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成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学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老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大军的会师，形成了空前宽广的团结局面，团结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团结的文艺基础是“毛泽东新文艺方向”。对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要求从新区来的朋友，“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则是你们的绝大多数所已经熟悉的”。他重点说明了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与“工农兵方向”的完整阐释。大会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应该以“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为基础，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去和人民大众结合，逐步成为“自觉的运动”。此后，“人民”成为文艺工作者书写的主题词，反映新时代、新人物的人民文艺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的底色，整体上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困境中奋起求生存的伟大力量，展示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血脉，初步建构了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迎来了“十七年”文学艺术的繁荣。

但是，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也被片面理解、误读甚至歪曲。郭沫若曾评论《讲话》“有经有权”，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所谓“有经有权”是指《讲话》中有的内容总结了文艺的普遍规律，是“经”久不变的，有些则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具体情况所做的思考，是权宜之计，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会发生变化。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主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革命的主体工农兵是时代的主人、人民的主体，文艺“主要为工农兵而创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文艺大军“会师”之后，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人数众多，而且一般都带着旧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而投入到新社会，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的“工农兵方向”，进行思想引导，鼓励他们表现新生活和新人物，树立新的价值观是必需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党的工作重心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人民的群众基础扩大了。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人民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已从最开始基于阶级立场和身份的划分逐渐发展到宽泛的指涉。那么，与此相适应，文艺服务对象的范围也应该有新的变化，除了工农兵之外，凡是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分子，都应当是文艺的服务对象、工作对象。遗憾的是，当时未能及时作出调整；相反，实践中出现了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狭隘地理解为“只能写工农兵”，把熟悉工农兵与熟悉社会上别的人对立起来，造成了创作题材选择的狭窄、人物形象单一的现象，使文学艺术这一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被限制了发展的空间，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创造和繁荣。加上没有很好地区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标准第一，政治权力直接介入文艺，进行粗暴干涉，造成了一些作品和作家的不幸。毛泽东针对文艺和文化建设上的“单打一”等片面化、绝对化倾向作出调整，提出了“双百”方针以推动艺术的发展。但不久党的指导思想向“左”的倾向发展，“左”的文艺路线大行其道。1966年2月，江青等人召开了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将“左”的文艺思潮推向高潮，提出了“极左”的“三突出”原则，以至于工农兵“成为一个先验和抽象的概念”，只能被作为“高大全”式的英雄歌颂。工农兵形象疏离了真实的生活，从根本上违背了《讲话》的精神实质，文艺背离了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成为毛泽东当年所批评的“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工具。造成了全国八亿人民只剩八个样板戏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文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调整了党的文艺政策。他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人民是我们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是我们社会的性质，从这个国情出发，“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而文艺工作者“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邓小平既继承了毛泽东以人民群众为本位的文艺观，又进一步拓展了人民文艺的内涵，发展、丰富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表现出浓郁的人民性，为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拂去历史的尘埃，显然，“文艺为人民大众”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目前文艺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且更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践行课题。

在市场经济下，在消费主义社会文化语境里，往往是娱乐至上。表现在创作上，则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唯美主义的极端，有的则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在题材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帝王将相题材作品构成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各类节目高举“娱乐”大旗，为追求收视率花样翻新，制造娱乐看点。在这些娱乐中，文艺大众化走入歧途，背离了《讲话》注重“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和“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提高人民素质，培养造就全民族健康向上精神的主旨。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这个讲话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舆论格局中更好地体现党的主张、更好地反映人民心声指明了方向。

一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发展的历史，也是共产党人对文艺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划时代的文献，它的基本精神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