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产国际与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

一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一）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

1．“第三时期”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1923年以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并且纷繁多变。就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而言，欧洲各国革命被镇压后，从1924年起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开始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危机，努力克服在生产、贸易和财政方面的混乱状态，工业生产也逐渐得到恢复并达到战前水平，这一切就使得资本主义阵营在短期内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巩固。此外，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还出现了资产阶级左派分子上台执政的情况，如英国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法国的左翼联盟政府等。这些政府上台后，极力用和平、民主、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华丽辞藻来掩盖其帝国主义政策，从而使得整个西欧弥漫着民主与和平的幻想。

与此同时，欧洲的工人运动却处于低潮，共产国际和各国党的处境异常艰难。他们不仅遭到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党人从外部的围攻，而且还遇到党内各种派别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如在德国，出现了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右派领导集团以及马斯洛夫、费舍左派领导集团；在法国，则形成了苏瓦林、罗斯梅、洛利欧的党内右派集团。这些都增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这些都说明，此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暂时不能凭借武力或者其他手段来颠覆和扼杀苏维埃国家，而苏联也不能盼望依靠世界革命或者欧洲革命来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

然而共产国际六大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却认为：

世界帝国主义的大厦正受到四面八方的冲击，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也受到动摇，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千百万殖民地人民的起义，宗主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最后是由于作为世界革命运动领导力量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而造成的。为了对付这个革命，帝国主义正在动员一切力量，远征殖民地，新的世界大战和反苏运动现在都提到帝国主义的日程上来了。

即“第三时期”理论，它标志着共产国际创建八年来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2．“第三时期”理论的正式提出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大会对国际形势作了新的估量，对其策略方针作了全面的调整，从而把“左”倾教条主义推向了高峰。新策略方针的核心就是“第三时期”理论。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所作的报告中，宣称世界形势已进入战后“第三时期”。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陷入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时期，这一时期在1921年达到顶峰。第二个时期是从1923年至1928年，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复兴”时期，同时又是苏联迅速恢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重大成就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则是1928年以后，是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为：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特别急剧地尖锐化了”，“这个时期加剧了各种国际矛盾”，“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促进了殖民地运动的开展”。“因此，这个时期必然要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当今的时代特征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所以必将发生“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伟大的阶级斗争”。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正面临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各国人民直接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

由此可见，“第三时期”理论，就是关于世界开始进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理论。显然，这是对世界革命形势一种超前的过高的过“左”的估计。

3．“第三时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又进一步阐述了“第三时期”理论，指出“第三时期”将是一个导致各国革命新高潮发展的时期，认为共产国际六大以来事态的发展“充分地、完全地证实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分析”。“第六次代表大会对战后资本主义目前这个第三时期的估计的正确性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了：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增长，帝国主义的内外基本矛盾急剧加深，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发展时代，导致殖民地国家中大规模的反帝战争。”这一表述是对共产国际六大“第三时期”理论作出的极为重要的补充。至此，“第三时期”的概念更加明确化、完善化和公式化。从1931年到1933年，共产国际先后召开了第十一、十二、十三次执委全会，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发展到了顶点。

虽然“第三时期”理论对动员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片面夸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片面夸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长的形势，对资本主义垂死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这就在实际上抹杀了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特别是提出这种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欲符合当时苏联外交的需要，因此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4．“第三时期”理论形成的基础

1918—1923年的革命风暴过后，欧洲各国革命陆续被镇压，工人运动逐渐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开始处于相对稳定时期。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策略也有所改变，到处散布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幻想。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却认为，战后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即“资本已经爬出了战后危机的泥潭”，“革命的高涨时期已经在欧洲的中心，即在德国结束了”，“因此必须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情况，以便迅速地熟悉新的环境，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做革命的准备工作”。这说明斯大林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并进而导致战争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世界革命的爆发，却忽略了资本主义内部还存在着某些调节的机制，能够使其矛盾得以暂时缓解，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起着某种制约作用。

随着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内地位的逐步加强和巩固，他在共产国际六大前夕关于国际形势的上述错误判断便成为“第三时期”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

5．中共对“第三时期”理论的全盘接受

共产国际六大告诫中共：“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再次把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的实际任务提到了党的面前，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即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途径。”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产国际又连续给中共发来了四封指示信，认为中国即将迎来新的革命高潮，要求中共立即准备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城市武装暴动，加紧进行反对右倾和反对富农的斗争。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指责和批评中共对城市中心和工人运动的不重视，认为“在实行党的总体上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党的）工会工作无论在工厂里还是在工会组织中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而为了克服这些“错误和不正确倾向，要开始全面讨论工会策略问题。政治局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工会的工作上，并要关注远东局决议被党接受后毫不拖延地加以执行”。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认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针对这一“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地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二）共产国际的“三阶段论”

1．“三阶段论”的正式提出

共产国际的“三阶段论”是斯大林针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就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它始于《中国革命问题》，发展于《时事问题简评》，完善于《国际形势和包围苏联》。

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中，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斯大林认为：

中国革命有几个阶段呢？依我看，应当有三个。第一个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几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

“三阶段论”由于主观武断地套用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因而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斯大林认为的第一个阶段是从俄国1905年革命套来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套来的；第三个阶段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套来的，均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2．从“三阶段论”到“不间断革命论”

1927年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即为苏维埃而斗争的阶段。

在中国实地指挥的罗明那兹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告诫中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何一项任务都还没有解决。从这一点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实‘没有完成’。但是，如果革命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变革方面的决定性步骤，那么，任何一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不能解决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已经过去了，它已属于完结了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共必须认识到，由于目前的“中国革命，不只是按其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也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都已越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所以应立即开始将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变为建立苏维埃的直接行动，即不断地进行革命。

“第三时期”理论、“三阶段论”以及“不间断革命”论，由于都错误地估计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夸大了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因此成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

为了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中共六大的指导方针，并成为中共六大全部决议的政治基础。

1．共产国际直接参与了中共六大所有重要决议的制定

在六大召开前夕，斯大林召集了部分六大代表和五届中央委员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和周恩来等人谈话，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中国部主任米夫一同出席。斯大林在谈话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认为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仍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共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但不是今天就暴动，要反对盲动主义倾向”，并回答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是“高涨”还是“低落”等问题。6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同意成立由布哈林、安贝尔·德罗、库西宁、艾尔科里和米夫组成的委员会，以指导六大的召开。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完成了为六大准备的文件草案，先期到达莫斯科的向忠发和苏兆征参加了几项主要文件的起草。这些文件草案包括：党章、土地纲领、农民运动决议、军事运动决议、军事工作训令、职工运动决议、组织工作决议、苏维埃建设问题决议、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妇女运动决议、党纲。

2．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定了基调

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接参加中共六大的领导工作。6月14日至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身份召集瞿秋白、周恩来等21人举行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问题，党的工作路线问题，城市、农村工作及工人、农民运动、军事工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这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一个小范围预备会。

在六大会议期间布哈林发表了三次重要讲话：6月18日在开幕式上致祝词；6月19日作“中国革命和中共的任务”的政治报告；6月29日作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中国革命的策略都作了某些正确的论述，这些观点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中都有所体现。

3．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正确指导

（1）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布哈林指出，中国革命，“按其实质而言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阶段”，既然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为什么中共的斗争又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呢？为什么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呢？为什么要破坏私有制度呢？为什么革命的领袖又是无产阶级呢？布哈林向中共解释说，这都是为了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任务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彻底破坏与肃清封建制度等，则都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革命动力是工人农民，或者还有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是有领导作用，而农民是他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革命建立起来的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在这里，布哈林向中共六大指明了区别中国革命性质的标志是革命的任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强调了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是正确的。

（2）正确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布哈林指出：“我们现在是站在两个革命浪潮之中。”他反对中共党人陷入所谓浪潮、波浪、高潮、浪花、高涨等词藻的无谓争执，因为从这些词语中并不能确定出正确的政治内容，关键还是要依据中国的实际来作判断。然而，在同一事实前面，为什么结论不一，为什么有高潮、低落之别？布哈林指出，这要破除“一个很大的成见”，即“就是以为好革命家一定要说他那个国家的革命再过五秒钟就可以成功”。不过，“这是绝对的妄谈”。他认为革命形势的高涨，来源于强大的直接的群众运动。而群众不愿意被迫参加革命的情况的出现，正是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正常常态。在这个时候，中共需要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反对盲动主义。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共六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指出了当前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了党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正确地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抓住了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

4．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六大的不足

（1）继续主张举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指出：“反对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同时又说：“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现他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六大虽然批评了瞿秋白“左”倾盲动的一些具体特征，却没有批评临时中央政治局有关城市暴动的“左”倾观点及其背后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思想”。

（2）继续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小资产阶级。中共六大并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也没有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少分子虽然一度附和了反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取得政权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因而他们与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仍有矛盾。六大把南京国民党政权断定为“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指出中国革命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即把城市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

（3）存在上述不足的原因。首先，是存在于中共领导层头脑深处的“左”的意识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相反，在“三阶段”论和“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下，头脑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的中共，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缺乏明晰而坚定的认识。因此，当“低潮”与“高潮”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其视野时，他们忽略了“低潮”，而看重于“高潮”，从主观上希望“低潮”尽快过去，“高潮”迅速到来。其次，是进而将这种主观愿望当作现实的革命形势。即“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往往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知道主观力量薄弱是不能真正造成革命高潮的”。“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是说明起义的条件正在甚至已经成熟，但仍不是说全国可以马上到处起义。”“没有把局部的高潮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

二 共产国际与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

（一）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理论来源

1．来源于斯大林的“三阶段论”

1927年斯大林在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问题上，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中国革命即将进入新的阶段，“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并且有很快就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并亲自起草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等人的指示，其中提出：“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

2．来源于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

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虽然与中国的国情、中共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激愤以及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有着重要关系，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左”倾指导，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八七会议上，罗明那兹就提出了“不间断革命”论，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是在不断高涨。他在为会议起草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提出了许多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盲动观点。1928年2月，罗明那兹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中又提出：“中国革命，不只是按其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也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都已越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即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这样，“无间断的革命”和“三阶段论”，就逐渐成为中共这一时期工作的指导思想，并直接导致了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发生。

（二）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内容

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罗明那兹和刚从莫斯科赴华接替罗明那兹的共产国际新代表米特凯维奇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议通过了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左”倾观点：

1．在革命性质上的错误

会议认为，目前的“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2．在对革命形势分析上的错误

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地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其否认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来说是处于低潮，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3．在“现时的总策略”问题上的错误

会议提出了“左”倾盲动错误的总方针：

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这种联络，只有经过党的组织与规定计划。

党的责任是

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三）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危害及其被纠正

1．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危害

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于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从1927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农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

2．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被纠正

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起义的失败的事实，都说明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而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在实际中明显行不通，不仅在中共党内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抵制和批评，而且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反思。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其认为：“目前，在中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这一形势是党在目前时期制定基本策略路线的依据”，所以中共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工作重点就应当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并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实际上是罗明那兹的错误），“必须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某些阶层中的盲动主义，反对在城市和农村采取无准备、无组织的行动”。4月，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玩弄暴动”的错误，必须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盲动错误。至此，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了。

三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理论来源

1．来源于共产国际六大关于中国革命的“左”倾政策

共产国际六大不仅提出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而且还提出了反对布哈林右倾和反对“调和态度”的主要任务。会后，共产国际进行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提出了一个脱离中国国情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前途设想，认为“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现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即将来临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暴动，认作当前的实际任务”。

“第三时期”理论的提出及共产国际反右倾反“调和态度”的主张，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提供了“左”的理论根据。

2．来源于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共产国际在1929年10月26日给中共的《十月来信》中认为，由于“中国已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所以党的中心任务应是“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把“全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统治“各区域当地军阀统治的政权”，以有利于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信中规定中共应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帝国主义方面一切强暴的表现，来发动革命的群众，组织政治示威和政治罢工”，以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阶段。在城市，“立定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的方针”。这封信对当时中国形势的估计，对中共的任务和策略的规定都是“左”的，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因而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产生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接受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十月来信》的内容，认为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实行土地革命和反抗资本进攻，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暴动。

（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主要内容

1．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形成的背景

从1929年到1930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国际上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1930年5月，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同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巩固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错误地认为夺取一省或几省革命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从而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形成。

2．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的错误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认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与此同时，只要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便要在这一世界大革命当中取得胜利”。这就过分夸大了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而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3．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错误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顾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突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决定作用，认为“应严重注意加强工人的斗争力量，决不应过虑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超过城市超过工人，决不会有害于城市工作有害于工人斗争，而且还可以帮助工人斗争更便利发展的条件。所以我们的策略，不是停止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而是要特别着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因为“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只是一种幻想”。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李立三制定了一整套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4．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的错误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地主买办的战争，同时就是反资产阶级的战争”。主张“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更快地“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

（三）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危害及其被纠正

1．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危害

李立三等在“左”倾冒险错误思想主导下，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李立三等人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地前进”。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农村根据地的冒险暴动大都失败，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2．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初步制止

1930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请求批准中共开始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方针，以及在南京和武汉举行暴动、上海实行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正当中共和李立三期待着共产国际批准城市武装暴动计划之时，共产国际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根据正在变化的革命形势，共产国际又不同意中共马上实施城市暴动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并于7月23日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七月决议》。《七月决议》改变了共产国际自1929年《十月来信》以来对中国形势的一些极“左”估计。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制止中共马上实行全国暴动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和瞿秋白迅速回国传达《七月决议》，同时在7月28日打电报给中共和远东局，电告《七月决议》的基本精神。这就在实际上初步制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3．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纠正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一消息使得李立三的头脑更加发热起来，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8月上、中旬，陆续传来了一系列不利的消息，首先是大量敌军反攻长沙，红军被迫撤离长沙。接着由于敌强我弱的悬殊对比，武汉、上海等地的情况也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在听取了东方部代表库秋莫夫有关中国革命形势的报告后，随后致电中共，批评李立三“根本不想尊重事实，在苏维埃地区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真正的红军，而在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工业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在农村还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强烈骚动”。所以“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此时，受共产国际派遣的周恩来和瞿秋白也回到了国内，他们的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他们的建议和布置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命令各地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计划。9月8日，中共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问题报告》，瞿秋白作了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7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以及8月下旬以来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等人在估计革命形势和确定党的任务时所犯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武装起义和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确定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扩大根据地，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李立三也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比较诚恳的检讨。

虽然这次会议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还是“左”倾的，但会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功绩则是应当肯定的。

四 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教条错误

（一）王明“左”倾教条错误的理论来源

1．来源于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过左批判

1930年10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路线，说成是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的路线。但信中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其要求中共继续“准备工业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动，用暴动起来的工人和红军占领这些城市”。不久，共产国际东方部又在《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中，指责“秋白同志所领导的（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尽他的责任”。批评瞿秋白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不去揭发立三同志敌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只批评立三有个别的错误，就是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和国际路线对立的”，认为“秋白同志的出发点，不是国际原则上路线的利益，而是小团体的利益”。总之，“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正是这种对共产国际的“左”的指导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之间的联系、不加分析的过“左”批判，才使得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2．来源于共产国际扶持下的王明上台

在共产国际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过程中，王明于1930年11月间抛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抢先提出了“反对调和主义”的口号，按照共产国际定的基调，全面系统地批判了立三路线，一跃而成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策划、干预和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在会上发言中严厉批评了李立三及其立三路线的错误，以及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竭力吹捧王明等人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强调，全党目前不可迟延的任务是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的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1月13日，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密使的身份，把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反对王明上台的一部分同志找来开会。他极力美化王明，吹嘘王明是中共党内水平最高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他甚至说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在这种高压气氛下，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年仅26岁的王明，由于得到米夫的支持，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控制了中央领导权。这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错误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二）王明“左”倾教条错误的主要内容

1．在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问题上的错误

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由于“中国已进入革命危机时期”，所以中共目前的任务应该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的进攻，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全力开展全国的工农群众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准备同帝国主义进行决战”。

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这种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认为“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涨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党的任务应该是“组织和实现（事实上是等待）某个‘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的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以便马上举行全国武装暴动”。

2．在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和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的错误

共产国际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比重，夸大了中国当时的革命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富农的意义，不承认中间势力的存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并提出了立刻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打击中间势力”的口号。

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对共产国际的这些观点也是全盘接受的，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派别，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正是基于上述的错误思想，他们才无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把同国民党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看作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对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采取不支持的态度；对福建事变横加指责；对冯玉祥、吉鸿昌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北上抗日行为抱有戒心。他们的这些做法坐失了革命良机，推迟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3．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错误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走“城市中心道路”，他们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绝对化，机械地要中共照抄照搬。他们一再指令中共必须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当中国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时，他们又告诫中共不要“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

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些观点。他们不适当地夸大了城市工人运动的作用，积极推行对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一味追求在城市进行“真正的武装起义”，企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来达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目的。

总之，王明“左”倾错误的基本特征就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一方面，王明迷信共产国际的决议，迷信斯大林的指示，迷信书本，并将其神圣化。另一方面，他机械地照搬照抄苏联革命的经验，并将其他绝对化。王明“左”倾教条错误相比于前两次“左”倾错误，其理论更系统，形态更完善。

（三）王明“左”倾教条错误的危害

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到1935年遵义会议止，王明“左”倾教条错误统治中共中央达四年之久。从军事上看，这些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全国红军主力不得不先后退出根据地而进行长征，使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红军由30万人减至长征结束时的不到3万人，党员也由30万人降到4万人。从政治上看，他们大反李立三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对“右倾”的调和错误，把对“左”倾教条错误有怀疑和不执行的同志，一律戴上“右倾”“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中央苏区，特别是在鄂豫皖、湘鄂西、陕北苏区，把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政策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被诬害。党内持续不断地反“右倾”的结果，使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错误在苏区全面推行，最终对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连续犯的三次“左”倾错误，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左”倾错误指导、特别是“第三时期理论”的指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