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总是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新内容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指明了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为这次全会做总结时，毛泽东又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具体意见，他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项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进，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逐渐向城市转移，毛泽东从这一新情况出发，对城市工作中怎样贯彻群众路线这个新问题作了具体明确的阐述。当时，有些干部对城市工作中应该依靠谁的问题认识不清，认为应该依靠城市贫民，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依靠资产阶级。对此，毛泽东指出，城市工作应该依靠工人阶级。他对城市工作中群众路线的内涵作了如下阐述：在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针对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他强调，要“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各地要及时“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这就抓住了城市工作中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关键。同时，他又“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中指出：“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工作任务的变化，党的群众路线要求的“依靠群众”的范围也应有所变化。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指出，在即将到来的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这就是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扩大了“依靠群众”的范围。在指导铁路工作时，毛泽东更明确指出，“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的范围不仅包括“工程师”这样的“内行的人们”，而且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在内。他特别强调：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最底层群众，这是基本的。他说：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或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这番话的精神无疑适用于经济工作的各个领域。

在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时，毛泽东把实行群众路线放到第一重要的位置，把是否动员了群众、是否发动了群众，作为衡量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一个标尺。

以抗美援朝为例，毛泽东特别重视面向群众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他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51年夏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更把它推向新的高潮。一年间，全国人民捐资总值当时足够购买3700多架战斗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认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关键的是要走群众路线。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也特别强调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四清问题”发展而来。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在经济上迫切要求社、队认真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毛泽东注意到群众反映的这一新情况，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要及时地到群众中去，指导开展以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以后，他又指导进一步总结各地的实际经验，扩大“四清”范围，发展为包含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教育运动，“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在领导这场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应该推广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经验。当时浙江诸暨创造了好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他着重指出：“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后来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运动走错了方向，以后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