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文学与政治文化生态

（一）文化中心：传说之乐土，理想指归之圣地

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延安就成为中共领导力量的所在地。中国共产党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实行的诸如土地革命、“三三制”民主政治、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治经济革命，使这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尤其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展开，中共的抗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知识分子们的同情与支持，使那些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转而对那个远在陕北的山城充满了解的渴望。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延安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正如斯诺和其他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的那样。”“越是出入于战争的‘地狱’，越是神往于一个至善至美的精神‘圣地’，以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于是，从1935年开始，先后有数万知识分子历尽艰险从各个地方拥向延安。尤其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方针政策调整，双方关系有所松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奔向延安这块革命热土的热情更加高涨。“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那时的国民党对这一情况并未引起注意，所以对边区也没有产生什么阻碍，象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延安。”他们充满了激情和理想，在他们心中，“奔向延安的路，是踏上叛逆的路，是通往光明的路，是追求真理的路，一切艰险和坎坷都化成对理想追求的热情，都转为对原来社会叛逆的决心，从而更增加了对革命圣地的虔诚。这是延安文人走到延安大体相同的经历和相当普遍的心理”。而延安更是敞开怀抱接纳这些抗战的生力军，正如何其芳曾描述的：“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面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1938年冬，顶风冒雪，跋涉千里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教员的曹葆华在他的《雪道上——去延安途中》一诗中，记述了当时的激情：“心中如燃着夏天火热的太阳/忘记漫天飞雪/只知道/雪在飞/雪在跳/雪在笑/雪在歌唱/这西北的日子。”

延安首先是作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国或者想象中的乌托邦而定格的。“延安张开胸怀，紧紧地拥抱了这些勇敢的叛逆者，无辜的逃亡者，热情的理想追求者和饥渴的长途跋涉者。延安的一整套对于他们来说只在知识的想象中存在过的全新的政治话语、社会组织、行为规范、道德准则……深深吸引着叛逆者与逃亡者的心，深深感动着理想追求者的心，深深慰藉着长途跋涉者的心。”何其芳说：“仿佛我曾经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李锐的《龙胆紫集》中的《延安杂忆之一》写道：“延安色彩最单纯，黄土蓝天间白云；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曹葆华在他的《一个礼赞》中写道：

 

延安/西北的古城——你是/阴霾天里/披着太阳的巨人

延安/西北的堡垒——你是/暴风雨中/吹送光明的号手

延安/西北的屏障——你是/四万万人/命运唯一肩负者。

 

丁玲在1937年写道：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

初期的延安文化政策宽松，知识分子来去自由，新的政权、新的天地、新的环境、新的空气更增强了延安对大批文化人的吸引力。宽松的文化环境和生活保障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和生存空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在第1版发表的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中指出：

 

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延安的古城上高竖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已成了全国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而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延安身上看见了生机，一个民族的生机，寄托了完全的信赖和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到延安来，仿佛回到自己的故乡、家庭。最近边区中央局所颁布的施政纲领内明确规定了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这无疑地对今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更大的推进，将会招致更多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到边区，将更提高边区的以至全中国的科学艺术的水准。

 

同时，延安较为频繁的文化文学活动也为作家的沟通创造了条件，作家之间的交流对于个人的创作与思考提供了无形的动力和氛围。何方曾回忆1938年他在延安抗大的学习、工作经历：“那时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自由的空气，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的确，尽管延安的物质生活极为简单，但在供给制的体制下，食物、衣服、棉被都由组织供给，文人不用为衣食住行操劳，可以在平静的心态下专注于创作。更为可贵的是，延安文人的许多活动直接获得了来自中共领导人的支持。1938年柯仲平筹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剧团条件困难，毛泽东当即送款300元，贺龙给了20元法币，后来柯仲平又向周恩来、博古写信求助，他们每个人给了50元法币。丁玲从南京出逃到保安后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参加了欢迎宴会，丁玲被邀坐在首席。后来毛泽东又以军事电报的形式赠诗丁玲《临江仙》,“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使这位在国统区饱受摧残的女作家深为感动。即便是对延安的一些现象持有批评的态度，丁玲写于1942年4月25日的《风雨中忆萧红》依然表达了对延安的高度认可的感受：“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延安文人在生活方面所受到的优待，以鲁艺的情况为例就是很好的说明。当时鲁艺的师生员工每月都可以领到生活津贴。津贴标准则是根据中央统战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津贴标准规定。教师的津贴一般高于党政干部。1941年7月鲁艺发布“术字第19号通告”，根据中央统战部关于优待文化艺术干部的决定，新定文艺干部津贴增加办法如下：“一、原发12元者增至14元，6元者增至8元，另加5元一种。二、兼课者，无论教员、助教，一律另加教课津贴2元。”而就在同时期，却有相当一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作家正挣扎在贫困线上，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更不用说进行创作了。中国之大，在战乱之中哪里才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因此，“今天看来，当初到底有多少作家的延安之行是出于投身现实政治斗争的考虑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们初到延安的日子里，受到了来自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自己的价值。同时，由于有了先来者的‘亲身经历’，那些后来走向延安的文化人，更是把延安作为自己人生理想的实践地。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他们往往对那个遥远的山城充满了有如圣徒对于圣地般的向往。对于饱受战火之苦、颠沛流离的知识分子们而言，延安的确是一片传说中的乐土。在这里，他们不需要考虑生活问题，不需要‘为膏粱谋’，一切的生活必需都由解放区政府来解决。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运用手中的笔把对新生活的感受和对敌人的憎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浪漫主义适合于战斗的时代、英雄的时代。这种时代，生活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以下是摘自1941年《解放日报》上的几首诗歌的片段，延安时代的媒体氛围足以使我们领略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青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

充满了渴望。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又多么芬芳，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我走着人生的路，永寻着人生中的海洋”

“只要向前，哪里去都好：只要战斗，什么工作都好。哪怕是当一名伙伕，哪怕前面就是敌人的阵营！敬礼，战斗的人们；敬礼，战斗的我自己哟！”

（二）汇流与重构：“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苏区文学传统与延安文学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就文学来说，任何新的文学形态的形成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在这一点上延安文学也概莫能外。延安文学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学传统。“五四”启蒙传统的一脉相承，苏区革命文学的萌芽，左翼文学的理论基础和创作队伍的储备，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拯救天下的意识，在特殊的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政治、救亡中心——延安找到了落脚点和契合点。战争促使国共双方建立了统一战线，国内不同党派、文艺界不同社团流派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也走到了一起。民族抗战文化成为此时压倒一切的传播核心与主题，文学创作自然也成为这一强大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文化艺术界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核心成立的一系列以抗战为号召力和凝聚力的组织。与此相呼应，1939年延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统一战线的建立、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从各地汇聚延安，“五四”文学、苏区文学、左翼文学传统在特殊的空间之中得以汇流、放大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指导下获得重构。

首先，“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带给延安文学的是其走向革命的理论基础、精神资源和大众化方向。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由“五四”的个性主义向左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性转换，中共早期主要领导者瞿秋白就明确地指出：“每一个阶级都在运用文艺做阶级斗争的武器，有意的或者无意的，要用文艺战线上的意识斗争去帮助自己为着阶级利益的战斗。文艺，有意的或者无意的，都有自己的阶级任务和阶级目的。”因此，延安文学可以说是此前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发展。它的整个的方向和一系列的文学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过程中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了，特别是作为它的基本理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观，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左翼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翻译和介绍到中国的。同时，延安文艺的大众化方向也可以在新文学的传统和左翼文学运动中找到源头。中国现代新文学开端即体现出强大的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意识，“五四”以后，社会与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但文学的这种特征并未改变，而且随着现代作家忧患意识的加强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询唤而不断强化。1931年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就明确地指出：“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为原则，同时也须达到现在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尽管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宣传文学的“大众化”，后来受到“化大众”的批评，毕竟它们在主观上有为大众服务的意思，其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等论述为《讲话》提供了理论基础。毛泽东《讲话》中谈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论述，与左翼理论可谓一脉相承。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抗战中的特殊地位，在40年代初的解放区，文学被赋予更为突出的战斗武器的功能。在这其中，苏区文学则在创作上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先导，苏区文学、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一脉相承。“可以说，解放区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社会环境中继承、发扬苏区文学的传统并汇合一部分左翼文学的力量而形成的。”

其次，从作家个体来看，解放区作家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有着解不开的血缘关系。“五四”开始的启蒙运动与个性解放的倡导到40年代初基本上为另外的思想与精神所代替，但“五四”新文化与新思想对于现代作家的影响却仍然持续着，也许这种影响并不那么彰显，然而这种影响却深入作家的骨髓里面，随着作家的血液流淌。随着1940年萧军、舒群、罗烽、艾青、茅盾等成名的左翼作家来到延安，并加入“文协”工作，他们的艺术观、价值观也自然渗进延安文学的各个方面。王富仁指出：“没有30年代左翼作家的加入，延安文学是不可能发生如此强大的影响的。尽管30年代左翼作家到了延安地区之后经历了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但我认为，延安文学的最坚实的内核仍然是由这些左翼作家带到延安文学之中去的。”的确，虽然解放区初创期的文学因革命的需要与发展应时而变，但在初创期较为宽松的文学环境中，在革命意识形态作为解放区作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五四”新文化精神已深深地植根于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之中，并在延安这片中国革命的土壤之中成长起来。正如茅盾所言：“延安文学是20年代‘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和文学大众化追求在解放区这块土地上开出的艺术之花。”

但是，左翼作家进入解放区后，创作思想经历的巨大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来解放区之前，他们大都接受过欧洲或苏联文学的滋养，受到过“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视野开阔，创作上有着强烈的创新精神。到解放区后，他们也都经历了满怀激情地讴歌新生活的光辉，把解放区视为自己的“家”和创作乐园的阶段。但是，启蒙与知识精英与革命话语之间的分歧依然清晰可见。杰罗姆·B．格里德尔概括地总结了二者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向：“社会革命意识形态，如它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所表明的，在几个方面与这种观念相对立。新文化知识分子坚持精英价值的社会意义，革命者则对知识精英主义表示怀疑，而且把大众的价值作为出发点，或认为精英价值必须包括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新文化自由主义者确定的知识分子角色是有责任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战略家，在革命制度下，知识分子被当作可以信任的、伟大的社会和文化转换中的必要的合作者。但他们被剥夺了设计的权威，他们变成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劳动者，他们是能为建设新秩序大厦提供服务的熟练手艺人，而不再自以为是设计师。”在战争所形成的新的社会语境下，启蒙者的角色定位模糊了，文学的创作者、传播者乃至受众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一个方向，那就是抗战救亡主导下的功利性的传播观和文学观。而一切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无形中会被高扬的全民族的战斗士气所遮蔽，也会被传播媒介的“把关者”所过滤。因此，抗战前，无论是地域上的不同区域，还是政治上的不同间隔，无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以及沦陷区，文学创作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宣传性、鼓动性、大众化的特点。随着战争的进程，日军步步深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形势的变化使战争前期充满呐喊宣泄甚至盲目呼唤战争胜利的作品都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残酷的现实迫使作家们从对现代化的思考、精神层面的启蒙进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进而到对个人创作的抉择。于是，前期已经进入延安的和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将自己的创作与中国未来的构建者——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这种选择既是对个人前途的选择也是对其未来创作方向的选择。“救亡”终于压倒“启蒙”的主题，成为延安文学的核心主题。可以说战争使中国现代文学不得不离开其正在呈加速发展的轨道，使其不得不暂时舍弃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探求和发展诉求。战争文化传播生态迫使文学进入战争机器的整体系统之中，并根据战争宣传的运转规律和进程协调自身的系统构造。于是，无论是传播功能、组织结构，还是信息内容、话语模式都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党政治革命取代思想学术启蒙而成为文学革命的支配性力量”,“为人生”的文学宗旨，“启蒙”的文学理想，经过2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强化，30年代左翼作家的张扬，再加之抗战文学的推助，到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直接被外化为文学为政治服务，文艺便成为“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部队”,“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于是，文学传播功能的宣传化，组织结构军事化，话语模式大众化，这一切在持续了13年的延安时期不断得到强化，并最终构造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

（三）使命与武器：革命战争文化生态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预示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中国人民的抗战由局部的抗战转化为全民族的抗战，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全面的抗日战争时期。战争作为人类社会进程中的极端状态，势必会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平衡，带来诸多难以预测的变化。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对于构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的抗日战争而言，绝非简单的战争概念可以涵盖。一方面，“抗战不是桩简单的事，政治、经济、生产、军事……都一脉相通，相结如环”。另一方面，对于延安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而言，这场战争包蕴着生存、抗战、救亡、革命乃致建立革命民主国家的多重主题。在延安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文学似乎是社会化合物中的一个元素，很难再将文学从当时的社会政治、战争文化中析出，哪怕仅仅在其中的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层面。抗日战争初期投身革命文艺工作队伍的作家、评论家殷白在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不久，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于京沪沦陷前夕弃家北上，到了延安。记得在抗大学习时，每次到野外上军事课，我和四川同学苏众，在系着皮带的军装前胸里，一个带着茅盾编的《文艺阵地》，一个带着胡风编的《七月》。课间休息的时候，便坐在草地上交换阅读。那时在我们看来，抗战与文艺，文艺与抗战，都为生活之必需。”的确，抗战构成了当时人民生活的全部，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当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于是，抗击外来侵略，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国历史的质的转变的目标出现了生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并为之奋斗牺牲的总体目标。“中国对日的总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抗战新中国成立）。它使用的斗争武器，也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服从于抗战新中国成立的政治目的。这是抗战新中国成立的一种重要的斗争武器。其目的，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新中国成立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最后巩固新中国。”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解放区文学以自己的特殊方式体现出了这一民族的历史诉求。正因为如此，延安文学传播就兼具了多重性质：既是战争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播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思想、民族国家理念的重要武器。

1．通向革命之路：革命与文学

“现代文学史是与现代政治因缘很深的学科。”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它的每一次起伏曲折都与中国社会的动荡波折经历紧密相连。“新文学无疑是产生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个人以及整个民族都处于连续不断的动荡与混乱之中。虽然中国的这两种革命——政治的与文学的——在历史中都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向，但值得铭记的是，那些年代的斗争精神是为频繁的历史倒退中的挫折感所哺育的。当然，现代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反映时代混乱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区域都必须正视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由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执笔的第九章题为“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作者认为：“30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30年代的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者的幽灵出现在华北大地，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因此，正是在这重要的10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20年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当民族的、阶级的、政党的和文学的使命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结点上交汇时，革命、政治以及文学又怎能截然分开呢？当然，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中国共产党则自始至终具有明确的宗旨和革命的目的性。这也决定了中国新文学在经历了“五四”和左翼运动之后最终建立了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文艺观。“革命是一场精神的建构”,“在革命的构想中思想居于中心，首先是因为所有的政治生活都是按照思想来构筑的”，按照这样的理解，政治活动中思想的构想和现实化以及对不同思想的控制就成为整个权力夺取、巩固和运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家中，文艺是精神建构的重要方式和载体。”“文艺是从心理上组织民族或阶级，促成民族或阶级团结的武器。”当文艺被艺术家自觉地视为汇聚革命力量的武器时，也就意味着，文艺被自觉地纳入革命的传播体系之中了。“任何传播体系在一个社会里都可能发生两大影响力量，一是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一是协助社会改变，两者看来似乎矛盾，实则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个社会需要安定，于是要把社会价值、目标传达给社会里的成员，俾能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来为美好社会而献身；另一方面，大家共享一种继续进步繁荣的社会就必须不断追求进步与革新，于是变迁便不可少。”在延安充满革命色彩的传播生态环境中，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各种宣传活动深入每个人的内心，尤其对于关注现实生活的写作者而言，使他们一旦开始写作，在创作内容和形式的选择上，都不由自主地有些意识形态化倾向。丁玲在分析文艺小组创作中的问题时曾说：“他们大半是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的，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他们创作的态度是严肃的，都希望着他们的作品有教育意义，有政治价值。”同样，对于那些从写作上已进入成熟期的作家，“而这场捍卫民族尊严、争取民族解放、维护人类和平与高扬正义理性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抗日战争，迫使文学家们对其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自我调整和转换，工具理性和政治实用主义伦理成为他们理解文学社会功能的主导思维模式”。艾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对文学的功能有这样的认识：“假如说，革命的理论是从思想上去影响人朝向革命，组织人为革命而行动；那末，革命的文艺创作则是从情感开始到理智去影响人走向革命，组织人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文艺突击》的“发刊词”也代表了当时许多作家对文艺的理解：“在我们的文艺界里则可以看出一个共通的方向：文艺界愈来愈更与抗战有关，为着共同参加到抗战的工作中间，文艺界在全国的范围里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文艺界到前方和民众中去组织，文艺大众化的努力，旧形式的利用与新形式的探求，新的作家与新作品的产生，这一切的活动，都向着一个总的目标走去：为抗战，为新中国成立，文艺和抗战，文艺和政治，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在现在已经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成了事实的存在了。”

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文学的政治化是与政党的政治文化密不可分的。罗森邦曾分析道：“最可能影响一国的政治文化的事件——如战争、经济萧条和其他危机，这些事件彰显了政府的能力，引起人民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中，而且常常测验和检验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感情、信仰和假定。”延安时期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她不仅构成了抗战的坚强指挥核心，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设计者和建设核心。政党的政治文化在整个延安时期都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美国研究战争传播的著名传播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指出：“在战争期间，人们意识到仅仅动员人力和物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公众舆论上的动员……事实上，毫无疑问，政府控制公众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大规模战争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战争目标的全部功能就是要激起雄心，并增强该共同体战胜阻碍成功的每一项障碍的决心。”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担当以及解放区的特殊地位，使政治文化和战争文化思维成为一种首要的存在。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虽然在抗战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但它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却始终处于国民党的威胁之中，共产党一方面只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才能真正地保证政权的存在，另一方面，政党的奋斗目标和革命宗旨也决定了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始终以政治和军事的目标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延安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纳入这一文化体系之中，与共产党在抗战和抗战后瞬息万变的政治命运一起经历风霜雨雪，并作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在斗争中共度艰难险阻，最终走向胜利。“战争文化要求把文学创作纳入军事轨道，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一种动力，它在客观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当政党成为危难时期的中流砥柱时，当政党的宣传文化在战争动员、团结民众中形成无可替代的权威地位时，这有目共睹的成绩在战争文化背景下势必进一步强化政治文化，并强化文学的政治文化趋向。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中分析道：“30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创作观与其所拥护的社会政治目标之间，预见到任何可能的差异。然而在战争期间，有几位杰出的作家，特别是老舍，在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热忱之下，自愿放弃个人的观点。结果是日益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从而戏剧自然地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学媒介。当个人创作观变得与指定的集体观——对后者作者个人也是热情拥护的——相抵触时，当中国现代作家不再能像他们从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声称他们对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这使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力——时，个人创作的争论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种意义上的对个人创作的挑战，在沦陷区从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们觉察。直至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发表有关文艺的讲话，这种挑战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政治权势摆在人们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顿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文学的定义本身。”于是，文学与政治的概念在经历了整风运动之后发生了改变，广义的政治蜕变为政党的政治，政治与政策合二为一了。艺术作品的教育作用，对于解放区的人民就是“要在具体的政治思想、政策思想上去帮助他们”,“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的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

2．抗战宣传的武器：战争与文学

首先将文学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学家自己。“有谁能够否认，目前中国的文艺，已经和抗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艺作者的生活，更是和抗战的发展前途分不开了呢？”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注定使文学与战争、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老舍在《火葬·序》里说得好：“历史，在这阶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睛过日子，假充糊涂。”“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学的召唤，不是出于内在的美学要求，而是因为文学的变革有益于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文艺的现实使命也因倚重编辑出版行为而社会化。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同年8月24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阿英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抗战期间的文学》一文，强调文学与抗战的关系，号召作家为抗战服务，创作战时形势，配合抗战。指出：“为着保障战争的胜利前途我们不得不更进一步的向全国的文艺家要求，希望在共同努力下，能更广泛的把读者对象伸展到广大的小市民里去，工农大众中去。”而在延安，《红中副刊》创刊第一期中，丁玲就将手中的笔归入了战斗武器的行列。“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

同时，战争宣传亦要求文学成为抗战的一部分。“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战争时期，公众舆论和宣传是最需要人们下大力气的。被人们视作心理问题的战争行为，可以用士气（moral）来阐述。一个士气高涨的国家能够完成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只有在出现严重对抗时才能被估量。高昂士气的传统标志是积极性、决心、自信、没有吹毛求疵的批评和抱怨。几乎每一项事实都暗示了士气的高低。”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从其建立的那一天起，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就成为其一切工作的基础。1936年，在延安立足伊始，中共就将“文”的战斗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文协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更在1937年7月23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明确要求“新闻、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敦促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成立的典礼上，要求作家：“应该坚决到前线去，把日本这条野牛怎样过黄河，如何奸淫抢劫，朱德如何打它，老百姓如何组织起来等等，谱成歌，演成戏，写成文章。”而作为当时军队的最高统帅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报告中则从反面以敌人战争“宣传”的威胁来说明宣传之于战争的重要。正如美国学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在其《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所言：“所谓宣传，其实就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战争中敌我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将文艺作为宣传的武器。面对侵略者的颠倒黑白，艺术家们除了以自己的创作乃至整个生活投入战斗之外别无选择。现实生活需要战斗的作品，而现实生活本身也全部是战斗。

1938年5月2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解放》上刊登了《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中国文化的存亡是取决于民族的存亡的，如果中国民族灭亡，那就将是中国文化的灭亡，而这点正是需要我们全国文化界人士来深刻认识的。全国文化界人士正需要从这个认识来决定自己在这大时代中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文化界人士需要把自己文化的工作和抗战的工作相结合起来，而且要一切文化的工作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政策制定者的目的是确保宣传活动准确地反映国家的战争目标，并且支持这一目的取得的成果。宣传者的目的则是确保战争目标并保证他们的宣传活动取得最佳效果。”在战争面前，艺术家和政治家获得了高度的趋同。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论持久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演讲。其中，毛泽东单列一节专讲政治动员问题：

 

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新中国成立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

如果说“‘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的话，那么延安时期的文学就是更为具体的关于“抗战新中国成立”的民族国家文学，是浸漫于战火硝烟之中的缪斯，在当代视角下也许会显出一定的政治的“盲从性”，但是，当我们将视角移至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回到当时的文学所置身的舆论场中去，也许很多研究者会发现离开历史的本真去一味进行所谓本质性的探讨和价值评判，对历史及其人物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