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存探寻：一种创作现象

人不仅需要现实层面的价值关怀，也需要超越层面的终极关怀，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充当的就是首先必须问及其存在的存在者”。在传统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儒、释、道是互补的，儒注重现实关怀，为人的精神提供现实层面的价值关怀，释与道则提供了个人超越之路。不论是“禅悦”还是“逍遥”，都是要在终极层面上给予生命价值庇护，虽然最终得到的只是一种“乐感”。刘小枫在分析屈原自杀现象时精辟地分析了这一点。王维与苏轼不会自杀，正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种立足于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现实中的挫折只是外在的“穿林打叶声”，在一个超然的主体心中，永远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传统价值体系轰然倒塌，不仅“孔家店”被打倒，释与道同样遭到重创。与此同时，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为中国人提供了现实层面的价值关怀，科学与民主则在器用层面上为这一目的服务。但是超越层面的价值关怀仍然缺失，个体生命失去了自我超越之路，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形而上文化层面的缺失”。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生存探寻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场的。对于诗人而言，尤其不能容忍精神的漂泊无依，不能接受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虚无状态。刘小枫曾经说：“现世（可见世界）与超验的意义世界（不可见的世界）之间的中介者就是诗人。”王岳川也认为：“艺术在最为本真的意义上把握住了人的生存的意义问题。艺术以其对生活世界之谜的彻悟而揭示了人感领生活意义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人性与世界关系的真实价值。”在此意义上，为生命寻求终极层面的价值关怀就是诗人不可摆脱的宿命，生存探寻也就是中国现代诗歌中必然的创作现象。

作为在特定时代、特定文体中出现的创作现象，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生存探寻具有以下特征。

（一）对生命虚无处境的认识与反抗

身处文化转型时期，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只注重实用层面，缺乏形而上的关怀，作为对于人的终极意义尤为敏感的诗人，必然会遭遇虚无的困扰。在现代科学所展现的宇宙图景中，人不过是一粒微尘，在铁的自然法则面前，人对于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来自茫茫无边的黑夜，去向茫茫无边的黑夜，生命不过是“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有感》）。在现代社会中，常人沉醉于自欺的状态，在种种无聊的消遣与虚假的意义中耗尽生命。这样的虚无境遇显然是诗人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揭穿种种谎言，彰显虚无的本相，一方面为生命寻找意义，创造意义。

在中国现代诗歌中，冰心的诗是以虚无为底色的，正是因为要反抗虚无，她才会走向基督教，才会与泰戈尔有相见恨晚之感，才会到自然、母爱与孩子中寻求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功能性的意义：“爱的哲学”。冯至的诗同样萦绕着浓厚的虚无感，生存哲学不过是他反抗虚无的一种方式，杨家山上的一草一木引领他走上反抗虚无的精神超越之路。穆旦对于虚无有着尤为刻骨的体验，他残忍地揭去现代社会的种种伪饰，彰显生命的残缺、社会的荒诞。他在现代社会中挣扎、呼号，正是要寻求意义以反抗虚无。这样的诗人还有许多，例如，林徽因、李广田、陈梦家等在自然万物的变幻中看到生命的短暂易逝；金克木不能接受现代科学视野中人的处境，希望从宗教中寻求意义；路易士为了摆脱虚无的纠缠，在“身体”中寻找超越之路；卞之琳在学者的睿智中，认识到生命的虚无；废名沉溺于禅宗；宗白华追寻宇宙中的“大优美精神”……他们都是因为不能忍受生命的虚无处境，不能忍受终极意义的缺失，所以四面出击，多方求救，渴求意义，以反抗虚无。

（二）无法定义、不可言说的终极意义

正视虚无，反抗虚无，为此而追寻终极价值关怀，寻求一个最终的精神家园，是这些诗人的共同追求。但是除去极少数诗人之外，他们都无法踏上这个最终的家园，这个终极的精神伊甸园永远摇曳在前方，永远处于不可抵达的彼岸。它是无法确定的，不可言说的，随着诗人探寻的脚步前移，它也随之向无限的前方展开。诗人常常是在痛苦挣扎中找到一种价值依托的，但是在片刻的欣悦之后，发现抓住的不过是蝉蜕，蝉声仍然从更为遥远的彼岸传来。

冰心诗中的基督教是这样，“爱的哲学”也是这样，她既不信仰基督教，也不相信“爱的哲学”。正如茅盾所说，它们不过是冰心“灵魂的逋逃薮”和“橡皮衣”。在此意义上，基督教和“爱的哲学”都是她在生存探寻之路上创建的意义驿站，最终的意义永远遥不可期。冯至对于存在主义哲学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事实上他对于存在主义充满怀疑，对于“选择”“蜕变”“关联”也只是半信半疑。他所期望得到的，不是“选择”，而是占有全部的“选择”，他渴望的是一个万全永生之“我”。杨家山上的一草一木为他敞开了一条精神超越之路，但是那蕴含在自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无法确定、不可言说的。他只能敬畏地接受自然的引领，却不知道那引领自己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将被引领到哪里？穆旦的痛苦，可以说是痛苦到了残忍的程度，他将自己的血肉之心放在虚无的毒汁中烹炸，他的诗就是这颗血肉之心撕心裂肺的哀号。不论是宗教还是“肉体”，只是他在生存探寻之路上的精神小憩。宗白华好像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依托的终极存在：宇宙中的“大优美精神”，但那只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他无法予以明确的描述，事实上所谓“大优美精神”仍然是不可定义、不可言说的。废名在禅宗里得到了慰藉，但是禅宗本身并不构成超越，而是反向地自我消解，是在“禅悦”造成的假象中，遮蔽了虚无，消解了生存探寻。

（三）体验性

诗歌中的生存探寻，与哲学不同，必然强调体验性。诗是体验，不是科学的公式，逻辑的演绎，没有具体的生命体验就没有诗歌。诗人对于生存意义的追问注定是全身心的投入，是整个生命的行为，是知性与感性的交融，是肉身与智力的交融。从表面上看，诗的体验性决定了它不如哲学理论那样明晰，但这正是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推崇的，只有诗才能够保持与具体生命的直接关联，而不会像一些抽象理论那样，在不断的抽象中走向僵化，远离生命而去。

（四）个人性，即与国家、民族等集体本位相对立的个人本位

生存探寻是对于个体生命终极意义的精神探寻，它立足于个体生命，是个体生命的自我追问、自我超越，是个体生命向自由与无限境界的飞升。就诗歌本身来看，诗歌是一种个人的艺术创作活动，现代诗歌尤其强调表现个体生命经验。祈求于他者的精神超越不可能在诗歌创作中实现，至多只能在诗歌中得到表现，而其本身并不构成生存探寻。就中国现代诗歌史来看，这些诗歌都出自自由主义诗人笔下，至少在他们创作这类诗歌期间属于自由主义诗人。

在此基础上，可以给予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生存探寻以一个严格的界定。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生存探寻就是诗人在创作中通过体验追问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寻求终极关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存在者的诗人从日常迷醉中猛醒，直面虚无的生存境遇，并通过反抗虚无、寻求意义、创生意义使生命不断自我生成，实现生命的超越。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生存探寻具有三个基本属性：个人性、体验性、超越性。所谓个人性是指生存探寻的主体是个人。所谓体验性是指生存探寻的方式是体验。所谓超越性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一个探寻生命终极意义、寻求终极关怀的过程，也就是追寻“存在”（海德格尔）与“大全”（雅斯贝尔斯）的过程，这个终极存在是不可确定、不可言说的，所以这种追寻是永无止境的；其次，由于获得了一种超越性视角，从形而上的高度俯视现实，从而揭开了伪饰的面纱，直面生命的虚无境遇与世界的荒诞本质。