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闯过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关，形成统一战线法宝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确定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成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上层和部分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要求一致抗日。在此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一到陕北，就立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重大调整。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中共中央又逐步作出了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方针的决定。随后，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进一步会商，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和侵略锋芒下，他们具有抗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引诱下，他们又具有动摇性。在国内阶级矛盾面前，一方面，他们亡共灭共之心始终不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贸然反共而背上“萁豆相煎”的千古骂名。

1941年1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这种两面性的集中表现。起初，毛泽东提出要做好最坏的准备，甚至要准备出现第二个“四一二”反革命事变。随后，经过“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斗争，使得国共两党的政治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党的变化，“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通过“皖南事变”的斗争，毛泽东得出几条重要的结论。其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叛变投降，也绝不会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其二，指导国民党政府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作战，不积极反汪、反汉奸，有时还与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其三，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如果我们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其四，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

经过整个抗日战争的实践，毛泽东系统地验证了中国广大的中间阶层乃至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特性，掌握了中国各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底线，从而为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策略基础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运用，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