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土地公有思想兴起综论

自进入近代以来，人们广泛而普遍聚焦于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公有思想密集呈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现象。

1．土地公有思想兴起之原因

鸦片战争以来土地公有思想的勃兴，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这具体可从内因、外因两大层面进行分析。

从内因来看，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已为各种政治力量所注意到。土地集中的加剧与地权关系日趋恶化，是土地公有思想兴起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农业国而言，“土地”往往因其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备受关注；加之土地占有不均是历史上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常态，这也就决定了地权问题一直是社会问题的中心。具体就中国而言，纵向来看，土地所有权关系发展的趋势使矛盾逐渐凸显。“由唐至宋元，地主制经济进入正常发展阶段。封建地权，集中分散变动无常”；“到地主制经济进入高度发展的明清时代”，“人身依附关系已不是主要问题，而封建地权变成了主要矛盾”。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近代。“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地权分配，已集中得相当严重了”；鸦片战争之后，“不仅广大农民群众很多迅速陷入破产的境况，就是小土地出租者和中、小地主，也多有败落下来的。这些人被生计所迫，不得不把仅有的少量土地忍痛出售，而这也就是缙绅、豪强、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大显身手，兼并土地的绝好机会，使土地集中的过程更加速了”。“土地分配不均情况，与其前相比，有加无已”。土地占有的集中，使农民失去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日趋贫困化。同时，“伴随出现的便是失业队伍——‘浮口’或‘游食者’的急剧扩大”。“这种情况在40年代中（指19世纪40年代——引者注），已构成一个社会问题”。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中心支柱上的”。这样，西方列强对华的破坏、劫掠、勒索，以及清政府的加赋、勒捐、科敛、骚扰等等，“其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地租、赋税、利润等等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杠杆，直接、间接地落到小农身上”。农民在缺乏土地而无法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背负着沉重的赋役负担，于是便或沦为流民或揭竿起义，以土地为中心的社会矛盾由此尖锐化。

因此，地权关系不良，便成为滋生与孕育土地公有思想的温床。历史上地权关系的失衡，往往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也是改朝换代的经济动因。农民起义往往打着“均贫富”的口号，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太平天国运动也正是因近代地权关系的恶化而导致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农民大起义。不过，它虽也以土地所有权的重新调整为号召，但与以往农民起义要求均分土地、直接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所不同的是，洪秀全提出了土地公有的思想，要求在实现“天下为公”的基础上，平均地将土地使用权分给农民。

近代地权关系失衡的另一个后果，是农业生产的凋敝与农村经济的破败，及其导致的国民经济落后、国势羸弱。因此，康有为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从土地生产角度入手对地权关系进行了思考，提出土地公有的思想。他认识到私有制的弊病，“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群私其群，国私其国，谋用是作，兵由此起，一切苦恼，永无穷极”; 并且，在地主土地私有制下，不仅农民的生活极其贫困，而且还阻碍了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因此，要将土地私有制打破，实现土地公有，进而开展计划经营与规模化作业，发展农村经济，进而提升国家实力。彭明等强调，“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主要是以中国传统理想为背景，是中国近代灾难深重的产物”。因此，康有为的土地公有思想也是“中国近代灾难深重的产物”，是对近代农民、国家灾难深刻体悟的结果。

土地的丧失直接导致农民的贫困，基于对农民命运的同情以及自身信仰及拯救苍生的信念，以马林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土地国有思想传入中国。他在觉察西方土地私有之弊的基础上，接受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思想，并将其与中国固有的土地公有思想相糅合之后，在华传播开来。他直接影响到孙中山等，促成其“民生主义”的提出。并且，“这种土地国有思想在1905年之前的传播显然有利于此后人们理解和接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此外，马林还对土地私有制进行了抨击，这“对于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存在的地主与农民两大社会矛盾，通过土地革命寻找中国未来的出路，也富有启发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暴露出极其严峻的社会危机。孙中山在洞悉欧美社会出现的这一系列严峻危机的基础上，为避免中国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重蹈西方覆辙，强调要解决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社会问题，举政治、经济革命于一役。因此，孙中山接受西方的土地国有思想，有鼓吹革命、发动革命的目的；而其根本着眼点，则是要为解决未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将会出现的土地问题，维护与保障经济公平与社会正义。

因土地占有不均，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这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土壤。无政府主义强调财富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主张消灭一切私产，主张消灭地主、资本家等一切财富的占有者。因此，这对于土地所有权而言，就是强调土地公有。

具体再就外因而言，土地公有思想的勃兴，是受近代西方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发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西交流也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西方土地国有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土地公有思想的传入与传播，自然是中西交流逐渐深入的结果。然而，洪秀全的土地公有思想却也明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美国学者史景迁评价说，“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洋思想让年轻的洪秀全深为着迷，其中以某些基督教教义影响他的命运最深。洪秀全刚接触到这个宗教不久，但他的内心有一部分与时代的脉动相契合，使得他对基督教里头的一些要素作了字面上的理解，深信自己是耶稣的幼弟，天父交付给他特殊的使命，要把神州从满洲妖族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带领着选民，到他们自己的人间天堂去”。洪秀全将基督教教义中的若干因素与中国固有的土地公有思想糅合一起，形成了他的土地所有权思想。康有为也借用西方社会经济情况作类比，强调其土地公有思想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此外，他的土地公有思想也受到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思想的影响。

至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土地国有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土地公有思想，他们所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痕迹，就更为明显了。陈诚曾忆及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思想时说：

国父于民国前十五年（一八九六年）初次游历欧美时，适值欧美各国正在热烈倡导土地改革运动。如美国亨利·乔治氏（Henry Georgy）倡土地单一税制，英人约翰·穆勒氏（John Stuart Mill）主张土地涨价归公论，德国达马熙克氏（Asolf Domaschke）组织土地改革同盟运动，以及苏俄之实行土地国有，澳洲之推行地价税等，都在热烈进行中。国父耳闻目睹，对有关土地问题之各种学说理论，均有极湛深之研究。对于我国历代土地改革之历史，自更批隙导窾，洞识其利弊之本源。因之综合中外，斟酌古今，创为“平均地权”之论，以为晚近中国土地改革之倡导。

2．土地公有思想兴起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虽然，追求土地公有的社会理想古已有之，但如此密集而广泛地呈现，且作为“政纲”（《天朝田亩制度》）以及“最高社会理想”（“大同世界”）等的提出，则属首次。土地公有思想的勃兴，在近代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对近代土地所有权思想，乃至整个近代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思想现象在近代史上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这是本研究深入展开的一个重要铺垫，也是准确把握土地公有思想反复出现，并与其他所有权思想纠葛不清的关键，更是了解土地公有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之锁钥。这一问题可以从长时段来综合把握。

首先，从“承续”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以来土地公有思想兴起，是历史上土地公有思想发展的继续。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公有制度心存向往。这一公有理想，在农业社会尤指“土地”的公有。农民与地主围绕土地所有权的争夺，反映在思想层面，就是地主所有与农民所有两种所有权思想的斗争。出于对原始土地公有制的怀念以及对现实土地所有权状况的不满与对未来土地所有权分配的憧憬，土地公有思想一直就绵延不绝、潜流汹涌。它延续至近代，直接构成洪秀全、康有为等土地公有思想的一部分。

先来看洪秀全的土地“公有公用”思想。洪秀全颁布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旨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即解决历史上一直以来存在着的农民所有与地主所有两者之间的矛盾，至少在理想上是如此。他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其内涵是土地“王有”前提下，分散土地使用权；而其理论依据是，土地“公有公用”的思想。就其实质上看，这一土地公有思想，可以看作是历史上土地公有思想的承续。这是因为，洪秀全的土地公有思想，是其“大同”理想社会构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同社会的基本准则是“天下为公”，对应在“土地”上就是“土地公有”。洪秀全在“土地公有”这一基础上，具体阐发了土地分配的思想。他先强调土地公有，在“公有”前提之下平均分配。只是他的“公有”以“王有”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类似于古代井田制的土地国有制度。因此，追本溯源，洪秀全的土地公有思想，仍根源于古代“大同”社会理想。

康有为虽与洪秀全身份背景不同。但是，他的土地所有权思想，亦属于古代社会延续下来的“大同”理想中之一部分。《大同书》是康有为在继承古代大同理想的基础上，对其深入阐发的结果。“儒家学说以及外国历史的影响，使他成为一国际主义者，以至于大同主义者。”稍后传入的土地国有思想及无政府主义土地公有思想，虽然思想主体源于西方。但是，传播者们主动将其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相结合，尤为注重的是比附历史上的井田制。

与“承续”相对应，土地公有思想的勃兴还启发了后来萌发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此后，土地所有权问题愈来愈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它的顶峰；土地公有思想作为土地所有权思想中的一种，此后不断演变、强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公有制的逐渐确立。

土地公有思想的勃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首先，洪秀全的土地公有思想，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以及蕴藏在农民身上的巨大力量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革命者孙中山、毛泽东等。根据冯自由回忆，在1899—1905年间，孙中山在与梁启超、章太炎等讨论土地问题时，就明确表示受到洪秀全与亨利·乔治的影响。

孙总理在乙未（一八九五）九月广州失败之后，即漫游欧美诸国，考察政治社会各宗状况，对于社会问题尤热心研究。在乙亥庚子间（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与章太炎、梁启超及留东学界之余等晤谈时，恒以我国未来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为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土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其对于欧美学者之经济思想，最服膺者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单税论，即平均地权之思想所由起也。

1922年，孙中山《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再次将“民生主义”比附洪秀全的土地公有思想，“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毛泽东也看到了洪秀全对孙中山的影响，“我们知道领导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做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并且，毛泽东在更深层次上借鉴洪秀全的社会革命思想。他在分析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原因中指出，“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可以说，毛泽东从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失败中，看到了地主势力的强大。这促使他意识到要解决农民问题，乃至挽救民族危亡，都必须打倒地主势力。

康有为的土地公有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同书》中。梁启超曾将《大同书》比喻成火山喷发与地震，“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麦孟华在1912年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也论及《大同书》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至刻《大同书》，必万万不可，人人皆饮狂泉，狂只文一事耳，余无关更张其焰，则燎原滔天，不可向迩矣。”当代学者汪荣祖更是强调，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突破传统的超时代产物”，“基本上构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乌托邦，吸纳了传统以及西方的影响，无疑在近代乌托邦思想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康有为因建构“天下为公”的乌托邦社会而阐发的土地公有思想，确实是极其先进的，这至少在反对地主垄断土地层面上。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土地公有与农业生产的计划化、机械化等有机结合，将对土地所有权的思考最终落实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在他看来，“农业不应仅追求维持生产者的‘生计’，而是大量生产，提供市场之需，以获得利润”。

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学说，则直接构成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并为1905—1907年的土地国有论战做了思想准备，也为土地国有思想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此后，土地国有思想一直作为国民党奋斗的目标，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土地改革”主张的提出。

无政府主义土地公有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亦极为深远，它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相伴始终。无政府主义在近代史上存在的时间极长，直至1929年“无政府主义的最后一个重要刊物”——《革命周报》被取消，“把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推向了终点”。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乃至40年代，作为个体的无政府主义者仍然还很活跃。至于无政府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具体作用，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未广泛传播开来之前，无政府主义对近代社会变革发生着积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后，它在反封建、反专制层面上也还具有进步性。无政府主义土地公有思想，自传入中国后，历经刘师培、刘师复以及江亢虎等的努力，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初，存在时间长且影响深远。如它所产生的一个最直接影响，是为1905—1907年的土地国有论战提供了思想、人才上的准备。张继、李石曾、马君武等都是由早先积极介绍土地公有思想、反对土地私有制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斗士。后来，刘师复、江亢虎等对土地公有思想的传播，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辨别，都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人们接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近代以来，土地公有思想兴起的另一重大意义，还在于它揭露出土地私有之弊。土地公有论者强调，土地作为全民之公产、共产，应归公共所有，人人都可以使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主坐享地利、不劳而获，不仅导致农民生活困苦，而且阻碍生产发展，影响农业现代化。自此之后，土地公有思想作为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地权理想，贯穿于整个近代历史时期。

土地公有思想直接针对土地私有制下的各种弊病。因此，土地公有与私有两种思想之间的纠葛、矛盾也将自此拉开序幕。此后，土地所有权思想大体上围绕公有、私有两种形式，不断发展、演变。但是，随着土地私有之弊的不断被揭发，以及土地公有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两者的社会认可逐渐拉开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