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供应链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以钢铁贸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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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一 理论背景

国际贸易是人类进入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以后出现的经济交往活动。这种经济交往活动使世界不同国家的人群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按照一定的模式加以运行的机制。国际贸易理论要对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给予明确的答案。佟家栋、周申:《国际贸易学——理论与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随着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国际贸易理论,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丹尼斯·阿普尔亚德、艾尔佛雷德·菲尔德:《国际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杨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1页。 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国际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吴易风:《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产品内贸易理论未提出新的贸易动因,本书视为一种理论补充。,分别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以赫克歇尔和俄林(Heckscher and Bertil Ohlin)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以梅利茨(M. J. 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是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绝对优势理论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776, pp. 365-377.,认为每个国家都应当生产自己占绝对优势的产品并与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行交换。1817年,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和税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理论Ricardo David,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Gaernsey Press, 1817, pp. 173-198.,认为在任何产品上均有优势的一国专门生产其相对优势最大的产品,而另一国生产相对劣势较小的产品。比较优势学说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称该理论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古典贸易理论的“古典”之处在于其分析模型是古典模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

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是要素禀赋理论。1933年,师承赫克歇尔的俄林(Ohlin)在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中提出要素禀赋理论Ohlin, Bertil G.,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e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 243-269.,提出如两国要素存量的比率不同,即使两国资本、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完全相同,也会产生贸易。他认为国际贸易以要素丰裕度不同为基础,各国都应生产其要素相对充裕的产品并出口,进口其要素相对稀缺的产品,同时还隐约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思想,使分配问题首次受到关注。1941年,萨缪尔森实证了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Samuelson, Paul A., “International Tad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Economic Journal, Vol. 230, No.58,1948.新古典理论特征在于,一方面还是分析完全竞争市场,继承“古典”之风,沿用古典模型;另一方面,“新”在该理论的研究角度从交换转移成生产,即解释外生技术差距的原因。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联名发表的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是新贸易理论的基石。他们认为Dixit, A. and Stiglitz, J.,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 No.5,1977.,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两国同样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进行分工,开展贸易。市场结构是规模经济的中心问题,基于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和古诺双头垄断三种不同的市场形态,形成引发贸易的不同原因,构成新贸易理论的三个主要方向。保罗·萨缪尔森在三个方向都有深入研究,是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外部规模经济产生于共同生产要素的相互使用;构建PP—ZZ模型分析源于内部规模经济的贸易;与布兰德(Brander)共同提出相互倾销模型,解释古诺垄断导致的国际贸易。新贸易理论之“新”在于,其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全新的假设之上。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是内生性贸易理论。1992年,杨小凯在《分工和产品多样化》中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经济学》2001年第1期。,放弃了DS模型的分析框架,采用超边际分析法,引入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一且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基于专业化与交易费用的讨论,建立内生性贸易理论。他认为,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改进,劳动分工会发展,内生比较利益会随着分工的发展不断被创造和增进,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杨小凯认为,上述逻辑也是斯密关于不同专业之间生产率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观点的正式表述。由些可知,一方面内生性贸易理论的观点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思想,另一方面该理论引入超边际分析的新工具,故此称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构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微观基础,其中的代表性理论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 -Firms Trade)。2002年M. J.梅利茨在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中指出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 No.6,2003.,企业生产率差异是企业异质性的主要体现,将企业异质性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认为企业的异质性是企业选择是否参与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并证实国际贸易会产生再分配效应(行业平均生产率提升)和自选择效应(企业优胜劣汰)。另外,安特拉斯(Antras)也探讨了企业的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边界,进而影响企业内部一体化和外部一体化战略的实施。Antras, P.,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11,2003, pp. 1375-1418.由此可知,新新贸易理论比新贸易理论之“新”体现于:该理论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之上,又引入企业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已成为现阶段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热点。

二 现实背景

钢铁材料是人类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最重要的结构材料和产量最大的功能材料,是人类社会进步所依赖的重要物质基础。钢铁工业是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燃料动力、化学工业、建筑业、宇航和军工,以及交通运输业、农业等部门提供原材料和钢铁产品的重要的基础工业。在世界上,不论是工业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发展钢铁工业,因为它是国家工业化的支柱。没有强大的钢铁工业,要实现工业化的社会是困难的。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钢铁工业发展程度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中国,钢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提升。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之后继续增长,1997—2000年粗钢产量每年平均增长6.1%。这4年的增长率虽不高,但在超亿吨高基数上增长的绝对量很大。在1953—1978年的26年间,粗钢产量从135万吨增加到3100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2.9%,每年增加粗钢117万吨。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钢产量达到1亿吨的1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幅度缩小到6.6%,每年增加的粗钢产量增大到380万吨。从粗钢产量超过1亿吨到2000年的1.28亿吨,年均增长幅度进一步缩小到6.1%,但每年增加的粗钢产量却增大到680万吨。

2000年以后,中国钢铁产量增幅惊人。2001年,粗钢增加量2200万吨,超过当年粗钢产量排世界第11位的法国全年总产量。2002—2004年各年分别增加粗钢产量3100万吨、4000万吨、5000万吨,依次超过当年第8名巴西、第7名乌克兰、第5名韩国的全年总产量。2005年粗钢增加量8300万吨,超过第4名俄罗斯的全年总产量。2006年超4.2亿吨,钢铁产量超过除中国以外世界钢铁产量前五位的日、美、俄、印、韩五国钢铁产量总和,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2007—2009年,粗钢产量分别为4.8亿吨、5.1亿吨和5.7亿吨,稳居全球第一产钢大国地位。至2013年,生产粗钢近7.8亿吨,占全球48.5%,如图1-1所示,中国已是世界钢铁生产中心。

图1-1 1978—2013年中国粗钢产量和产量占世界比重

在钢材产量大幅提升的同时,中国钢铁贸易快速增长。从2000年开始,中国钢材进出口贸易量也迅速增长,全年出口钢材1115万吨、进口2090万吨,贸易总量达到3205万吨,而全球钢材贸易总额为6.04亿吨(进口和出口),中国钢材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5.3%的份额。2001—2003年,钢材贸易持续扩大,钢材贸易总量达到5140万吨,钢材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重稳步上升,三年分别为5.5%、5.7%和7.7%,进入世界钢铁贸易大国的行列。2004年,钢材贸易总量占全球比重稍有下降,为7.3%,但贸易总量仍然保持上升的势头,实现5330万吨。2005—2007年,中国钢材贸易进入快速扩张期,贸易总量连年大幅提升,分别为5470万吨、7080万吨和8350万吨,贸易总量占全球比重也是一路攀升,从7.4%上升到8.5%,直至峰值的9.4%。2008—2009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国外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钢材贸易总量下滑至4630万吨,尚不及2003年的水平,钢材贸易占全球比重滑落至7.1%。2010年,全球经济出现复苏,中国钢材贸易总量回升至5890万吨,占全球贸易总量的7.6%。至2012年,中国钢材贸易总量达6894万吨,占全球贸易比重的8.4%。可见,中国钢材贸易总量占全球比重基本维持在7%以上,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贸易大国。

同时,中国钢材出口量不断上升,逐渐从钢材净进口国转变为钢材净出口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是钢材净进口国(1962年和1963年为净出口),就在199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的当年,中国净进口钢材1176万吨。2000年以来,中国净进口钢材数量逐渐上升,当年净进口钢材980万吨。2003年,由于汽车、房地产及其相关原材料产业的全面扩张,投资需求高涨,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投资品变得紧缺,进口钢材大量增加,达4320万吨,净进口达到峰值的3500万吨。随着中国钢铁产能的不断提升,2005年,我国钢材净进口局面得以改变,实现净出口钢材约10万吨,数量虽然不多,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堪称中国钢铁贸易的拐点。2006年,中国出口钢材5170万吨,净出口3260万吨,出口钢材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2.4%; 2007年,出口总量继续攀升至6635万吨,净出口4917万吨,出口钢材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4.9%; 2008年,出口总量虽有所回落,但仍出口钢材5630万吨,净出口4068万吨,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2.9%,中国正逐步迈入钢铁出口大国的行列。2009年,受制于金融危机,钢材出口困难重重,全年净出口钢材只有161万吨,但出口总量仍占全球7.3%,是全球钢材第四大出口国。2010年,钢材出口回暖,共出口钢材4164万吨,净出口2446万吨,出口总量占全球的10.7%,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国。2011年,中国出口钢材4789万吨,占全球出口份额的11.6%,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2年,中国出口5479万吨,占全球出口份额的13.3%,净出口额增至4063万吨。至2013年上半年,中国已经出口钢材3069万吨,超过2012年出口量的一半。可见,中国钢材出口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不断提高,尤其近年都保持在10%以上,跻身全球钢铁出口大国行列,如图1-2所示。

图1-2 2000—2012年钢材出口量、净出口量和全球出口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