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思潮向解构主义的转变，文学阅读与批评也由有机统一的意义结构研究向多样化、零散化的意义阐释方向发展。结构主义主将之一的罗兰·巴特以“作者之死”的宣言成为解构主义的先锋，“作者之死”思想在消解作者意图的权威的同时隐匿了“正读”的堂皇存在，读者阐释的自由得到了极大张扬，巴特本人的批评实践在文本的狂欢中充分证明了“误读”的可行性。与此同时，随着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传到美国，美国文学批评界以耶鲁学派为阵营掀起了解构思潮，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文学阐释的无限多样性受到重视，“误读”作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术语脱颖而出。“误读”作为一种口号和宣言最先由布鲁姆提出，他把“误读”看作作家主体克服“影响的焦虑”的策略，而后扩大到阅读领域，赋予“误读”合法地位；德·曼、德里达、米勒等人则从语言修辞的角度，把“误读”作为一种解构式的修辞性阅读来倡导，鲜明体现出这一流派的意义观和文学观；之后，德里达与米勒共同推动着误读理论向文化批评方向的转向，“误读”作为一种方法论逐步渗透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发生，究其思想渊源，首先，离不开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伽达默尔打破传统阐释学的作者中心论，开辟了尊重读者阐释自由的现代阐释学，使多样性的阅读方式取得合法性；其次，尼采、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成为文学误读理论的哲学基础。在文学研究领域，20世纪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与解构主义文学误读理论的语言修辞研究有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英美新批评的形式研究、细读方法和含混理论，都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因此，解构主义思潮中的文学误读理论，是20世纪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思想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