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杜威的技术哲学的前溯：概念—命题理论

杜威的技术哲学的前溯在与认知的身体比喻的基础的相关研究领域中也很明显。例如，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2007年的著作《身体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Body）中证明了，当一些美学和逻辑方法在杜威的工作中相互交织时，会对一些语言上的英美分析哲学的基本假设产生重大影响。以杜威的《经验与自然》和《作为经验的艺术》为基础，约翰逊反对由哲学家蒯因（Quine）、塞尔（Searle）、戴维森（Davidson）、富多（Fodor）和罗蒂（Rorty）等人提出的所谓“意义的概念—命题理论”。正如我们所知，他们所持的共同观点是：“句子或话语（以及我们用于造句的词语）各有各的意义。句子通过表达命题而获得意义，这些命题是意义和思想的基本单元。”而且，“根据这些客观的语义，既不是语法规则，也不是逻辑联系，甚至也不是命题本身，与人的身体有内在的关系”。

约翰逊当然不持这种观点。他用于替换这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的候选观点具有经验上的显而易见的特性，并得到优美的陈述：“如果婴儿在学习事物和事件的意义，如果婴儿尚未形成命题，那么，意义和理解就必须涉及远比创造和理解命题及与之相应的话语更多的东西……意义在模式、影像、品质、感受并最终在概念和命题中得以交流”。把约翰逊的观点与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所做的论述加以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每一种思想和意义都可以向下寻找到某种有机的吸收或剔除行为，或放弃，或破坏，或照顾，或发信号或回应。它起源于生物行为的某种确定的行动；我们的身体为心灵行为命名，像明白、领会、搜索、确认、穷酸、摒除、理解、感动等，情感不仅仅是 ‘隐喻’”（LW.1.221）。考虑到约翰逊所谓的“意义的概念—命题理论”的持续主导地位，考虑到杜威和约翰逊提出的替代方案的相当大的哲学涵义，我会提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杜威技术哲学的前溯为语言哲学的重建提供了几乎是取之不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