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现代诗歌中生存探寻的研究，本书尚属破冰之作。以往与本书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不能形成宏观视野，不能反映整体走向。这一研究课题虽在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中以及前文所谈到的有关存在主义的研究中有所涉及，但是先入为主的理论将这个完整的创作现象切割得七零八落。

一 作家作品研究

由于本书涉及的作家作品很多，在此不可能对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一一予以评介，只讨论一些有代表性的重点作家，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现状散见于其后的相关章节之中。

关于冰心的诗歌，以往关注较多的是其中的基督教精神和“爱的哲学”。一般认为，冰心并不是基督徒，她是把耶稣作为现实人格来敬仰的，同时基督教作为文化资源促生了“爱的哲学”。

其实，冰心作品中的虚无意识很早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如阿英曾将其作为一种“不正确的倾向”予以批判。此后，随着冰心创作的转向，这种“不正确的倾向”很少再被提起。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冰心作品中对于“人为什么存在和存在于何处”的追问，“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但仍然是从基督教和“爱的哲学”角度切入的。例如，汪卫东的文章注意到冰心所表现的生命的虚无境遇，但是同时将“爱”夸大到极致，将其视为冰心的坚贞信仰，仿佛冰心在爱的灵光下远离了虚无。事实上，从冰心诗歌和散文来看，她对于“爱的哲学”也是怀疑的，无法构成信仰，最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刘岸挺的文章与汪卫东文大同小异，虽然涉及“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但是同样将其归结于“爱”。此外，王学富的《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盛英的《冰心和宗教文化》（《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等文章在探讨冰心的基督教问题时涉及生存探寻，但仅仅是一带而过。

探讨冰心诗歌中的基督教意识和“爱的哲学”的文章和著作非常多，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这类文章即使涉及生存探寻，也是将其纳入前者的理论框架之内。事实上，从“爱的哲学”和基督教的角度来谈生存探寻，纯属本末倒置。贯穿冰心诗歌创作的核心精神既不是“爱的哲学”也不是基督教精神，而是生存探寻，具体而言就是对虚无的反抗。冰心不仅不信仰基督教，也不相信“爱的哲学”，这二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她的作品，是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虚无境遇，不能接受无意义的生命状态，所以四处求救，在基督教那里寻求意义，在泰戈尔那里产生相见恨晚之感，并在此基础上创生了“爱的哲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反抗虚无，为生命寻求意义。同时，不论是“爱的哲学”还是基督教都不能让冰心信服，她多次在作品中予以质疑，并承认这些都不过是对抗虚无的权宜之计，所以它们不过是生存探寻之路上的驿站。只有从生存探寻的角度分析冰心的诗歌，才能抓住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精神主脉，不仅正确认识和估价“爱的哲学”和基督教精神，而且重新认识冰心的诗歌。

与冰心诗歌的研究现状不同，关于冯至诗歌特别是其《十四行集》中的生存探寻，前人已经做过很多研究。其中，解志熙的《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论冯至的创作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4期）和《诗与思——冯至三首十四行诗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马绍玺的《生存意义的关怀与探寻——读冯至〈十四行集〉的一个视角》（《思想战线》2001年第3期）、张桃洲的《存在之思：非永恒性及其魅力——从整体上读解冯至的〈十四行集〉》（《名作欣赏》2001年第6期）等文章都以此为重点内容。但是，上述研究过度依赖存在主义理论，将复杂的文学史现象简单化了。与之不同，顾彬的《路的哲学——论冯至的十四行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王泽龙的《论冯至的〈十四行集〉》（《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冯金红的《体验的艺术——论冯至四十年代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等文章同样涉及《十四行集》中的生存探寻问题，但是没有受到存在主义的制约。另外，殷丽玉在《论冯至四十年代对歌德思想的接受与转变》（《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和《冯至与德国浪漫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中对冯至存在主义以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文本出发，认识到冯至诗歌中生存探寻的复杂性不是一种西方存在主义理论可以解释清楚的。冯至对于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多种理论观念都是半信半疑的，他有时不安于孤独，喜欢“关联”，有时又质疑诺瓦里斯的“关联”。对于存在主义的“选择”与歌德的“蜕变论”也表现出犹疑的态度，希望抓住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他的所谓“向死而生”常常是出于无奈，其中隐含着悲观与绝望。所以，用任何单一的理论形态来定义冯至诗中的这种现象都是违背事实的，只有将其置于生存探寻之路上才能够得到正确解释。

近年来，对穆旦诗歌的研究一直很热，但是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文化大革命”后，穆旦的诗歌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最初是作为九叶派诗人的最后一叶登场，其后穆旦诗歌的地位迅速上升，今天穆旦的光芒甚至已经掩盖了整个九叶派。对于穆旦诗歌成就的评价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初《赞美》成为穆旦的代表作品，这显然是以艾青诗歌的标准来评价穆旦成就的，其后，其身体意识、宗教意识先后成为研究热点。

研究穆旦的文章几乎都会涉及生存探寻，对于生命的形而上观照，对于虚无处境的揭示，但是将穆旦诗歌中的生存探寻现象作为独立的问题予以研究的尚且很少。他们或者关注宗教，或者关注“肉体”，却没有注意到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精神主脉，这就是生存探寻。不论宗教还是“肉体”都仅仅是生存探寻之路上的驿站，或者说是穆旦漫长而痛苦的精神旅程上的小憩，也只有从这条没有终点的精神之路出发，才能够理解穆旦对于宗教和“肉体”时而信仰时而怀疑，并最终将其丢弃的原因。相对而言，王毅的文章与本书所关注的问题较为接近。

路易士的诗歌也与生存探寻密切相关，当前中国大陆对路易士的研究很少，较有价值的只有罗振亚、陈世澄的《感伤又明朗的缪斯魂——评路易士30年代的诗》〔《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潘颂德的《论纪弦大陆时期的诗歌创作》〔《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其他还有周良沛的《现代派诗人路易士》（《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6期）、章亚昕的《纪弦的“三级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张曦的《诗人档案——从路易士到纪弦》（《书屋》2002年第1期）等。在一些现代派诗歌研究、文学史研究中，涉及路易士的内容也不多，这或许与他有着无可辩驳的历史污点有关。在上述研究中，很少涉及路易士诗歌中的生存探寻问题。罗振亚、潘颂德虽然看到了这一点，却予以反面的评价，将其概括为“虚无思想与绝望的心境”。王文英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一书中只简单提到路易士的某些诗歌“表达了某种危机感、恐怖感或虚无感”，并没有做进一步探讨。本书由于引入了生存探寻的视角，使得路易士诗歌中的深刻内涵得到充分展现。路易士的诗歌不仅充满虚无体验和反抗虚无的精神，同时富有身体意识。在此基础上，他将二者结合，踏出了独特的生存探寻之路。

关于废名的诗歌，从佛禅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很多，也是主流。近年来，也有些文章开始突破这种研究思路，刘勇、李春雨注意到废名诗歌“对人类、宇宙，对生与死，对现实与梦幻等问题的整体性思考”，认为“废名对佛教禅宗的切入和痴迷，恰恰是与他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某些本质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张洁宇也谈道：“废名的禅意更是一种‘哲学’，一种关注生死问题的哲学。……很显然，废名希望以文艺的形式探索生命哲学的内容。”本书也是从这种角度进入废名诗歌的，揭示在佛禅背后所蕴藏的诗人对于生命本质、生存意义的探寻。

关于宗白华的“小诗”，近年来的研究不多，一些文章涉及本书内容，但是没有作为问题展开。这些文章认为，宗白华的诗歌“增强了关于生命本体的审美内涵，它引领着新诗诗人在大自然中去获得生命，在社会中去享受充沛的情感，并融汇于对人类生命存在的诗意倾听与哲学的感悟”“是对生命存在的真切体悟和对理想生命境界的无限渴求”“具有明显的形而上意味”。另外，赵君的文章《寻觅宇宙间的“美丽精神”——比较诗学视域中的宗白华形上诗学》〔《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虽然不是对宗白华诗歌的研究，但是涉及的问题与本书相近。他认为，贯穿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其对宇宙精神和诗意人生及生命节奏的哲思”。笔者认为，宗白华对于“大优美精神”的追寻正是一种生存探寻，那种蕴藏在宇宙中神秘的不可定义的精神，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雅斯贝尔斯的“大全”具有同样的性质。

林徽因的诗歌由于受到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影响，人们往往喜欢在新月派的背景下谈论林徽因，忽略了她作为一位身世独特的女诗人对于时间与生命的独特感受。其实，从林徽因的第一首诗到40年代的诗都蕴含着观察生命的超越性视角，所以有学者专门著文探讨林徽因诗歌中的哲学意蕴。本书在涉及林徽因的章节中探讨了她如何在自然时序中体验时间的无情流逝，直面虚无。

本书涉及的诗人很多，以上仅就书中较为重要的诗人研究现状做了简述，其他诗人诗作则散见于相关章节之中。

二 思潮、流派研究

虽然关于生存探寻的研究革新了对很多诗人、诗歌的认识，但是个案研究并不是研究重点，本书以中国现代诗歌作为研究范围，生存探寻是一种创作现象。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限，相关的成果只零星地出现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另一个是有关存在主义的研究。

按道理说，在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中应该有一些类似的研究成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罗振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基本上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张同道的《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陈旭光的《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中，只是在论述具体诗人和创作群体时偶尔涉及，也是一带而过。在曹万生的《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只在“现代派诗的病态美”一节中有所涉及，也是一带而过。相对而言，反倒是较早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孙玉石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谈得较多。在谈到“‘中国新诗’诗人群”时，用一节的篇幅集中讨论了他们诗歌中的“玄学”内蕴，其中涉及本书所研究的内容。但是该节探讨的是“哲理性沉思”和“抽象思辨”，其中既包括形而上也包括形而下，既有终极层面的思考，也有“现实世界与人生的沉潜性观照”。同样，在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先是在研究具体诗人与诗人群体的章节中涉及本书的研究领域，在最后一章里，用一节的篇幅探讨了与生存探寻较为接近的现象。但是研究者的重点显然不在这里，所以没有充分展开。

总的来看，在当前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范式中，研究者更为重视“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在融合中西的前提下，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改造。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思路是正确的，但是这也使得西方诗歌中像生存探寻这样的形而上的内容滑出了研究者的视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前，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相比，中国诗歌更为关注现实社会以及经验层面，对于超验的、形而上的层面较为冷漠，这也是符合事实的。但这只是在西方背景下所呈现出的相对欠缺，如果将其置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背景下，却是相对充盈的。从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这类内容以及在此之上所形成的精神品格，是很有限的。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诗歌乃至文学的发展来看，却是空前丰富的，而这正是中国现代诗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建树之一。

上一节已经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所涉及的关于存在主义的研究，但是具体到现代诗歌，能够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对象很有限。汪晖、彭小燕的研究对象是鲁迅，张清华的研究对象是当代诗歌、先锋文学，解志熙的文章只详细阐述了冯至的创作。杨经建主要是梳理存在主义创作思潮，从现代文学这段文学史来看，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基本上没有超出解志熙的视野，关于诗人还是只谈冯至，只是《从存在的焦虑到生存的忧患——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论之二》（《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一文将穆旦纳入了存在主义流脉。

由此可以明白，在所谓存在主义文学研究中，能够进入研究者视野的现代诗人只有冯至与穆旦（穆旦仅仅是一带而过），尚且不足以构成一种独立完整的创作现象。正如前文所言，这是因为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把原本丰富的对象变得干瘪、单薄。所以，只有从文学史的实际出发，突破西方理论的束缚，才能使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生存探寻作为一种完整的创作现象得以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