从学术上说主要表现为思想渊源，宣称他们的思想不是回到孔子和孟子，而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遵循着由“内圣”到“外王”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在人心和人性的层面上使人格完善起来，从而构筑合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

宋明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它的“新”很大程度上来自对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吸收，从而使儒学呈现出理性思维的精神风貌。第三期儒学同样有这个特征。面对古老民族文化传统日见式微的现状和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入侵，面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们采取了吸收、改造、融合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态度。思想的吸收一定要有一个“主体”，它就像一个框架，用来整合各种思想材料。这个主体是儒学。

当代儒学的这个态度既开明又保守。说它开明，是因为对西方思想开放；说它保守，是因为以传统为根本，这与当时大多数人以西学为主体的思路大相径庭。但它的确是在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寻求据说更为平稳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儒学第三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就失之简单了，它同样是这场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只不过与主旋律不合拍罢了。

儒学第三期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又称东亚工业文明）的成功。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奇迹般地崛起，被一些人用来证明儒学在现代化中的价值。东亚工业文明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儒学的成功，尚需进一步证明，但儒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譬如强调民族精神，突出团队意识，倡导国家主导作用，鼓励守纪律以及吃苦耐劳的品质，等等，都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子。

从这个粗线条勾画可以看出，儒学既是一个前后继承的学派，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儒家经典有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四书之说。“经”是个借用词，来自织布，古人使用织机时用两种线，一是纵的方向的线，叫经线；一是横的方向的线，叫纬线。经线是不动的，纬线绕着经线穿插。用在著述上，“经”的意思就是不变的原则，说一部书是经典，就是承认它的长效指导地位。

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经》《春秋》。

再加上一部《乐经》就是六经，但这部经典早已失传，后人谁也没见过。六经其实是孔子办学用的基本教材。

后来，《礼经》被一分为三，分别命名为《仪礼》《周礼》和《礼记》;《春秋》也被一分为三，分别命名为《春秋公羊传》《春秋穀（ɡǔ）梁传》和《春秋左传》。五经中去掉《礼经》和《春秋》，加上两个一分为三，就是九经。

这九部经典加上先前的《论语》《孟子》，以及据说由孔子口述、弟子曾参执笔的《孝经》，再加上一部词典性质的著作《尔雅》，就是十三经。

朱熹曾为四部重要著作做注释，它们是相传曾参所著《大学》、相传孔子的孙子孔伋（jí，即子思）所著《中庸》，以及《论语》《孟子》，统称《四书章句集注》。后来这四部著作就被称为“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