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追寻杜威思想影响的路径
关于杜威思想影响问题，哲学史家和理智史的研究者们可能给出如下的回答：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杜威在哲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更不了解杜威对美国实用主义及教育哲学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对杜威的观念与皮尔士、詹姆士、米德、亚当斯及其他一些人的观念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尤其是对杜威与很多女性教师和校长的观念的关系的考察，将会让我们有希望拓宽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理解。正如杜威自己所言，那些人既是他的合作者，也是他灵感的来源。
在这些方面，比如，对杜威和威廉詹姆士之间相互影响的路径问题，我们还根本谈不上清晰。由于杜威并不特别热衷于保存自己的来往信件，已知现存的詹姆士和杜威之间的通信一共只有26封。但我们确实知道，当詹姆士于1890年出版《心理学原理》时，杜威在一年间就吸纳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而且我们还知道，时年31岁的杜威毫不胆怯地写信给詹姆士，指出他著作中的某些特质。在一封值得注意的信件中，杜威写道：“在第369页中，您实际上陷入了 ‘心理学家谬误’的圈套。”
尽管如此，杜威还是受到了詹姆士的很大影响，以至于他立刻在密歇根大学开设了两学期的课程来研究《心理学原理》。我认为，杜威和詹姆士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路径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至于杜威与皮尔士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此有所留意，我们可能在杜威的工作中找到一些零散的“三”的组合，这些与皮尔士的观点极为相像。例如，杜威在《经验与自然》第九章中对艺术品的讨论就非常好。他认为当今所谓的艺术品已经不再是艺术品，因为它们最后已经沦为某些非审美目的的工具。第一，某些作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只不过是自我表现。第二，其他的艺术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对艺术世界中现存的艺术品反应甚小。第三，还有一些艺术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不过是商业或政治商业化的展品。这不正是将假定的艺术品的失败进一步阐释为（1）不考虑与其他艺术品关系的定性表达；（2）对另外艺术品的全盘反应；（3）一个不相关的第三个成分——艺术家与他（她）的材料和他（她）的受众之间的成分——的浸入吗？这一点不正像是杜威对皮尔士的范畴所做的回应吗？至于米德，更简要地说，实际上极有可能但仍存在争论的是：杜威借鉴了这位好朋友对自我的形成的处理。简·亚当斯也进入我们的视野了。杜威给夫人爱丽丝的信充分证明了他在关于伟大的社会意义问题上受益于亚当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杜威与他的老师们的关系。“杜威的老师们”一词当然很含糊：与杜威共事过的老师有好几位，也有不少让他受益颇多。
对于那些更有兴趣通过哲学取向来研究杜威思想的预见性和影响的人们来说，他们应该通过考察杜威对其同时代的年轻人的某些见解的预见来讨论杜威思想的相关性问题。例如，这些年轻人包括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都比杜威年轻30岁。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916年，杜威已经在他的《实验逻辑论文集》和《民主与教育》中提出了关于技术和工具使用的想法，这比海德格尔提出的“Vorhandenheit”（现成在手状态）和“Zuhandenheit”（上手状态）至少早了十年。在他1893年的文章《必要性的迷信》中，杜威提出存在的必要性仅仅只是个“迷信”，这早于维特根斯坦1921年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相关观点。维特根斯坦后来应当给这个见解本身写个德文的版本：“Der Glaube an den Kausalnexus is der Aberglaube（对因果联系的信仰是迷信）。”当然，杜威同样也预言了《哲学研究》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当时，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语言是工具，他拒斥私人预言，抵制语言“图式论”。
我几乎不用怀疑，对于听众来说，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我在这里强调它们，只是因为人们对实用主义奠基人所实际倡导的和所完成的事情仍然存在着相当的混乱。下面是安东尼·高特理勃（Anthony Gottlieb）给卡林·罗马诺（Carlin Romano）的著作《美国哲学》所写的书评，该书评刊登在2012年7月1日《纽约时报》书评栏目的头版中：“在实用主义看来，理论的优劣要取决于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不是根据它们所描述的世界的准确性来加以判断。这种想法的最终命运被一个伟大的美国哲学家悉尼·摩根拜斯（Sidney Morgenbesser）表达出来了。摩根拜斯说，这个想法在理论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无法起作用。他的意思是，实用主义听起来像是个好方法，但当你就究其实质，它要么是浅薄的，要么缺乏连续性。”他继续写道：“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存在着薄弱的方面，它通过我们如何使用概念来研究概念的意义。但这个观念的所有权主要是维特根斯坦的……”
我在这里不能列举出高特理勃书评中所有的错误，我只能建议，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只有这样，杜威对技术性哲学的贡献才能被更广泛地知晓（包括他至少预言了20年后维特根斯坦转向语言的工具观点这个事实，以及这个理论几乎不是维特根斯坦的“特质”这个事实），历史的精确性在评论和期刊中才能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