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图像艺术与汉代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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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画像石图像艺术所展现的主题思想——汉代人的“重生”观念

汉画像石图像艺术除了存在一个关于“死亡”的主题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关于“重生”的主题。在汉代人的思维世界里,对于“死”的思考始终伴随着对于“生”的追求。

一 汉画像石中的生殖崇拜图像及意义

作为一种图像艺术,汉画像石所反映的“重生”观念主要是通过大量的生殖崇拜图得以展现的。通过考察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可以看到,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晚期,生殖崇拜图不仅贯穿于整个汉画像石发展的始末,而且也是汉画像石中最富创造性的题材内容之一。

在汉画像石的早期发展阶段,生殖崇拜图已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可以从出土于山东邹城市郭里乡高村卧虎山的汉画像石看出(图2-13)。

图2-13 山东邹城市郭里乡高村卧虎山出土的汉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29。

该画像石是西汉元帝至平帝时的作品。整个画面左右分三格。其中左格刻车马出行图,中格刻双阙树木图,右格刻二鸟衔鱼图。

鸟衔鱼是传统的生殖崇拜题材。鸟通常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郭沫若在解释“玄鸟生商”的神话时指出:


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329页。


郭氏之说得到了普遍认可。鱼则通常被视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赵国华在分析半坡彩陶鱼纹时指出:


从表象来看,因为鱼的轮廓,更准确地说是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从内涵来说,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当时的人类还只知道女阴的生育功能,因此,这两方面的结合,使生活在渔猎社会的先民将鱼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而就整个画面的构图来看,左格与中格画像在图像学意义上应是相互连接的。其中画面左格乘坐车马的主人应是亡灵这一点从后期画像石中配置于祠堂之下的车马出行图可以看出。,车马前进的方向是右向。居于车马出行图右侧的是双阙树木图。我们知道,双阙与树木正是墓地的标志汉代人有在墓地附近建阙的丧葬习俗。如《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载:“大为修冢茔,开神道。”李贤注曰:“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李贤所说的石柱标即为汉代墓地的阙,乃为死者通往冥界的门径。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50页。汉代人亦有在墓地附近种树的丧葬习俗。如《汉书·东方朔》记载朔解隐语有一条云:“柏者,鬼之廷也。”颜师古注曰:“言鬼神尚幽暗,故以松柏之树为廷府。”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45—2846页。再如《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诗句均反映了汉代有在坟墓边种树的丧葬习俗。见张清钟《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4页。,那么左格的车主前往的目的地便应是中格的墓地。可见左格与中格的图像内容皆是围绕亡灵的行为活动而展开的。但画面的右格刻画的却是一个生殖崇拜图像。而这一构图则表明,汉画像石除了展现一个“死”的主题外,还反映了一个“生”的主题。

具有相同构图特征的还可见于出土于山东滕州市城郊马王村的汉画像石(图2-14)。该画像石为西汉哀帝至平帝时期的作品。画面左右刻重檐双阙,檐上各站一鸟,二鸟共衔着一鱼,亭间一人捧盾,二人执戟立两边。该画面中的双阙同样是墓地的象征,手执武器的人物应是墓地的守卫者。这些构图要素表现的仍然是关于“死”的主题,但画像设计者在双阙的重檐上又刻画了生殖崇拜图像,这也同样展现了另外一个关于“生”的主题。

图2-14 山东滕州市城郊马王村出土的汉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195。

可以看到,西汉时期的画像石在题材内容与构图形式上虽然相对单一,但展现汉代人“生”的观念已经成为汉画像石的主题思想。

到了东汉早中期,画像石的题材内容有了更大的丰富。这一时期,生殖崇拜图仍然是最为重要的题材内容之一。如在出土于江苏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的东汉元和三年的画像石群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生殖崇拜图像(图2-15)。该画像正中刻一建筑,建筑屋脊之上站立着一只身形硕大的展翅欲飞的凤鸟,角脊上有二猿猴正在攀援。堂内有二人正在宴饮,二侍者立于门侧。堂外有两棵参天大树,树上有飞鸟数只。

图2-15 江苏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东汉元和三年的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四册,图19。

从整个构图来看,画面中的厅堂式建筑、堂内的宴饮人物、堂外的侍者等皆与常见的“祠主受祭图”没有区别,因而画面表现的是亡灵在祠堂中享受生者供奉的场景。但除了这些题材内容外,画面还刻画了占据较大篇幅的生殖崇拜图像。其中树上的飞鸟与屋脊上的凤凰是表现生殖崇拜的常见题材,而屋脊上攀援的猴子则是长生不死的象征。见葛洪《抱朴子·对俗卷》:“蛇有无穷之寿,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猿,猿寿五百岁,变为玃,玃千岁。”《诸子集成》第八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页。这些生殖崇拜图像被刻画在祠堂建筑的周围,使整个画面呈现出“生”与“死”两个截然对立的主题。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类似的生殖崇拜图。图2-16、图2-17同样是出土于徐州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的东汉元和三年的画像石。画像中,二鸟衔鱼图被分别刻在一座门阙之上。由于门阙也是墓地的标志,因而即使是简单的构图,画面也展现了“生”与“死”共存的主题。

图2-16、图2-17 江苏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东汉元和三年的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四册,图20、21。

在东汉早中期的画像石中,除对传统的生殖崇拜图像做了大量的继承外,画像设计者还创造出了更为丰富多样的生殖崇拜图。如伏羲女娲与西王母东王公相组合的形象、手执针灸的扁鹊形象、羽人形象等,这些生殖崇拜图像则又具有了新的图像学意义。

图2-18为伏羲女娲与西王母东王公相组合的典型图例。该画像石出土于山东邹城市郭里乡黄路屯村,为东汉中期的作品。整个画像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面部分刻东王公拱手端坐,两侧为手举日轮的伏羲、女娲,东王公的下部为伏羲女娲交尾图。画面的下部刻三鸟啄鱼图。三鸟啄鱼图为传统的生殖崇拜图像,但画面上部的图像则是一种全新的组合。虽然伏羲、女娲交尾图也是生殖崇拜的常见组合方式,但东王公却是图像中的新元素。我们知道,东王公是作为仙界的最高统治者西王母的配偶而被创造出来的,因而东王公形象的创造本身就具有生殖崇拜的意义。当然,在仙界中,东王公又承担着独特的职责与功能,即仙界的最高统治者,掌管着长生不死的大权。而伏羲女娲交尾图与东王公的组合,则表明东王公所具有的长生不死的意义是与生殖崇拜紧密相连的。而从这一图像组合可以看到,汉代的升仙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从生殖崇拜观念发展而来的。

图2-18 山东邹城市郭里乡黄路屯村出土的汉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84。

手执针灸的扁鹊也是汉画像石中的新题材,该图像主要见于出土于山东微山县两城镇的画像石群中(图2-19、图2-20)。两幅画像均为东汉中晚期的作品。在图2-19中,扁鹊形象刻画在中层画面的最左一侧。该人物手执针石,正在给前面披散着头发的病人进行针刺治疗,扁鹊身后有一神鸟。在图2-20中,扁鹊被刻画在画面上层的右边部分,他同样是在给披发病人进行施针治疗。

图2-19 山东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汉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45。

图2-20 山东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汉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51。

在传世典籍中,扁鹊是以医术高超著称的神医。如《史记·扁鹊传》载曰:


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85页。


在汉画像石中,这一人物形象已经过了人们的虚构与改造,变成了人面鸟身的神人形象。我们知道,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刘敦愿指出:“针灸行医图像所见半神半人的神物,当由鸟图腾崇拜演化而来。”参见《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文物》1972年第6期。,而神人扁鹊给患者治病则又包含着长生不死的寓意,因而这幅画像同样展现出汉代的神仙信仰与生殖崇拜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

除了上述新题材外,汉画像石中还出现了羽人形象。如在出土于山东滕州市桑村镇大郭村的东汉中期的画像石中参见《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206。,画面上层的右侧刻有一棵连理树,树上站立着一只身形硕大的凤鸟,前面有一个身长双翼的羽人正在用联珠果喂养它。我们知道,羽人是仙界的主要成员,它的标志是身长双翼。在古人的观念里,鸟的生殖能力与飞翔能力一直是为人类所企羡的,羽人形象的产生则表明了人们试图借助于飞鸟的器官以实现生殖与羽化登仙的愿望。列维—布留尔在分析原始人的思维趋向时指出:


与我们的思维趋向不同的、首先关心神秘的属性和关系的、以互渗律作为最高的指导与支配原则的原始人的思维,对我们叫做自然和经验的那种东西的解释必然与我们不同。它处处见到的是属性的传授(通过转移、接触、远距离作用、传染、亵渎、占据,一句话,通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行动),这种传授可以在片刻之间或在多少较长的时期内使某个人或者某个物与所与能力互渗;而这些属性则拥有在什么仪式的开始和结束时进行神格化(使人或物变成神圣的)或非神格化(使他或它失去这种性质)的能力。[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2—93页。


羽人形象的创造表现出汉代人对于原始思维的继承与发展。此外,射鸟图、仙人祠凤图等新题材也同样反映出汉代神仙信仰与生殖崇拜之间的关联。

到了东汉晚期,随着宇宙空间图式的完善与成熟,汉画像石中的生殖崇拜图开始与宇宙空间图结合起来,表现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现以武氏祠前石室为例进行说明(武氏祠前石室画像配置图可参见附录图例)。

在整幅画像中,表现神界空间的画面主要分布于前石室屋顶前坡东西两段的画像中(图2-21、图2-22)。这是一幅神界图,图中包含着大量的生殖崇拜图,如刻画于前坡东段画像中层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双头共身图,前坡西段画像中层的鸟头云身图以及充填于画面空隙处的飞鸟图,等等。这些图像共同表明,“生”同样是神界的基本精神。

图2-21 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前坡东段画像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册,图72。

图2-22 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画像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册,图73。

表现仙界空间的画像主要分布于前石室东壁与西壁的上石之上(图2-23、图2-24)。如在西壁上石画像中,身形硕大的西王母端坐于正中位置,其左右的侍者有羽人、凤鸟、双头共身的神灵、飞龙等,这些成员均与生殖崇拜密切相关。而在东西两壁的画像中,西王母与东王公的同时出现也反映了生殖崇拜的观念。由此可见,仙界空间的存在同样与生殖崇拜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图2-23 武氏祠前石室东壁上石画像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册,图57。

图2-24 武氏祠前石室西壁上石画像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册,图55。

前石室后壁的小龛后壁画像同样包含着大量的生殖崇拜图。该画像分为上下两层,生殖崇拜图集中分布于画面上层:其右刻“前堂后室”建筑,展现的仍然是传统的亡灵接受生者祭拜的场景,而在“后室”建筑的屋檐上方,则刻有三只身形硕大的凤鸟,中间有一羽人正在饲养凤鸟。两边双阙的重檐上,还有栖息的鸟与探头的龙。这些构图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建筑左侧刻画的是树木图,树木之上有飞鸟数只,右侧有一人正拉弓射击。这也是汉画像石中常见的生殖崇拜图像。

图2-25 武氏祠前石室后壁小龛后壁画像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册,图66。

汉画像石中大量的生殖崇拜图充分展现了汉代人对于“生”的强烈祈愿与不懈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从汉画像石中生殖崇拜图像的发展演变轨迹可以看到,汉代升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汉代盛行的生殖崇拜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 汉画像石中的升仙题材及意义

大约从东汉早期开始,画像设计者开始普遍致力于仙界图式的构建,如出土于山东嘉祥县城东北洪山村的汉画像石便展现了早期仙界图的基本构图模式(图2-26)。该画像石为东汉早期的作品。整个画像上下分为三层。上层刻西王母正面凭几而坐,身旁左右各一持仙草跽拜者,右又有双手各持一剑的立姿蟾蜍,有鸟首人身者持笏跪坐,下有玉兔捣药、调药,另有九尾狐蹲立。中层左段刻酿酒图,右段刻投壶游戏。下层为胡汉交战图。可以看到,整幅画像的上层表现的是以西王母为中心的仙界图。

图2-26 山东嘉祥县城东北洪山村出土的汉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94。

随着仙界图式的确立,这一时期,升仙图也开始出现在汉画像石中。图2-27是出土于山东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的汉画像石。该画像石为东汉早期的作品。整个画像上下分为五层。第一层刻以西王母为中心的仙界。第二层刻仙车两辆。前车由长尾凤鸟驾牵,后车由飞鸟驾牵;车上仙人或头戴高冠,或披长发,肩生双翼,车下云雾缭绕。第三层刻公孙子都暗射颍考叔的历史题材。第四层刻车马出行图。第五层刻狩猎图。不难看到,该画面中的第一层与第二层表现的应是升仙图。

图2-27 山东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出土的汉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119。

到了东汉中后期,仙界图与升仙图已成为画像石中最为重要的题材之一。如图2-28是出土于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宋山的画像石。该画像是东汉晚期的作品。整个画像上下分三层,其中上层刻以西王母为中心的仙界图。这种将仙界图配置在画面上层的构图形式是东汉中后期画像最为基本的特征。这一时期,表现升仙的题材大量地见于出土于四川的汉画像石棺中。出土于四川南溪城郊长顺坡的二号汉画像石棺即为其中一例(图2-29)。该图上下分为两层。上层画面左起刻二仙女六博对弈,右刻五人饮酒叙谈。下层画面左起刻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上,其右刻一妇女,头绾高髻,身着长裙,左向面对西王母。中刻一半掩大门,门内有一仙女探头。右为一老妪,手托节杖,身后刻一羊一鸟。右刻一男一女在叙谈,左右有侍者,各执金吾。

图2-28 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宋山出土的汉画像石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册,图96。

图2-29 四川南溪城郊长顺坡出土的二号汉画像石棺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七册,图135。

整个画面表现的场景可分为三个部分。左边部分表现的空间应是以西王母为中心的仙界,右侧妇女是向西王母求取长生不死之药的人物。中间部分包括仙人半开门与道士,画面表现的是道士手执节杖是早期道士的标志。引导升仙的场景。右边部分表现的应是升仙人物与亲属道别的场景。

除了表现升仙的场景,在四川汉画像石棺中,还出现了诸多早期道教元素,如出土于四川泸州大驿坝的泸州1号石棺左右两侧分别刻画了持丹的道士、丹鼎等图像。参见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18页,图120、图121。

因而,从汉画像石中仙界空间的确立与升仙题材的增多可以看到,汉代人对“生”的执着追求已上升到了神仙信仰的高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祠主受祭图”、“车马出行图”、“生殖崇拜图”及“升仙图”等乃是汉画像石中最为基本的题材,这些题材表明了汉画像石图像艺术除了反映一个关于“死”的主题之外,还展现了一个关于“生”的主题,而这两个主题的同时存在则又表现了汉代人对于生命的强烈渴望与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