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综述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及其先民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留下了大量的档案及档案史料。少数民族档案是我国国家档案全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实记载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发展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情况，是促进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凭证和依据。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档案学界开始了对少数民族档案的关注；80年代后期研究有了较大进展；90年代探讨得也较热烈，但近年来趋于平淡。虽然对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有的问题重视不够，或为研究视野所限，极大地限制了少数民族档案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本文主要就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概况作一综述，提出促进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一些建议，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档案的理论研究及其管理实践工作。
一 少数民族档案基本概念的探讨
对少数民族档案基本概念的研究，主要缘起于1960年8月国家档案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少数民族档案”的概念，但对其内涵和外延并未明确。1987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在昆明举行“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会上有些学者提交论文对“少数民族档案”的定义进行了探索，但论见歧出。之后，有很多学者发表文章进行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是看法不一。
以杨中一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应从少数民族档案所反映内容的角度来表述少数民族档案的定义，凡属于反映少数民族问题内容的档案，无论什么形成单位，无论什么载体形式、书写方式，都应视为少数民族档案。[1]这比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凡是以少数民族文字符号等方式记录和反映的本民族自身历史所形成的档案才是少数民族档案，即以民族文字作为划分标准”[2]的观点更为客观。此外，张鑫昌教授等人认为，少数民族档案应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少数民族档案即以某少数民族文字符号等方式记录和反映本民族自身历史和现状的原始记录。广义的少数民族档案则是各个时代的一切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关于各少数民族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符号的原始记录。[3]有学者从档案形成者的角度提出了少数民族档案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团体和某些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并作为历史记录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各种载体的材料。[4]还有学者从档案属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少数民族档案是指历代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反映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方面情况的文字、图表、声像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5]
综合来看，虽然众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其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是否以其记录文字来进行界定，是否以其内容或以其来源作为界定的标准。从理论联系实践的角度，我们认为，主张以书写文字来划分少数民族档案的观点是不全面的；而从少数民族档案的来源即其形成者的角度来进行界定有以偏概全之嫌，也是不够客观的。因此，我们主张从其内容来进行界定较为符合实际。在表述少数民族档案的定义时，我们既要从其来源出发，又必须从档案的属性（原始记录性）及少数民族档案的特性（民族性）出发，结合其所反映之内容来进行研究。所以，综合来看，张鑫昌教授等人广、狭义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而事实上后来许多研究少数民族档案的学者基本上均赞同这种观点，并加以展开。
二 少数民族档案学的构建
把少数民族档案学作为档案学分支学科进行构建和研究的做法，是由云南大学张鑫昌教授等学者提出来的。在《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载《思想战线》1988年第1期）、《关于民族档案学的几个问题》（载尤中、方铁：《西南民族史研究·1987》，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张鑫昌、郑文、张昌山等诸位学者依据档案学的理论、原则，结合少数民族档案及其工作的特性，对我国少数民族档案学学科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构想，明确了少数民族档案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民族档案学概论、民族档案史、民族文书、民族档案管理、民族档案文献编纂、民族档案保护技术、比较民族档案学等分支学科，并确立了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学的方法论体系，对整个民族档案学的构建作了首次系统、全面的规划和研究，为我国少数民族档案学的建立构建了基本框架。后来的学者们对此学科的构建不断发表文章进行探讨，龙和铭的《从民族档案的历史形成与应用看建立民族档案学的必要性》]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谢正禄的《关于民族档案学的探讨》[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在赞同上述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民族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还应包括民族秘书学、民族科技档案管理学、民族档案与计算机及民族档案心理学，这为民族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少数民族档案学学科构建的探讨和实践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停顿，学科建设滞后不前，现已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档案工作。对此，陈子丹教授已在《民族档案学形成与发展刍议》（载《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4期）、《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两文中作了总结。
三 少数民族档案管理探究
整体而言，档案学界对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征）集、保护、编研、利用等环节的探讨上，并且大多是一些简单的经验介绍，没有系统的总结和归纳。如李向辉《思茅地区收（征）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史料的现状及做法》[6]，卢嘉壁、李洪波《加强彝文档案的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对楚雄州彝文档案情况的调查》[7]，金保荣《对收（征）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再认识》[8]，赵昆红《做好少数民族档案的征收工作》[9]，陈子丹《对少数民族金石档案收集的思考》[10]，杨云波《浅谈民族特色档案的收集》[11]，陈玲《浅谈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利用》[12]，李燕兰、李莉《迪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收集与抢救》[13]，华林《西南少数民族石刻历史档案的现状与保护研究》[14]《论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技术保护》[15]《云南民间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流失及其保护对策研究》[16]，郑荃、陈子丹《云南藏文历史档案及其开发利用》[17]，陈子丹、谢菲《对少数民族档案编研的几点思考》[18]，等等。从上述论文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所针对的问题较为具体，大部分是针对管理少数民族档案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一些做法，均是对少数民族档案管理环节而展开的讨论，这为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管理学的建立提供了具体的实例和一些经验。从检索的结果来看，实践的范围还比较狭窄、零散，代表性不强。从理论探讨而言，档案管理者对少数民族档案管理的整体系统环节的研究不多见。
直接以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管理作为一门专门科学进行相对全面、综合研究的成果目前只有一部——华林《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是一部专门探讨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起源、发展、形制、构成、类别、分布、价值特点以及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护和开发利用的专著，对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管理学的创建和研究具有开创之功。
四 各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概况
我们知道，少数民族档案是少数民族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是我们认识过去、把握现在、规划未来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对少数民族档案的科学研究是档案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和任务，也是一项高水平的工作。档案学界的专家、学者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这对少数民族档案的深入研究和民族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总体而言，对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相对系统、全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云南地区。中国档案学会《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可以说是首次对各地所存民族档案的一次普查和评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是杨中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是研究我国西南及其他地区少数民族档案的第一本专著。此外，华林《西南彝族历史档案》（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傣族历史档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藏文历史档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子丹《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等，是学者们多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表明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傣族、藏族等民族的历史档案、金石档案已形成了系统、完整的论述，为其他少数民族档案的系统研究作出了示范和榜样，同时也充实着民族档案学的内涵。除了出版专著外，更多的专家、学者则是通过发表论文深入探讨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相关问题。如华林《傣文历史谱牒档案研究》[19]《彝文历史谱牒档案探析》[20]《壮族原生历史档案略述》[21]《珍贵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22]，陈子丹《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概述》[23]《贝叶档案散论》[24]《纳西族档案史料研究》[25]《白族档案史料研究》[26]，杨艺《白族古代文字档案史料研究》[27]《现存白族谱牒档案述评》[28]《论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的源头》[29]，唐永海《迪庆藏文档案的价值及意义》[30]，巫咏红《民族档案之瑰宝——傣族贝叶档案》[31]，谭莉莉《珍贵的纳西族东巴经历史档案》[32]，张应钦、龙岗《傣文、纳西东巴文、彝文档案史料概述（一）（二）》[33]，等等。这些论文可以说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档案史料，不同载体形式——金石档案、贝叶档案，不同内容——谱牒档案、文书档案等等，对少数民族档案深入研究的代表作和结晶，为我们了解少数民族档案的形成、内容、价值提供了专业的指导。
五 几点想法
纵观以上学者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概况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对少数民族档案概念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现实的研究和管理实践中，大部分的档案管理者和学者都基本上遵循着广、狭义少数民族档案的含义进行相应的工作，但在其他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而明确这一点对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和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第一，少数民族档案学科体系的建设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发展要求。少数民族档案学自20世纪提出后，其理论体系建设和实践论证仍处于滞后状态。虽然有了百余篇相关研究文章和几部专著，但与构建少数民族档案学学科体系还相距甚远；虽然云南大学档案学专业开设了民族档案学、民族历史档案整理与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研究方向，但对少数民族档案学的完善也还远远不够。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契机下，民族档案学更应该有自己的一片独特天空，应该在有关高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档案学专业下，普遍设立少数民族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向，加大师资的投入，为更好地收（征）集、保护、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档案服务，为促进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第二，研究水平不平衡。从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彝族、傣族、白族、纳西族的历史档案及档案史料，而其他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研究力量而言，云南地区的研究力量相对较强，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省区的研究则较少，这极不利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及全国档案工作的整体发展。这种状况必须要引起有关部门特别是民族地区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要把少数民族档案的管理与研究作为当地档案部门的一个重点工作，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考核制度；必须要明确，保护少数民族档案这一特殊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档案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理论研究成果还不能完全应用到管理实践工作中，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有一定程度的脱节。从上述成果来看，大部分少数民族档案管理环节方面的论文为档案管理者所写；而较深层次的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论著基本上为高校档案研究者所著，其成果大部分还未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这两种状况割裂发展的结果是各自为政，导致理论与实践一定程度的脱节。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少数民族档案管理者在具体实践中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而高校研究者则要加强调查研究，与档案管理者不断接触、探讨，共同解决少数民族档案管理与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力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使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管理向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也才能促进相应的理论研究。
第四，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及档案史料的研究，对现行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略显不足。由于学科背景的关系，绝大多数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档案史料方面。关于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研究，华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研究述评》（载《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5期）已作了简要总结。但对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研究也不能只停留在研究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而这方面明显做得不够。在今后对少数民族档案的科学管理实践中，要既重视收（征）集、保护的探讨，又要注重其开发利用、编研。关于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研研究，陈子丹教授已作了初步尝试，写出了专著《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待出版）。该书回顾了我国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内容、步骤和方法，并对古今中外编纂公布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实践经验及其丰硕成果作了概括性总结和介绍。但另一方面，大部分的研究者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或档案史料，而对现行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不够重视。
第五，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管理和研究。近年来口述档案虽然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关注得还不多。王治能在《论收集无文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载《档案学研究》1997年第2期）、陈子丹在《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浅论》（载《云南档案》2004年第2期）中，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及云南省一些档案部门的做法作了介绍，这是值得有关部门借鉴的。特别是随着熟悉掌故的少数民族高龄老人的逐渐逝去，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会随之而去。因此，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争取收集尽可能多的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为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杨中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2]《让少数民族档案的花朵盛开——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裴桐在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档案学研究》1987年第1期。
[3]张鑫昌、郑文、张昌山：《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思想战线》1988年第1期。
[4]《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5]梅先辉：《论少数民族档案的定义》，《档案学研究》1992年第2期。
[6]李向辉：《思茅地区收（征）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史料的现状及做法》，《云南档案》1990年第5期。
[7]卢嘉壁、李洪波：《加强彝文档案的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对楚雄州彝文档案情况的调查》，《云南档案》1995年第3期。
[8]金保荣：《对收（征）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再认识》，《云南档案》1996年第2期。
[9]赵昆红：《做好少数民族档案的征收工作》，《云南档案》1998年第5期。
[10]陈子丹：《对少数民族金石档案收集的思考》，《民族工作》1997年第1期。
[11]杨云波：《浅谈民族特色档案的收集》，《云南档案》1999年第3期。
[12]陈玲：《浅谈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利用》，《云南档案》2003年第2期。
[13]李燕兰、李莉：《迪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收集与抢救》，《云南档案》2003年第5期。
[14]华林：《西南少数民族石刻历史档案的现状与保护研究》，《思想战线》2003年第2期。
[15]华林：《论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技术保护》，《档案学研究》2006年第2期。
[16]华林：《云南民间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流失及其保护对策研究》，《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4期。
[17]郑荃、陈子丹：《云南藏文历史档案及其开发利用》，《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1期。
[18]陈子丹、谢菲：《对少数民族档案编研的几点思考》，《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5期。
[19]华林：《傣文历史谱牒档案研究》，《思想战线》1996年第4期。
[20]华林：《彝文历史谱牒档案探析》，《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
[21]华林：《壮族原生历史档案略述》，《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22]华林：《珍贵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4期。
[23]陈子丹：《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概述》，《云南档案》1994年第3期。
[24]陈子丹：《贝叶档案散论》，《思想战线》1996年第1期。
[25]陈子丹：《纳西族档案史料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26]陈子丹：《白族档案史料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7]杨艺：《白族古代文字档案史料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28]杨艺：《现存白族谱牒档案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29]杨毅：《论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的源头》，《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30]唐永海：《迪庆藏文档案的价值及意义》，《云南档案》2001年第4期。
[31]巫咏红：《民族档案之瑰宝——傣族贝叶档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2]谭莉莉：《珍贵的纳西族东巴经历史档案》，《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期。
[33]张应钦、龙岗：《傣文、纳西东巴文、彝文档案史料概述（一）（二）》，《云南档案》2000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